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在欧美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者那里被指责为“欺骗”，他们认为中国通过压榨廉价劳动力、政府补贴和操纵汇率向世界倾销商品。

　　但美国《商业周刊》最近撰文指出，中国产品拥有巨大竞争力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规模极为庞大，在供应方面的资源非常丰富，能够使你非常方便地从数百家厂商那里买到你所需的零部件和原材料。”

　　这是《商业周刊》派遣其亚洲问题专家和驻北京首席记者经过严肃的调查后得出的结论。这篇《探究中国价格》的文章使“产业集群”再次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热点。

　　在当下美国频频发起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或者要求对中国制造业提供政府补贴进行调查的背景下，美国人的这一发现或可释疑。

　　美国人的这一发现，就是许多港商熟知的完善的生产供应链问题，这是内地制造业较邻近地区的优胜所在。论工资，现在中国东南沿海已高于越南、柬埔寨等周边国家，但商人仍乐于选择在长江三角洲等地投资设厂。

　　以制衣商为例，“在纺织业发达的珠三角或长三角，半径50公里以内，纽扣、纱线等各种配套都能完成，可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订单，这在很多国家都做不到。”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曹新宇说。“产业集群是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产业链上相关的上下游企业和相关辅助产业服务业在空间上大量集聚。”江苏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钱志新说，产业集群能有效整合资源，深化专业分工，提高效率，控制成本，因此极大地提高了区域竞争力。

　　广东小镇清溪生产了占全球市场份额40%的电脑磁头，30%的电脑机箱，25%的电脑高压包，以及20%的马达。完善的配套吸引了诺基亚、杜邦、菲力普等1800家电脑制造企业落户，IB、Compaq等xx厂商都在东莞采购。

　　产业集群使设计、采购、销售等环节社会化，甚至将生产环节的十数个车间社会化，从而形成“产业生态系统”。

　　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主产袜子，产业链涉及1000多家原料生产企业、400多家原料销售商、8700多家袜子生产厂、300家包装厂、200家机械配件供应商、600家袜子营销商和100家联运服务企业。《洛杉矶时报》因此称其“对产业集群化的利用是美国xx不能望其项背的。”“良性的制度安排可以弥补自然资源禀赋的不足，有效降低集群内企业的商务成本、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刘志彪说。

　　正是产业集群的这种生命力，使自然资源贫乏的浙江省在中国乃至世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经济现象：“领带之乡”嵊州年产领带2.8亿条，占全球领带市场的1／3；诸暨市大唐镇每年生产袜子90亿双，是全球{zd0}的袜业基地；号称“中国电器之都”的乐清市柳市镇，在中国低压电器市场占有率超过1／3。

　　在当下美国频频发起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或者要求对中国制造业提供政府补贴进行调查的背景下，美国人的这一发现或可释疑。香港媒体发表文章指出，“当愈多美国人揭开中国产品竞争力的神秘面纱，对解决两国的贸易摩擦，便愈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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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集群——中国经济第三次浪潮的发动机

　　25年改革开放，中国迎来了三次经济浪潮。{dy}次经济浪潮是农村经济发展浪潮。20世纪80年代初，由凤阳县小岗村搞起的“包产到户”为源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推广开来，使广大农村地区摘掉了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浪潮。

　　第二次经济浪潮是城市经济发展浪潮。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对外打开国门，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开发区；对内实现简政放权、承包经营，积极搞活国有企业，使深圳、广州、上海、北京、青岛、重庆等城市经济规模快速膨胀，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形成了城市经济发展的浪潮。

　　第三次经济浪潮是区域经济发展浪潮。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打开了放活民营经济的阀门，私营中小企业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向特色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的龙型产业集群隆起带，成为中国经济{zj1}活力的地区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先进产业制造基地，支撑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产业集群发展{zh0}的深圳、东莞、珠海、温州、广州、中山、上海、佛山、台州、宁波、北京、绍兴、厦门、杭州、舟山、泉州、惠州、湖州、苏州、嘉兴等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全国前20位。??
（编辑：c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