碳税将涉及每个地球人
    碳排放问题是近一个时期全球炒作的热点和绿色经济的核心之一。温室气体将使地球气候变暖，会对人类生存造成重大威胁，而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因此要减少温室气体就必须限制碳排放。

二、中国应选准博弈位置，争得发展空间 

    目前中国一年60多亿吨的碳排放位居全球前列，如果中国不采取较大力度进行控制，碳排放峰值将上升到100亿吨。所以世界把碳排放的矛头对准了中国，围绕着碳排放问题针对中国的博弈在不断升级。目前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国家具有大量铀矿等核能资源和发达的核技术，印度的气候情况是不用采暖，虽然有使用空调的需要，但是空调不是必须的，中国北方取暖是必须的；对于巴西等国家由于有世界{zd0}的热带雨林固碳，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因此中国被国际的竞争对手所孤立。在实施碳排放的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进行的遏制战略。在现有能源中，天然气最清洁，石油燃烧排放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比较多，烧煤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多。而煤恰恰占中国能源七成以上。相比之下，法国70%的电力是核电，美国1/3 的电力是天然气发电。如果中国接受了既有水平上的碳减排限额，就相当于设定了煤炭产量上限、火电以及发电设备产量上限等等。

    同时，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钢铁、化工等重工业，在碳排放的背景下钢铁、化工产业的成本也将大幅度上升。而发达国家建设期早已经过去，钢的需求量少，而且钢的保有量多，可以回收大量废钢利用电炉炼钢。中国的钢需求量极大，但钢的人均保有量较少，主要只能用铁矿石炼钢，得用焦炭，二氧化碳排放无法减少。目前中国的人均电力消耗只有2149度，不及韩国的30%，假设到2025年，中国人均耗电也达到韩国水平，如果用煤炭发电，碳排放量xx一项就增加70亿吨。即便新能源等得到迅猛发展，减排了20亿吨，碳排放量仍然会多增50亿吨，从而使中国每年的碳排放量从目前的57亿吨增长到107亿吨。

    可能会有人说中国可以发展新能源产业，但是现有的电网技术，类似风电、太阳能这样的不稳定电源不能超过电网总容量的15%，否则会造成电压不稳定影响供电。也就是说，如果以当今的中国排放量接受碳减排限额，电力方面的新能源应用最多减排8.55亿吨。可能有人会想到核电，但是核燃料不是你可以随便买的，中国的铀矿产量保证不了使用，中国要是大量建设了核电站，铀从哪来？

背景资料：

据WISE(World Information Service on Energy )资料，截至2005年1月1日，世界已知常规铀可靠资源回收成本≤130美元/千克铀的可回收资源量约329.67万吨。其中回收成本≤40美元/千克铀资源量约194.74万吨；回收成本≤80美元/千克铀资源量约264.33万吨。世界{dy}的澳大利亚回收成本≤130美元/千克铀的可回收资源量约74.7万吨，其中回收成本≤80美元/千克铀资源量约71.4万吨。据近年中国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陆续提供的一批铀矿田的储量推算，中国铀矿探明储量排在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加拿大、美国、南非、纳米比亚、尼日尔、巴西、俄罗斯、乌兹别克等国之后居世界第10位左右，具备当前市场开采价值的不足10万吨储量，不能适应发展核电的长远需要。矿床规模以中小为主(占总储量的60%以上)。矿石品位偏低，通常有磷、硫及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矿产与之共生或伴生。

    所以假设设定了碳排放限额，中国的核电和新能源都是有限的和要看他人脸色的，而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以及节能建筑等即使抛开发电不稳定的问题不讲，这些能源需要的占地等等也是很大的资源，对于中国的人口密度也是有问题的。中国储量占据优势的就是煤炭，这样的结果就是新建火力发电装机容量将必须在国际市场购买排放权。按照现有的CDM机制推算，考虑到中国购买的量会达到约50亿吨/年，乐观估计每吨排放权售30美元，这些企业每年必须缴纳1500亿美元的排放费。实际上中国的购买量可能更大，每吨二氧化碳的价格可能会被炒到100美元。从而导致中国每年必须缴纳5000亿美元的排放费。这1500亿到5000亿美元排放费是无法抵消的，只能转移到消费者头上。此外，汽车用油的碳排放费还未计算进来，中国今年的汽车销售量超过了美国达到1200万辆，汽车一箱油就会产生200-300公斤的碳排放，四箱油就是一吨，汽车的排放量也是巨大的。所以在碳排放限额的情况下，中国的损失是巨大的，而西方把这样的限制宣传成中国的巨大商机，说什么中国可以进行碳交易牟利，实际上是一个利诱的陷阱，一旦给中国套上碳排放限额的枷锁，以中国的发展需要，将来需要购买碳排放指标的就不是外国而是中国了，而且那个时候的指标价格会更加高昂，就如当初中国出口石油的时候油价才20美元左右，但是到中国进口石油的时候油价就飙升很多倍了。碳排放也一样，因此对于这样的博弈机制，我们需要依据西方的规则给中国创造有利的博弈环境，不能被眼前利益所迷惑。

    对于西方给世界造成的历史损害，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已经公开的大言不惭地说：“美国无需对于碳排放历史内疚和作出赔偿。” 数据显示，发达国家人口总数不到全球的20%，但从1900年到2005年，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却占全世界的80%，1950年以前排放的温室气体95%都源自发达国家。而作为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至大气后，少则50年，长则200年不会消失。世界发达国家在自己大量排放取得发达以后，再以碳排放的理由限制中国而不提他们的历史。不把历史计算进来，不给中国同样的标准就是对中国的极大不公。

三、碳排放应强调公平

    对于各种宣传中的碳排放的提法有不同，对美国是“温室气体排放量”，对中国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两种提法有着很大不同。“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的减排是强制性的、{jd1}量的，而发展中国家则是相对减排，且并不具强制力。”对于发达国家是总量减排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减低碳强度，这里总量减排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在此基础上设定的减少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目标，总量减排会较大影响经济发展；而降低碳强度指的是产生万元GDP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降低碳强度只是降低单位GDP排放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西方却给中国加上总量减排的枷锁，而且提出以目前的排放量为标的。这样做的结果将是生为美国人，人均可以排放19吨二氧化碳；生为欧洲或日本人，人均可以排放8.5吨二氧化碳；生为中国人则人均只能排放5吨二氧化碳。同样生活在地球上，为什么要在碳排放上出现人与人的不平等。

    2009年涵盖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数研究报告显示，澳大利亚年人均排放20.58吨二氧化碳，超过美国的19.58吨，成为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人均历史碳排放总量计算，中国为66吨，而英国、美国人均高达1100吨二氧化碳，以历史而论，中国只是美英等国的近二十分之一；而2009年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85个国家里也排在第44位，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有4.6吨，不及澳大利亚和美国的1/4，很显然以现有碳排放标准确定排放指标对中国人是极大的不公平。 按照目前的碳排放30多美元的价值，美国人就要比中国人多享受400多美元的权利，而在将来很可能把碳排放的价格炒高到上百美元甚至几百美元，这样差别就有上千美元到几千美元，对于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当前收入水平，这是非常惊人的金额。人活着就需要呼吸，呼吸就会产生二氧化碳，人吃喝也要有碳排放，生火做饭和取暖也产生碳排放，人类社会生产力越发达，碳排放也就越多，因此碳排放是一项基本的人权，碳排放权利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空间和状态，没有碳排放也就没有生命。因此为了人类生存的共同利益需要限制碳排放，但也需要在人权上讲平等，对于xx的、高额的碳排放行为应当征税补贴穷困的低排放人群，而当今西方的碳税则是剥夺了穷人的利益满足富人的xx，国与国之间就更是如此了。因此对于碳排放问题首先要上升到人权层面进行考量，先明确碳排放权在人身上的平等问题，有了这样的前提才可以讨论其他问题。不能任由西方对中国进行限制时讲总量，贬低中国时讲人均，中国需要的是将有关问题与西方的人权挂钩，不允许西方搞双重标准，中国需要的就是世界人权上的平等。

四、 碳排放西方利益大于法理

    一直以来西方自称是法制和金钱决定的社会，而西方对于碳排放的计算恰恰违背了司法和财务的基本原则，违背了法理和惯例。司法原则首先是公平原则，也就是在碳排放上需要有公平的机制，也就是人的平等。另一方面，对于可以减排的各种能源大家有公平的、同等的使用方式和一个xx开放的市场交易机制，但是这个问题恰恰是西方社会做不到也不允许做的，那就是欧洲很多国家低排放是建立在核能大量使用基础上的，但是对于核技术、核原料西方却禁止很多国家拥有和研制，即使是中国这样的核国家也不能公开的按照市场原则购买核原料，如果你不能让他人与你同等的使用减排的技术和能源，不能让他人公开同等的购买和交易减排资源，你凭什么要求人家与你一样低的排放？ 

    发达国家减低碳排放的一个标准做法就是把高碳排放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从而达到本国的低排放，但是对这些高排放产品确在大量使用，从道理上讲只要你使用这些产品，这些产品的碳排放就应当由你承担！因为无论你把这些产业转移到哪个国家，无论被转移到的国家的碳排放的高低，这些碳排放都应当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和责权发生制的原则记录在产品消费国的名下才是合理的，对于西方世界的碳排放实际上是比现在的记录要高很多，而中国饱受非议的高碳排放强度实际上是由西方的产业转入带来的，对于这些高碳排放的产业和产品，很多也是这个世界的必需品，把这些必需品的生产转移到某个国家，这个国家当然会高碳排放，这样的国家不仅付出了环境代价，还要受到世界的指责，就如这个世界离不开掏粪工人，但是大家还都歧视掏粪工人和嫌弃粪臭，这是人性丑陋的表现。

    在财务中对于资产添置、投资、递延费用、无形资产等等都是需要按照实际发生效用时间和使用年限进行摊销的，这也是权利与义务对等和责权发生制的基本要求，对于碳排放也应是这样，这才符合责权发生制的原则。西方在制定碳排放标准的时候，早已经完成了国家的基本建设阶段，他们历史排放是非常多的，而中国正处在建设阶段，排放当然会多一点。从历史看，英国和美国的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二氧化碳，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吨。中国比印度多一点也是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气候需要取暖造成的，不难计算西方消耗的是中国的近17倍，如果按照摊销的原则把历史建设和当今产生的摊销到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碳排放与中国相比就有天壤之别了。如：工厂区肯定要比办公区和居住区的污染排放大多了，现在你要让工厂区与办公区的污染排放一样，这本身就不公平。合理的做法应是把工厂生产的产品在办公区使用的，这些产品的污染排放计算在办公区的排放上，同时再由办公区的人们给在工厂区的人们进行环境补偿！而西方在碳排放上恰恰相反，他们不但对中国这样的世界工厂不给环境补偿，反而提出更苛刻的要求，这本身就不公平；还有就是对于建设房子的污染当然比使用房子的污染大，西方自己早已经把大房子盖好了，却对建设房子的中国说盖房子的污染，而对于他们以前盖房子的污染只字不提，这更不公平。中国没有多少历史排放摊销到今日，因此对中国碳排放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是西方违背他们的司法原则和财务原则进行不合理计算后得出的结论，对于中国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

五、 中国为碳排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人口问题与气候变化紧密相关，中国的人口发展战略不仅关系人口自身问题，更关系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中国到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人以内；到2020年控制在14.5亿人左右；到本世纪中叶，人口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之后，中国人口总量将缓慢下降，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从30年前的5.8下降为目前的1.8，也就说中国在过去30年里少出生了4亿人口。按照目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4.57吨计算，中国如今每年减少18.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所以，中国的人口管理为全球气候变化的解决做出了重大贡献。气候变化不能仅仅被看作是简单的环境或发展问题，应该综合地将人口、健康等问题纳入框架，并以综合的手段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将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作为{zg}目标才是{zh0}的解决方式。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必要考虑制订可持续发展战略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中国的植树造林对固碳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继续保持世界上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时的8.6%，增加到目前的18.21%，森林蓄积量达到124.56亿立方米，活林木蓄积量达到136.18亿立方米，已经根本扭转了“森林赤字”长期格局，成为“森林盈余”大国。在世界森林资源总体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森林资源持续增长。中国人工林保存面积达到5300多万公顷，占世界人工林总面积的近1/3，居世界xx，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双增长”。2000—2005年全球年均减少森林面积730万公顷，而中国年均增加森林面积405.8万公顷；全球人工林面积年均增加280万公顷，其中中国年均增加148.9万公顷，占全球人工林年均增量的53.2%。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局的数据，1999—2005年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态价值。中国森林固碳能力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36.42吨/公顷增加到21世纪初的 150.47/公顷。1980—2005年，中国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展造林和森林经营，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46.8亿吨，通过控制毁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3亿吨。2004年中国森林净吸收了约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占同期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以上。中国对于保护环境的重大努力应给予恰当的对待，中国需要公平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