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西雅 张勤德 陈寒鸣

　　如此这般地推演到2003年，各地进一步对中小国有企业采取改组、联合、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的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改制达81.6%。相当一批国有企业关闭破产，截至2003年底，全国共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3307户，涉及职工600万人。初步估算，全国正有一半以上需要退出市场的国百大中型特困企业和资源枯竭矿山实施了关闭破产，一些沿海地区长期积累的需退出市场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已经关闭破产。
　　
　　经过这样一种实际是由自由主义西化思潮主导的国有企业改革，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呈现出“五化”状况：
　　
　　一是雇佣化。目前约有一亿多职工在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约占全部职工的一半。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职工在私营企业劳动是具有雇佣性质的。不少集体企业和绝大多数乡镇企业，名为公有而实为私营，在这类企业中劳动的职工自然也是雇佣劳动者。至于国有企业，通过种种改革举措，实行了“小卖大股”，即一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被卖给了中外资产者，变成了私有企业；一部分经营者或管理层持大股，其所有制性质也有了部分变化。在后类企业“改制”过程中，有些企业也搞点“工人持股”，这其实不过是蒙骗工人的手段，因为即使每个工人分得几百、千把元人民币的股权，也绝不可能改变其实际的阶级地位；有的，甚至还要工人给企业投入现钱以作为其参股的必需条件，不投便不能上岗。这样做既使工人受害，又模糊了工人的阶级意识。这些“改制”，很多由少数人“暗箱操作”，并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议决，遭到工人群众的强烈反对。在改制过程中，不认真评估，甚至有意低估企业资产，在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同时，人为造就了一批资产者。2000年8月7日的《浙江工人日报》刊登了一篇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题为《“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该文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经营者持大股”被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改制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业界的广泛推崇。通过多种多样的购股方式，相当一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在“一夜之间”骤然拥有数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股份，社会生活领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新百万富翁”群体。这些人在经营管理国有企业时无所作为或很少有所作为，并把国企衰败的原因归咎为“产权不明晰”，工人素质低下，而一到化公为私式的“改制”时，便各显神通，想方设法地xx筹资难题，有的向亲朋好友借款，有的以个人资产做抵押向银行xx，更有当地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借”给经营者，或政府奖励经营者一部分技术或管理要素奖，让其“虚拟入股”，而其本人并未出一分钱或只出很少钱的经营者却摇身一变成为持大股者。还有的经营者居然动用职工工资节余基金配股，使自己占有大部分股额。这样一些获得了大股的经营者坦言，与过去“一刀两断”了，从此为自己好好干！而在经过如此改制后的企业从事生产劳动的职工群众，其身份亦有了本质性变化，即由原来的企业主人翁沦变而为雇佣劳动者。此外，国有大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有外商或国内私有企业主入股，国有股部分则强调经营者是产权代表，作为产权代表的经营者及以之为核心的管理层持有或多或少的股份并享获高额年薪，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上千倍。在这样的股份制企业中从事生产劳动的职工群众，实质上也成为雇佣劳动者。更重要的是国家劳动制度上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利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职工企业主义的地位；即使是xx国有企业中的职工，也只是雇佣劳动者了。
　　
　　二是贫困化。比之于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上层，我国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非常有限，处于相对贫困甚至{jd1}贫困状况。20余年来，我国私营企业能够迅猛发展起来，外商投资者愿意来华经商办企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从又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状况。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处于{jd1}贫困状态，即连{zd1}生活水平都难以维持。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zd1}工资收入或{zd1}工资线以下的收入；一是虽然收入高过{zd1}工资线，但同他原来的工资收入相比大大下降，加上其本人或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或者突遇重大灾害，基本难以维持下去，陷入{jd1}贫困的窘境。{jd1}贫困的职工究竟有多少？这似可从一个数字作出推算：全国享受{zd1}生活保障的有2053万人，还有数目难以统计的漏保者不在其中，故而处于{zd1}生活水平线以下的人当远远不止这2053万。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养老抚幼、子女上学、看病买药、住房消费等等负担。在他们那里，就已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卖血”“卖淫”之事，甚至xx身亡的惨剧也并不鲜见。
　　
　　三是无权化。当今社会舆论和传播媒介对职工群众有“困难群体”的称谓，这主要是就其生产状况而言的；又有“弱势群体”的称谓，这则就其政治生活状况而言的。本来，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具体说来，职工群众最切身感受到的政治民主权力乃是其在企业有参加管理之权。过去，尽管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有流于形式之弊，但职代会和工会组织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广大职工群众由此而感受到了自己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主人的地位。但现在企业中的职代会则普遍存在形式主义，有的干脆不召开职代会，连做表面文章的形式都弃置不用。像企业如何改制、企业对职工实施“买断工龄”或“一刀切”的举措等诸如此类直接关系到企业和职工命运的重大事宜，很少让职工参与讨论，职工几无知情权，更遑论参与日常管理和参与企业经营方针、发展方向的讨论决策了。至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据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披露，1993年以来，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共产党员比例逐年上升，而产业工人中党、团员比例则不断下降。现今的工人、尤其是下岗失业者，与党组织几无联系，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党组织的活动或有关政策精神的宣传学习。思想理论上讳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私营企业主等新生资产阶级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实质上是要磨灭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掩盖剥削者同被剥削者的根本矛盾，模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又反反复复地强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要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未来的事情有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不可能也不必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有人甚至说，中国究竟是否要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得让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样一个二三千年后的人去做决定。这样一些“主流”性的鼓倡，严重地动摇和涣散了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成员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企业基层党组织很少对职工群众进行马列主义、xxx思想的教育，而是听任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损人利己、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在工人群众中传播，工人群众、尤其是青年职工难以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这种情况下，说普通工人群众与党的关系逐渐疏远、情感淡化，绝非毫无事实根据。此外，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工人、农民的代表为511名，仅占代表总数2984人的18.46%；有人认为，工人、农民民主意识薄弱、素质能力低下，缺乏参政议事能力，不能当选为代表，而只应由那些“精英”或中产阶级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去参与讨论决策国家事务。这也反映出工人政治地位的下降。更根本的是：企业已为资本所有，由资本主自己或其代理人------经营管理人员掌权，他们用资本购买无产阶级的劳动力。要买你、不买你，买来了怎么使用你，劳动力价格、工时、劳动强度、安全卫生条件等等，一切都由出资购买者决定，无产者只能服从，如不服从，就不买你。无产者连组织工会的权力也得不到保障；工会也无权发挥作用。
　　
　　四是分散化。工人阶级本是靠社会化大生产培育起来的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并最富有战斗力的队伍。企业是工人阶级产生的基地和成长的摇蓝。工人阶级在企业中通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锻炼成长。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既是经济组织，又起着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党、政、工、团等企业基层组织把职工群众紧密而又有层次地组织起来，职工群众也形成以企业为家、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但现在只强调企业是经济组织，职工群众与企业的关系依靠一纸合同来维系，契约存续期已无多少亲和力、凝聚力，而一旦终止合同或“买断”工龄，职工群众就与企业了无关联，再也找不到组织了。所谓“减员增效”的改革举措导致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无依无靠的职工群众只能另寻生路，个人顾个人，有的打零工，有的成为雇佣劳动者，有的做点小买卖而成为个体劳动者，工人阶级队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个体化倾向。大庆职工被“买断”工龄后，党员连组织关系都不知往哪里转，他们反映不但买断了工龄，连党龄都被买断了！而这种状况绝非仅见于大庆，而是在全国范围。中国工人阶级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xxx思想武装下，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锻烁本已建玫成为特别能战斗的先进阶级，但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不断被削弱。特别是“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把这支队伍中的数千万人剥离出来，强行把他们抛到社会上，涣散掉了。这是对中国工人阶级最惨重的摧残，从而也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职工群众主要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捍卫国有资产而发生群体事件时，往往甩开党、政、工、团组织，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抗争。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 反G势力正虎视眈眈地妄图插手我国的工人运动，试图颠覆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一方面利用国际劳动组织等向我方施加压力，另方面或通过海外的所谓“民运”分子、或在我工人群众或其他社会人士中豢养工贼和特务向我进行渗透，企图挑拨工人群众同党、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关系，建立并发展非法组织，制造事端，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干扰乃至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在国内腐败未除、阶级矛盾有所发展，相当一些地方党、政府和工会又都并不真正认真代表和维护工人群众利益的情况下，有些工人群众确有被利用的危险，波兰团结工会、瓦文萨式人物的出现及由之而造成的危险并非{jd1}不会在中国出现。至于在新补充进工人阶级队伍的上亿农民工中，工会的组建率和入会率都很低，其维权亦多采取分散的、个体的形式进行，党和工会更不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xxx思想教育，难以组织化、整合化为工人阶级的生力军。总之，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我国工人阶级从整体上看，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中都正逐渐地被社会边缘，并积累着社会矛盾。既然无产阶级被迫到这样的阶级地位上，他们终将觉醒起来，为争取新的解放而斗争。
　　
　　五是灾难化。这些年，不仅“包身工”和童工这些1949年后灭绝了的现象均惊现于神州大地，而且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血汗工厂”、“人间地狱”式的私有企业。私有企业主们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强令工人超时加班，许多工人经常每晚只能睡四五六小时，严重损伤工人体质。许多工人难以支持而离职不干；许多中途病倒；许多工伤事故正是在过度疲劳中发生；有的力不能支，晕倒车间；还有过劳猝死。许多工厂企业、特别是那些私有、港台、外资企业，厂房、工作场地不合标准，狭小拥挤，通风、照明、降温、保暖不全；车间、仓库、宿舍混处；通道不畅、门窗锁闭，消防设备不达要求；机器缺少应有的安全防护装置；生产使用有害有毒物质，不采取保健防护措施。煤矿等采掘工业，安全防护措施百病丛生，违章操作，带病超产，管理混乱。在此情况下，煤矿特大、恶性事故接连发生，愈演愈烈，毫无改进。许多工厂有害有毒物质伤害工人，尘肺病、血液病成群发作。机器轧断手指、手掌、手臂者比比皆是。许多工人因工致伤、致残，许多终生丧失劳动能力，许多因工致死。惟利是图的企业主不顾职工死活。出了事故，瞒报、以多报少，威胁利诱，强使职工家属私了，给点钱，推出不管之类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工厂企业后勤供应极不重视。工人宿舍常常让数十人挤在一幢简易工棚之中，夏不降温，冬不保暖，人多噪杂，又脏又乱，工人无法安稳休息。企业食堂，伙食质量低劣，工人勉强充饥。许多工厂、特别是那些私有、港台和外资中小企业，任意奴役压迫工人。许多工厂在雇佣保安专门用于镇压工人；管理人员；保安人员，乱罚工人，打骂工人；进出厂门，实行抄身制；一旦认为厂里丢了东西，乱怀疑工人偷窃，强令男女职工脱衣 裸TI搜身；有的工人不堪奴隶劳动，要求辞职，还不容许；逃走被抓回来，就遭毒打、罚跪、禁闭，甚至把女工关在狗笼里恐吓；侮辱妇女，有的资本主在女厕所中安装摄像境头。至于二亿多农民工更普遍遭受着经济的、政治的、甚至是人身和人格的严重剥削、压迫和贱视。
　　
　　二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是同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渊源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而发展成为社会党国际所坚持的意识形态，认为共产党人所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民主”，只有它才是“民主”的。在西欧一些国家中执政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实践表明，民主社会主义是反对xxx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在社会形态上则表现为作了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内因力量，是导致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的桥梁。苏共丧失政权、苏联解体重要内在原因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xxxxx直言不讳地坦陈：“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主义”；“我必须xx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必须xx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而这些年来，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调也早已有人在鼓倡了，逐渐形成发展起一股思潮，并对现实社会社会生活发生了相当影响。
　　
　　譬如，刘吉在为《与总书记谈心》一书所作序中说：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代表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方向”，“从而为世界大同奠定了经济基础”。徐景安在由其网文汇集而成的《中国走向》中讲：“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化的嫁接。”“西方式现代化，中国有必要补上这一课”；现在，我们要“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目标继续前进”。他在“创新”社会主义理论的名义下提出“社会主义的三大目标或三大标准”：“{dy}，社会成员共同富裕，或者社会能提供覆盖面广、水平高的公共产品”；“第二，个性自由和解放，有实现自我的自由、条件和空间”；“第三，实现社会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并谓：“用这个三个标准来衡量，我得出如下结论：‘我国改革开放前，实在称不上是社会主义’，‘我国改革开放后，有了社会主义因素，欧美似乎更象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嫁接”。厉有为提出要“形成一个有产的劳动阶级的大平台，社会上最富有剥削阶级和最贫穷的无产阶级两头是极少数。这样我们共产党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的就实现了”（转引自《交锋》第364页）。辛子陵在他写的《千秋功罪xxx》一书的结束语中大谈：“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这“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为辛子陵这书作序的谢韬亦颂扬道：“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他还说：“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生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贫富差距”，“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不是伯恩斯坦‘修正’了xxx主义”，“倒是列宁违背了xxx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理论，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列宁、斯大林、xxx才是{zd0}的修正主义者”。他又作出这样的判断：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JZM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xxx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与谢韬的判断无独有偶的是赵生晖，他在《我的xxx主义观》中说：“改革开放就是抛弃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把反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再‘请’回来。在国内是解散人民公社，改造国有经济；在国外是引进外资，允许外商在国内投资、办企业，等等。……这样的社会主义，叫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与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相结合。这场巨变是在以xxx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实现的，xxx在指导这场巨变中作出了前人所未有的贡献，所以很自然地人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称作是‘xxx理论’。由此我们党获得了新的指导思想。这个理论说是xxx主义的新发展，但它却是同传统的xxx主义背道而驰的。一个是{jd1}排斥资本主义，一个是全面借鉴资本主义。”“在深入的改革开放中，党的指导思想------xxx理论，也得到了发展。这就是JZM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时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传统的xxx列宁主义的修正。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的{dy}要务，而不是不断的搞上层领域的革命，搞阶级斗争；它以一切先进文化（包括资本主义的、传统的）武装自己，而不是没完没了的搞意识形态斗争，排斥异己文化；它宣称自己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摆脱了传统的‘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狭隘提法。……它宣示了我们的党是全体人民的党，是为发展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而奋斗的党。”十六大后“把党的新的指导思想------xxx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推向新的境界，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新的思想。这就是说我们党的立党宗旨和一切活动都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为依归，是全体人民的政党；它最终抛弃了（说好听点是发展了）xxx主义的僵化教条式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使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轨道；将xxx主义的核心思想-----阶级斗争思想转入到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新思想上来，彻底抛弃了人斗人、世界革命的过激思想。”赵生晖还依据他的判断及其所谓“xxx主义观”提出四条建议，试图对将要召开的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产生影响：“一、将党的各称中国共产党改为中国社会党。”“二、这个党的性质为全体人民的党，即全民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xxx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四、党的奋斗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成为先进的发达国家，现阶段是在数十到一百年内使中国成为小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目标够我们党奋斗几百上千年的了。以后是什么目标，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进步，后人自会予以确定，用不着前人予以圈定了。”如此等等，林林总总，难以尽举。
　　
　　正是在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重大影响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的发展呈迅猛势态。私营企业户数从1989年的9.56万户上升到2004年的365.1万户，分别比对私改造前的1949年12.31万户、1952年14.59万户增长28.7倍和24倍；雇主或老板（亦称投资者）从1989年的21.4万个增到2004年的948.6万个，分别比1949年的16万个、1952年的81万个增长58.3倍和10.7倍；雇工人数从1989年的164万人增到2004年的5017.3万人，分别比1949年的296万人、1952年的367万人增长15.95倍和12.67倍；注册资本从1989年的84.5亿元增到2004年11月底的50700亿元，分别比1949年的14.4亿元、1952年的21.9亿元增长3519.8倍和2314.1倍；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从1989年的97.4亿元增到2004年的30898.6亿元，分别比1949年的68.3亿元、1952年的105.2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451.4倍和292.1倍。私营企业近10年来快速增长，每年入榜的200或400个“富豪”，其平均财产也以5亿多元上升。但私营企业纳税仅占财政收入的0.2%（1993年）-----2.2%（1999年）；2003年，全部非国有经济（又称民营经济）共计缴纳工商税2435亿元，仅占当年全国总税收的11.9%。此外，当今中国还存在大量对公有制企业进行“改制”后形成的由私人控大股的私有制股份公司或责任公司。2005年，仅工业股份公司就有130491个，拥有总资产114660.3亿元，平均每户资产达0.8787亿元。此外，20多年来又大力引进外资，据孙学文同志据相关资料统计，截至2005年底，实际利用外资额已达8056.45亿美元，比改革开放前29年借用设备xx13.9亿美元高出56.8倍，比当初设想引资500---800亿美元要多出9.0---15.1倍。截至2005年底，累计批准“三资企业”552946个，合同外资额10966.1亿美元，外商已实际投入6224.9亿美元。2005年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03亿美元。据统计在注册登计的20多万户“三资”企业中，外商占全部注册资本的比重已由1994年的62.9%上升到2004年的76.6%，即整个“三资”企业都是外商控股控权的私人企业。在外贸领域，到2005年，外企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8.5%、出口占58.3%、进口占58.7%，外商已控制了中国外贸主导权。据xx人士指出，早在1995年外商已对中国橡胶、轮胎、啤酒、造纸、洗涤用品、碳酸饮料、医药、电梯、机床、彩管、录像机、光纤光缆、移动电话、程控交换机、计算机、微电机、电子元件、轿车等20多个行业或煮产品形成了“控制”局面。如电子工业五大行业中，有四大行业外企占{jd1}优势：通信设备占62.5%、电子元件占56.7%、日用电器占68.6%、计算机占72.7%。绝大多数二级行业，外企几乎一统天下，如集成电路占91.3%、计算机外部设备占85.7%、通信终端设备占75.7%、收音机和录音机占77.5%。可以说，外企、尤其是跨国公司已经垄断了中国的电子工业。2004年第5期《工商行政管理》刊发的《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说，跨国公司已垄断了中国感光材料（胶卷）行业、手机、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市场、照相机、无菌软包装和轮胎等行业。2005年6月4日《经济参考报》所载文则说中国每个对外开放产业的前五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商已控制了21个产业，占75%。外企还分别占1991----2005年中国新增贸易额、出口新增额和进口新增额的61.7%、62.3%和60.9%。中国实有沦为“经济殖民地”之忧。据记者黄雯在2004年11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文说：中美纺织品贸易的利润，国内企业只占10%，90%都被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赚去。可见，中国不过是“国际加工场”而已。外商在华投资享受减免税收等优待，加上高报进口价低报出口价、转移利润、虚增成本、虚亏实盈等等，千方百计偷逃低率的税收，已经赚取了中国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而且将按投资年限无限期赚下去。2004年，仅韩国三星集团在华销售额就达240亿美元，LG在华销售额也达100亿美元。据2005年7月19日《工商时报》所载文形容中国招商引资的政策，是外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而那种贴牌生产（“三来一补”），外商更拿走92%的利润，中国最多只拿到8%的加工费。可见中国只是“国际民工”而已。在工业领域，仅以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比较，2004年有外商工业企业42753个，占企业总数的19.5%；雇工人数1444.5万人，占工业企业就业总人数的23.7%；拥有总资产47951.1亿元，占工业企业总资产的24.6%。平均每户资产11216万元，都是亿元户。外企创造的工业总值从1985年的27.1亿元增到1999年的18954亿元，按现价计算在14年内增长了698.4倍，年增长率59.5%，超过同期别的经济成份，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0.28%上升到15%。2005年仅规模以上的外企工业增加值就达18977亿元，占大中型工业企业28.6%，占全国工业增加值24.9%，即对中国工业增加值贡献率在1/5，若加上规模以下外企，估计贡献率在1/3。长期以来对外企税收优惠，如据2004年6月4日《经济参考报》报道说，设在天津的LG自1996年10月正式投产以来，累计产值超过320亿元，而历年累计上交税金仅为4.5亿元，综合税率仅为1.4%。另，据摩根士丹利2004年的一份报告说，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廉价商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这实际上是中国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巨额的消费补贴。事实充分表明，单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无太大助益。
　　
　　而公有经济呢？公有制是否还是现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国有经济还处于主体地位吗？从有统计数据的产值结构来看，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国有商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90.5%下降到1998年的20.7%，降低了69.8个百分点；集体商业从7.4%上升到16.5%，提高了9.1个百分点：公有经济商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97.9%下降到1998年的37.2%，降低了60.7个百分点。按规模以上零售额推算，到2004年，国有、集、股份合作、联营等公有制商业零售销售收入合计807.5亿元，仅占全国销售总额的1.7%，而非公有制商零售销售收入却占全国销售总额的98.5%；规模以下主要是个体商贩或自由市场，其销售额高达48003.3亿元，占全国零售总额的89%。可见，非公有制商业从1998年起已占中国商业经济的主体地位，私营商业已起主导作用。再从工业总产值来看，公有经济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bfb}下降到1999年的37.5%，下降了62.5个百分点；不包括国有控股部分，1999年公有经济只占29.7%，下降70.3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工业由77.6%下降到27.6%，下降了50.0个百分点，若不包括国有控股部分则只占19.8%，下降57.8百分点；集体工业由22.4%下降到9.9%，下降了12.5个百多点。2000年以来对国有工业进行战略性调整，对集体工业则实行私人控股的股份制或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遂使2004年国有工业包括控股部分工业总产值为65971.1亿元、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9.6%，不包括控股部分33058.2亿元、下降到只占14.8%；2004年集体工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为10586.4亿元，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到4.7%。这样，到2004年，公有制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下降到34.3%。至于非公有制经济，从不占比重，发展到2004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65.7%。其中，个体工业的工业总产值从1980年的0.8亿元猛增到1999年的22928亿元和2004年的4762.5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0.04%上升到1999年的12.1%和2004年的21%；私营工业所创产值由1989年的97.4亿元增到1999年的7688亿元和2004年的30898.6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9年的0.5%上升到1999年的6.1%和2004年的13.9%；由私人控股操纵的股份制企业所创产值由1999年的13746.0亿元增到2004年的80785.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99年的10.9%上升到2004年的36.2%。据2005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在40个工业主要行业中，非公经济在27个行业中的比重超过50%，在部分行业已占70%。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于2005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发布文章，称国有、个体、外资已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国务院在2005年2月24日发出的一份文件中说，私营、个体经济已占GDP1/3以上。2006年3月4日《中华工商时报》发表全国工商联《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推算，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为49.7%（外资经济占15---16%，两者之和为65%）。由此看来，中国工业经济到2004年已总体私有化了。看看上述事实，再深深扣问一下这问题，便不难感受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已从经济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构成了重大危害。
　　
　　正是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影响之下，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在当今中国涌生了。据美林集团统计，2003年中国内地有百万美元以上富翁23.6万个，比上年的21万个增长12%，拥有总财富9690亿美元（合8020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2003年GDP117390.2亿元的68.3%；每户平均财富410.6万美元，合3398.5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全国人均GDP9101元的3934.2倍。到2005年，中国内地拥有百万美元的富豪已达32万个，比上年增长6.8%。这些富豪们是如何发家的？2005年8月18日《中国青年报》刋载的洪巧俊《还有多少可以一夜暴富》，该文先引述别人的文章道：“相当部分中国富豪并不是通过勤劳致富或者资本经营而成为富豪，他们大多通过‘发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并且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从而在一夜之间获得巨额利益。”接着举了一些事例后说：“富豪们极富戏剧的暴富经历，也使我们社会中的一些弊端暴露无遗。追溯原因，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个人主观因素的考量上，更应该注意制度层面的思考。”谭雄伟在2006年2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高素质的新富豪是“呼吁”不来的》一文说：我们的改革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政府掌握着绝大部分的资源，资源主要由政府来配置，可是我们又缺心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同时又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老百姓的资源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这当然就给了当权者以权力寻租的机会。这意味着，谁能够与权力挂上钩，谁能够与政府或政府中的某些关键人物建立“关系”，谁就能发财，权力关系决定着谁能够成为富豪。这种权力格局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之路。在上世纶八九十年代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典型地说明了某些人发家致富的背景。某些善于钻营的“胆大”者利用时代提供的“机遇”，拉扰关系、依托权力迅速发财。这也造成了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当某些人不光彩地一夜暴富的同时，他们也会利用极力与金钱将其他人挤出发财的“快车道”。此外，富豪们又主要是通过剥削广大工人劳动者发起家来的，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郭门有关人士曾详细揭露了部分企业克扣工人{zd1}工资的多种违法手段：（一）将不属于{zd1}工资组成部分的收入列入{zd1}工资，这是支付工资低于{zd1}工资标准案件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比较普遍。如某服装厂职工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大约1000元，看上去企业支付的工资超过上海市{zd1}工资标准690元，但实际上该企业加班现象严重，在1000元工资里面加班费大约要有500元左右，因此工人的实际工资只有约500元，低于上海市690元/月的{zd1}工资标准。某电子厂规定职工工资是690元/月，这似乎正符合上海市{zd1}工资标准规定，但其中包括饭贴30元、车贴50元，而根据有关规定，饭贴和车贴都不作为{zd1}工资的组成部分。（二）试用期人员的工资低于{zd1}工资标准。如某金属制品公司规定所有新进人员工资一律按600元/月支付，经过一段时间不等的“试用期”并经单位考核为熟练工后，再按照{zd1}工资标准支付底薪。（三）计件定额过高导致职工收入达不到{zd1}工资标准。某制衣厂实行计件工资制，所规定的计件定额奇高，根据规定的计件定额标准，职工在提供正常劳动情况下所得的月工资仅为420元。（四）实行年薪制或按考核周期xx的出力动者，企业预付的工资低于{zd1}工资标准。如某销售公司对部分职工采取的是按考核周期xx工资的工资支付方式，公司规定每季度考核一次，考核后计发工资，平时则每月预支500元给职工作生活费。（周凯：《谁动了我的{zd1}工资》，2006年9月2日《中国青年报》。）在盘剥工人以谋取自身利益{zd0}化方面，资本家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呵！
　　
　　而与资产阶级、权贵阶层的暴富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工农劳动群众处于贫困化之中。在当今中国是哪些人构成了贫者呢？“低收入者主要包括城市下岗职工、退休职工、进城务工人员和大部分农民及其家庭，是人口最多、钱袋最瘪、竞争能力最弱而又最不应忽视的群体，如果加上勉强摆脱衣食困扰的更低收入者，这个群体更庞大。”（雯子：《让低收入者有能力消费》，载200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其实，这里没有提到的全国在职的工人阶级群众，月工资平均到不了1000元，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就算夫妇俩都工作，供应一个三、四之家的生计，还要解决老人的瞻养、子女上学、购房、看病等诸多问题，同样紧吧吧的。这样加起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中的绝大部分都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贫者。具体说来主要有下列七种人构成了当今社会生活中的贫困阶层：
　　
　　（1）长期失业者。一般每月发50----100元生活补贴，许多地区不发失业费；
　　
　　（2）下岗失业人员。一般每人每月发80----320元生活费，不少城市未按最
　　
　　低生活费标准发放，有的以“自谋职业”为名将其推向社会。
　　
　　（3）其他靠社会救济者。因有病及残疾不能工作的人、无亲友抚养或赡养
　　
　　的人，一般按每人每月60----230元的城镇{zd1}生活保障金发放，至于农村“五保户”原则集体保证供应，“大包干”后，开始由每户轮流供应，现在不少地区、尤其是那些贫困村，已无人顾及而任其“自生自灭”了。
　　
　　（4）自然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在一些最贫困农村地区人均年
　　
　　收入不足100元。
　　
　　（5）早年退休人员。不少退休人员每年只有3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自然很艰辛。
　　
　　（6）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的职工。黑龙江森林工人每人每月补助15元，其他靠自己在土里刨食吃。
　　
　　（7）多子女家庭和重灾重病户家庭等。据民政部统计，2003年上半年城市{zd1}生活保障对象已增到2182.7万人，1---6月累计支出“低保”资全71.04亿元，每人每月平均补助金额，{zg}的北京市231元、{zd1}的河北省仅35元，全国平均每人每月55元、每人每天1.77元。
　　
　　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以工人和农民及其亲属为主的贫困人口的数量很大，大量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十分窘迫。”“对工人、农民来说，他们关心的是付出的劳动没有得到公正的回报。”（肖云祥：《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公正社会》，见2004年8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展到2006年，我国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经济持续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表现出明显地加重，这使城市贫困群体呈发展趋势。“专家们注意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而新出现的城市贫困难体中，大部分人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但没有工作机会。”“在专家的眼中，这样一个庞大群体可能来自：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导致失业的群体；资源枯竭型城市里大量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退休较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人；流入城市、成为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大量农村人口。同时，社会保险、教育培训、医疗保障等制度上的缺位与失效，也在随时随地制造和产生着新的城市贫困。”（《城市贫困群体呈发展趋势》，见2006年2月9日《中国青年报》。）
　　
　　权贵与资本相结合，在当今中国推演了一场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闹剧，而在这场闹剧中培育出了多少“煤老扳”、“黑砖窑主”式的富豪，更使亿万劳动者陷入贫困化境地。这不真实地表明这种“改革”实际已蜕变为改向------使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偏离出科学社会主义轨通了吗？“主流学者”、“精英人物”无视这种事实，不准许人们反思、批评其推展的“改革”，动辄即给反思、批评者扣上“极左”、“保守”、“僵化”、“仇富”等帽子。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贫困人口还不够多、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基尼系数不科学”、“超过0.4也不必担必”。他们一方面在鼓噪当前中国的关键是要“制造中产阶级”、“培育高素质的有产者”，另方面又在宣扬“低保制度养懒汉”之说，还将他们的那一整套思想主张标榜为“真正符合xxx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我们真不知这些大人先生们还要把中国导引到什么路途上去？真不知他们还想怎样祸害中国普通百姓！
　　
　　三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大陆新儒学”思潮。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一股思潮。九十年代“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回归传统、反对近现代社会变革，主张渐进改良，疏离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等等，出现了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这股思潮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公开标举现代新儒学旗帜的“大陆新儒家”的出现，他们表述了各种各样的“复兴儒学”观点：“有人公开主张要用儒家的‘天人合一’哲学、‘仇必和而解’的调和哲学、‘两端执中’的中庸哲学来取代xxx主义的辩证法（它被歪曲成为只讲斗争不讲同一的‘斗争哲学’）；有人认为‘以仁为体，以和为用’的儒家思想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思想资源，因此也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和‘动力源’；有人全盘肯定儒家伦理道德，认为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整个说来‘在今天仍有用处’，主张以儒家伦理为基础，来重建今日中国的道德体系。有的大陆学者无条件地认同全面认同港台新儒学，主张认港台新儒学‘反哺’大陆，以实现儒学‘返乡复位’的目的；有的学者则呼唤在大陆形成‘有异于港台地区的新儒家群体’，并认定‘大陆新儒家的出现为势所必然’；还有个别学者提出了建立‘xxx主义新儒学’或‘社会主义新儒学’的构想。发表上述观点的学者的立场、感情、态度可能很不一样，但有一共同趋向，即高度评价儒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认为它能够解决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指导思想问题，有人甚至乐观地估计21世纪将是‘儒学的世纪’。”（方克立：《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原载《晋阳学刊》1997年第4期，今收入《方克立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这些形形色色的“新儒家”，经过15年的酝酿、准备和分别发展，到2005年贵阳“儒学会讲”（即“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以“南蒋北陈”为代表的各派经过整合，终于以“大陆新儒家学派”的姿态正式浮出面。“大陆新儒家”有四大基本立场：一是文化保守主义。他们认为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尚未解体的当代世界，文化保守主义是应对全球化冲击和实现民族认同的有效途径。他们主张要“从中国历史的内在性和一贯性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积极挥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式”，更提倡“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保守主义”，认为文化保守主义必须完成整理国故、社会动员与制度化三大任务，并为此提出要使儒学教育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国家要支持儒教，将儒教定为国教，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建立组织体系，实行民间自治；要使儒教进入日常百姓生活，成为全民性宗教；要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儒教。二是重建儒教。他们鼓倡要“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认为面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来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而“当今中国儒家学派的建立、儒学体系的建构、儒家文化的回归都是为了复兴中国独特的儒教文明”。为了“重建儒教”，他们不仅提出“上行络线”（即通过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儒教的义理价值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建立中国式的“儒教宪政制度”；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用儒教经典取代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过时的意识形态经典，使其成为各级党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客，同时在国民教育系统中恢复小学中学的“读经科”、大学则恢复“经学科”）和“下行路线”（即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成立有参与政治、获得国家土地与财政拨款和实物馈增、设计国家础教育课及国家重大礼仪、代表国家举行重大祭典诸多特权的“中国儒教协会”，以之为组织形式从事儒教复兴的事业），而且还拟定了内容涉及政治形态、社会形态、生命形态、教育形态、慈善形态、财产形态、教义形态、传播形态、聚会形态、组织形态等十个方面内容的儒教复兴方案。三是反对民主政治。他们一方面认为民主是一种普适的价值观念，另方面又认为其不具有超越历史文化的普遍性，故而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现代儒学开新外王纯以民主为标准，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郎与主张西化者无别。”他们不仅以其“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理论来否定民主政治（包括社会主义民主）的合法性，而且更干脆拒绝民主化，如康晓光就认为现代民主已成了一种“迷信”，民主化只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民主政治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当代中国应该实行的只应是“儒士共同体专政”。四是反对马列主义。在他们看来，“在中国大陆，一种外来的异族文化-----马列主义------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之下取得了‘国教’的独尊地位”，“有马统则不能有儒统，有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二者不可得兼”。为了达到其崇儒反马的目的，他们竭力否认xxx主义的普遍真理性，贬斥“马列主义只是一种狭隘的个人学说，而不是从神圣本源中产生出来的普遍真理……马列主义只是一种个人理性构想出来的偏激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表达的只是一种反对早期工业文明带来的后果的极端情绪”；“马列主义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批判学说……不具备建设性的功能的功能，既不能安立国人的生命，又不能维护社会的和谐”；“马列主义是一种政治批判哲学……而不是一种道德学说或者说伦理思想，马列主义中没有安身立命、修道进德的成分，只有批判否定、造 反GM的内容”。所以，他们明确宣示“‘儒化’的原则是‘和平演变’。儒化的策略是‘双管齐下’，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而“儒化共产党”就是要“用孔孟之道代替马列主义”。（详参张世保《背景、立场、问题及其命运------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陆新儒家》，见《大陆新儒学评论》，线装书局2007年版。）
　　
　　“大陆新儒家”以“复兴中华文化”、“复古更化”等为标榜，很能迷惑人，并且，正如方克立同志在《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关于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中所指出的：“很多人分不清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与‘复兴儒学（教）’的界限，分不清在xxx主义指导下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与无批判地认同传统、颂古非今的界线”；“有些媒体记者并不全面了解大陆新儒家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就康价地做了他们的义务宣传员。许多同志对自由主义‘西化’思潮有一定警惕，而对保守主义‘儒化’思潮同样可以颠覆、毁灭社会主义却认识不足，警惕性不高。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确实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尽管以上三股思潮也有着种种区别，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在经济上都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政治上都反对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工农劳动民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在意识形态上都竭力反对马列主义、xxx思想。
　　
　　而且，目前这三股思潮似有一种自觉或不自觉地合流势态，如自由主义西化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鼓倡者对那些暴富起来的权贵势力、私营企业主推崇备至，认为“资本家是社会的经济管理阶层，在现代企业中处于主导地位，既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治国理念……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不必附xxx、xxx的骥尾”（辛子陵《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借尸还魂的妖风》）。而对基于工农劳动民众立场强调公平和平等者则扣以“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认为强调公平和平等会降低效率。“大陆新儒学”思潮的鼓倡者则反对民主，主张“精英垄断权力”：“儒家反对‘主权在民’，主张政治精英垄断政治权力”，“它直截了当地宣告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政治是属于精英的事业，精英实行统治，大众接受统治。圣人的责任是确立‘天道’。君子的责任是‘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民众的责任是听从圣人和君子的教诲，循礼守法，安居乐业。”“少数人统治、剥削、愚弄多数人是最基本的政治现实。古今中外一切国家都是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也不例外。……面对全新的阶级结构，统治者必须重新回答：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镇压谁。也就是说，需要重新调整‘阶级联盟策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样的调整结束了。政府明智地抛弃了工人和农民，与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我把它称之为‘精英联盟’。‘三个代表’就是这种联盟的政治宣言。”（参阅康晓光：《仁政：xx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4期；《文化民族主义论纲》，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见北京大学的燕南网站等。）如此等等，表明三者合流，共同构成当前我国思想理论界不容低估的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种状况的存在，已经并且还将严重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山雨欲来风满楼”。真正的xxx主义者面对着这样股凶凶逆流，应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襟怀，大无畏地迎接并回应挑战，以挽救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危机。
　　
　　我们也希望以xxx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能够立即在全国展开一次xxx主义的学习运动，使全党同志能以xxx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充分认识到自由主义的西化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大陆新儒学”思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害。同时，全面、认真、深刻、科学地对近三十年历史进行总结和检讨，汲取经验和教训，并将xxx列宁主义、xxx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昭示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以彻底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为{zg}理想的工人阶级政党，重塑科学社会主义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