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国际上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变革及创新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高级时装界许多老牌公司更换新鲜血液，年轻人穿牛仔裤、皮装，像“垮掉的一代”。Dior的A形款式、皮尔.卡丹推出吊带裙、圣洛朗（Y．S．L）的梯形款式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创新造型。圣洛朗受现代派艺术的影响，设计了蒙德里交几何形连衣裙。MaryQuant迷你裙风靡万千少女。裙子的造型仿效小女孩气质，叠皱的衣袖和灯笼裤等，给人小娃娃的感觉。似乎整个世界的时装都趋向中性。
在中国，也发生着类似的现象，这就是布制军服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着装。但是中国人的军装情结与国际上流行的中性时装有着xx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当时，年轻的共和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封锁和战略包围，“老大哥”苏联又因对中国奴役收买不成而背信弃义，翻脸逼债，进而在千里边境上陈兵百万；在国内，躲在台湾小岛上的国民党势力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嚣着反攻大陆，中国处在一种"大雪压青松"的异常严峻形势之下。这大大焕发出了不久前才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境况中获得了民族独立的中国人民的自尊心。 1961年2月，xxx写下了那首传诵一时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妆爱武装。 1965年9月29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怒言：“我们中国人本来不想打仗，可有人要打，那就打好了！美帝国主义和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总是想挑起战争。老子早就想打仗了！老子头发都等白了！打就早打，如果现在不打将来打，老子等不上，老子还有儿子，老子的儿子也要跟他们打！” 于是，“全民皆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等等，成为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口号。 从那个年代里走过来的人们都还记得，电影院里上演的是《南征北战》《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书店里卖的是《谁是最可爱的人》、《雷锋叔叔的故事》；广播喇叭里播放的是《长征组歌》，这些都让当年满腔热血要求进步的青年人，无限地崇拜与信任军人，玩游戏争着要扮演解放军，长大后的理想是参军扛枪，保家卫国。因为参军光荣，那时参军人家门口都挂着的一块的“参军光荣”的红匾。在人们心中，身着草绿色军装佩戴着肩章的军人，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xx，更是民族的自豪，是国家安全的保证。看到绿军装，就会有一种无名的敬佩与爱戴油然而生。 这时，虽然绿军装流行的趋势已经是呼之欲出，但是真正成为社会时尚的潮流，还有待于一个契机。1966年8月18日，这个契机终于来了。这天，xxx身穿绿军装，登上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一个红卫兵代表为xxx佩带红卫兵袖章，xxx问她姓名，答曰：“我叫宋彬彬”。“那个彬？”“文质彬彬的彬。”xxx说：“要武嘛”。第二天，xxx身穿绿军装向群众抬手的侧面大照片，就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那个年代没有时装秀，也没有电视广告。1966年8月19日那天，几千万张报纸带着{lx}身穿绿军装的照片，立即传偏了全国，这是现在任何一场时装秀和任何一种媒体广告都比不了的。从此，一身绿军装、绿军帽、xx腰带、xx挎包，甚至xx水壶、军鞋，这一切再加上一副红袖章，就成了最正统、最革命的服饰形象。各行各业凡是有条件的人，无不想弄一身军装穿在身上。就这样，一个全民着军装的服饰潮流迅速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旗袍、西服、包屁股裤……这些在一夜之间，统统成了“四旧”，被无产阶级的“铁扫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唯有绿军装一枝独秀，大出风头。 现为某公司职员的张振国当年16岁，是北京市25中学的初三学生，是1966年8月18日受到接见的红卫兵之一，他回忆道： 那{yt}穿军装的红卫兵还是少数，以后才流行起来。主席身穿那样鲜亮的绿色，他是建国后{dy}次公开场合穿军装，一下子就把我们的革命激情点燃了。红卫兵都喜欢黄得发白的旧军装，越旧越好，显得有背景有身份，血统纯正。(《三联生活周刊》总377期) 几乎在xxx8次接见红卫兵的同时，红卫兵的大串联也开始了，青岛三中的几个学生要出去进行革命串连，“学校xx会为我们特制了一面队旗，上书‘青岛三中延安长征队’几个金色大字。当队伍集合的时候，我们相互打量着各自的装备，俨然成了解放军，黄军帽黄军包，背包上井字绳里还有解放鞋。惟有王老师的背包卷成卷，像个逃荒的，惹得大家一阵好笑。” 军服搞不到，退而求其次，就搞一顶军帽戴戴，男男女女不加区别一律都戴那种圆形软顶有前檐的军帽。实在搞不到，又实在想戴的，就去抢别人的。常常看到一个戴军帽的人正在街上走着，后面突然追上来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一把从那人头上摘下军帽，飞驰而去。 一个叫“弘虫”的网友在一篇《痴迷绿色》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冬天的时候都戴帽子，那也与服装一色，分两种：一种是单的，我们简称军帽；一种是厚的，有象板刷一样的毛，而且长着两片可以翻下来的帽沿，牛耳似的，我们叫做雷锋帽。雷锋帽事实上也属军帽，但雷锋帽远没有那单军帽让我心动令我激动。为了戴上军帽更象个解放军，小孩子们互相较劲，看谁的更“挺”。于是挖来细竹鞭，圈在帽子里，弹出一个圆形，帽子戴上去就有棱有角了。还缺一颗五角星，就从参军的亲戚那里去讨来，讨不到，就向人家借用几天过过瘾，后来商店里卖这种五角星了，但到底不如xx里发给解放军的那颗xx。 就连刚出生的婴儿们，他们戴的帽子也过早地有了军人的气息，家长在帽头上用红布缝了一个小小的五角星，有时还会在给孩子们做的小军服上缀上领章。 军装是以假乱真的，没有真军装的人们当时穿的是一种叫“卡其”做的衣服，与真正的军装料作非同日而语，只是绿颜色尚可乱真。 弘虫回忆道：年边的时候，母亲用布票去“对”（买）布，总是给我买这种草绿颜色的布。洋车（缝纫机）师傅请进了家门，我就盼着{zx0}把这块布做成我的上衣。做好的衣服却只能暂时套一次身，套过后就要装进木头箱子，等待大年三十晚上才隆重地拿出来。正月初一一大早我之所以早早地起床，为的却是那一颗按捺不住穿新衣服的焦急的心。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我都爱穿这种绿军装。发展到后来，军装的面料越来越好，有了“的确良”。再后来，军装也不再请洋车师傅做，街头服装店里随处有买。我的绿xx绪便泛滥开来。 臧潇当时是个10岁的少女。她看到班里一半同学都有了自制黄军装，心里很痒痒，可是迫于家中兄妹较多，经济困难，不好意思向母亲张口。机会终于来了！学校组织宣传队，要求统一服装，于是她依仗正当理由，大胆地向母亲提出要求。在新衣制成那天，她兴奋得如同过节一般，几乎一宿没合眼，第二天就穿到了身上，并与另外两个同学、特意扎上皮带，佩上“红卫兵”袖章留了影，相角上方还印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字样。 臧潇说：现在闲暇时，打开相册，但见那三个黄毛丫头，身着黄军装，满面稚气、一脸肃穆、傻乎乎、凶巴巴的模样，还真有点想要造反的架势呢！后来，我看到班里有位父亲在xx的同学穿上了件新的确良军装，更是艳羡不已。遗憾的是，当时我父亲作为“走资派”正被造反派“打翻在地”。因此，想从他那里继承一件革命的外衣自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我总幻想着有{yt}自己也能穿上这样一身挺括的真军装，以能昂首挺胸地招摇过市，也可以被别人误认为是军干子弟而自豪。然而，幻想总归是空想，无法实现。就这样朝思暮想，几乎为黄军装得了心病。 有趣的是，无独有偶，大我两岁的哥哥和我一样，同样患有黄军装的心病，{yt}，他悄悄地告诉我他决定用不正当的手法去解决心病，即去隔壁的xx大院偷。与我家比邻的xx大院，天气晴朗时，官兵们就会将洗净的黄军装拿出来晾晒，让人望而心动。不过，哥哥却始终未去偷黄军装，正所谓“有贼心没贼胆”。所以，每每路过xx大院门口，我们只能眼热地看看那晾在铁丝上的一件件军装，狠狠地咽几口唾沫，悻悻地走开。 心仪的真军装得不到，臧潇更加珍惜身上的假军装。这件自制军装，几乎成了她的礼服，登台跳舞、上街游行、祭扫烈士墓，外出串联，凡有重要活动，臧潇都会煞有介事地穿着它。再后来，臧潇又穿着它汇入了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2003年9月1日合肥晚报） 天津美术学院服装史教授华梅“被通知去内蒙古农村插队的时候，刚过完17岁生日……我们因为要去内蒙古河套地区，因此发下来的是一身绿棉衣。我们又自行匆忙地准备其他xx设备——一顶绿军帽、一个军挎包、一身夏日穿用的绿军装和一双绿胶鞋。” 但是华梅遗憾地发现，买来的绿军装上缀的是假军扣。由于平日对军装的向往，少年们早就把军装的每一个细节都研究透了，真真假假一眼就能看出来。华梅发现，这身军装上的扣子表面上虽然也有五星和八一军徽图案，但通体是塑料的，不像真军扣那样反面是铜环。一旁的大哥看透了妹妹的心思，就想找到一套真军扣给即将远行的妹妹以安慰。 “可是我们家没有军人，当年有人人都穿军装，能到哪里去寻觅呢？他骑着自行车出去转悠了几天。终于，在一个晚霞撒满天空的黄昏，他兴致勃勃地回来了。他走到我跟前，张开手掌，掌心里是五颗带着铜环的真军扣。军扣上闪耀着光，那是大哥的汗水。他是攥着这五粒军扣从二十多里地外骑车回来的。我一下就哭了，妈妈也哭了大哥刚才还极度兴奋的眼睛里也涌满了泪水……”（华梅著《服饰情怀》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知青们穿着军装到了农村，又使军装潮蔓延到了农村。 “我迎着父亲的车跑过去，一把夺过父亲手里的包裹。房门被我牢牢地锁上，镜子里穿着军装的我，显得很瘦小。大哥的军装对我而言显然太大了。但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那样威武过。那套军装让村里所有的孩子羡慕。我趾高气扬，成为所有孩子的{lx}。二哥羡慕极了，和我抢着穿军装。两个人比赛似的，谁起得早谁就穿军装上学，{zh1}索性半夜爬起来把军装套在身上。于是两人商量，一人穿{yt}，没有军装穿的那{yt}日子总过得很慢。” 有人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人们之所以如此热烈地追捧军装，除了上述社会和国际形势的原因，在心理需求的层次上，大概是因为军装具有一种统一美、组织美、仪式美。身穿军装，意味着自愿隶属于某个高度统一化的组织，自愿服从于某种统一的组织目标，自愿献身于某项灵魂的仪式。在身穿军装之时，个体感到了融入群体的巨大快感，这种快感来自于个体与群体的彼此认同和相互承担，它使生命获得了极大的依靠和自信。可以说，那段准军事化的生活在全体人民心中刻下了抹不去的深痕。 军装潮一直热到70年代。 于青1975年正在读高中，她心中的{zd0}梦想就是想参军。但是参军对于她是不可能，因为那时的当兵是要走后门的。 “我们家没有后门参军，但去搞一套军装来穿上过过瘾，还是可以做到的。我们便去借了军装，与好友一起，到青岛的栈桥附近拍照。那时我们几乎每人都有一套军装，但多半是自己扯布做的，很少有真的军装穿。我们这些军装的票友穿起军装来还很有讲究，一是军装的上衣一定要有掐腰，{zh0}是裙装的上衣。一是军裤要又肥又长，一般裤腿是七寸，上下一般肥。这样穿出来的军装有一种文艺兵的效果。正像那个时代最常见的一句词：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于青感慨道：而今，我们天天生活在大都市的滚滚红尘中，军装是不再穿了，当兵的少年梦也被一些你明知是市俗的但也不得不追求的欲望所代替。然而，有许多的情怀还是那样的亲切。 是啊，对于从六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人们来说，无论今天身上穿的是多么昂贵的时髦服装，当年穿军装时那种英姿飒爽的感觉却是再也找不回来了，但是那些红装素裹的记忆依然还会留在他们的心底深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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