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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邢窑杯)
邢窑    

     邢窑是我国古代生产白瓷最早的窑场之一。它始烧于北朝晚期,经过隋朝的飞速发展,到唐朝已达到了鼎盛阶段,成为我国早期白瓷的生产中心。唐代邢窑白瓷造型独特,产品精美,产销量巨大,无论是对我国的物质文明还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邢窑白瓷的烧制成功,结束了自商周以来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我国陶瓷史上“南青北白”争奇斗妍的两大体系。邢窑的烧造历史从北齐、隋代、唐代至五代、宋、金、元,代代传承,源远流长。邢窑的范围跨州连郡,是一个庞大的窑区,包括内邱、临城、邢台的窑址均为邢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遗址主要位于河北省内邱、临城、邢台三县和邢台市区境内的太行山东麓丘陵和平原交接地带,分布于京广铁路以西的泜河、李阳河流域,集中在临城县西双井以南、邢台县西坚固以北长约60公里、宽约30公里的狭长地带内。


一.工艺特点与烧造文化 

  邢窑在制瓷工艺与烧造方法上有着鲜明的特点,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邻近的定窑和磁州窑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制瓷原料与成型方法

  经对比分析可知,临城邢窑细白瓷胎料,应该是由窑址所在地祁村至石固一带所产的一种俗称为红砂石的原料配制而成的。红砂石为半软质粘土,收缩小,塑性中等,能适应古代原料加工的条件。内邱邢窑细白瓷胎料,使用的是比红砂石AL2O3含量稍低的松质粘土,原料经过淘洗。邢窑白瓷釉料,使用的是富含CaO、MgO的釉土,并引入草木灰、石灰石和石英。除隋代透影白瓷外,其它产品的胎中没有发现掺入石英、长石等瘠性原料的现象,故均为软质或半软质粘土配制,一般经过反复淘洗捏练即可使用。而釉料中应该引入石英和石灰石,故需先经过捣捶后配以高岭土而成。 

  邢窑制品的成型方法主要是用快轮拉坯,也有经过模制或堆贴工艺的。从器物旋纹来看,其旋削技术非常娴熟,产品的足、腹、肩、口的加工都有固定的程式,精工细作,一丝不苟。 

  邢窑制品无论是平式器皿,还是立式器皿,大都是内外施釉,施釉方法多为浸釉或荡釉。而带彩器物则采用点、画、涂等手法施釉,如唐三彩器等。 



 

2、窑炉结构与烧成

  迄今为止,在遗址上已发现16座窑炉,分别位于内邱县西关北、步行街、商业街和临城县西双井、祁村等地。北朝至隋代的窑炉总体上为馒头式窑,双烟囱,大燃烧室。中晚唐时期的窑炉总体结构与前代变化不大,但窑体变长,窑床增大,呈长方形,平坦,燃烧室较大。窑炉大小规格不同,大的长6米左右,宽2.2米以上。五代时期的窑炉结构大体上与唐代的窑炉差不多,但其窑床已由平面变为坡面,面积较唐代有所增大,且前高后低,利于前后温差缩小,坯体受热时不易发生前倾甚至倒柱现象。到了宋金时期,由于烧成温度降低和燃料的改变,其窑炉有了较大的变化,体积增大,容积可达10立方米以上,但总体上还是馒头窑。各时期窑炉皆为半倒烟式结构。邢窑在五代或北宋初期以前,是用木柴为燃料的,到了金元之际则全部以煤为燃料。根据对邢瓷胎釉的物理性能分析,早期邢瓷是在强还原气氛中烧成的,但到了隋末则改为弱还原烧成,宋代以后,特别是金元时期由于改以煤为燃料而采用氧化焰烧成。邢瓷的烧成温度在北朝至唐代初期在1200—1300℃之间,到了盛唐以后烧成温度{zg},一般在1280—1380℃之间,而到了五代以后烧成温度又下降至1300℃以下。 

  从邢瓷传世作品和窑址出土遗物来看,其釉色基本一致,玻璃质感较强,极少有烟熏泛黄的产品。产品胎的瓷化程度基本近似,大都处在微生烧状态,所见极少过烧、欠烧现象,且由于胎釉AL2O3含量高,要求在1300℃以上烧成,这充分说明了邢窑窑工对高温烧成,特别是还原气氛的控制技术十分成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烧成温度比邢窑高的其它窑场,这应该说是我国制瓷技术的巨大进步,也是邢窑的重大贡献。





3、窑具与装烧方法 

  窑具主要有:(1)窑柱座和窑柱,(2)三角垫片,(3)环形支垫,(4)窑戗,(5)泥条,(6)筒(桶)状匣钵,(7)漏斗状匣钵,(8)盒状匣钵,(9)杯状匣钵,(10)环状、盘状支圈,(11)垫珠。

  装烧方法主要有:(1)早期的窑柱、三角垫片架烧法。唐代邢窑的前身,即北齐、隋代内邱县城关、临城县陈刘庄、邢台县西坚固窑使用此法,为邢窑xx。方法是:在平整过的窑坑上稳置好盘状窑柱座,在其顶端粘上泥条,安上一节窑柱。在{dy}节窑柱上也放一圈泥条,再放一节窑柱,视窑内高度放两到三层。而后将器物坯体、粘土泥条稳置在窑柱座上面,一般安放四到五组,顶上一个盘状窑柱座亦同样处理,最上面的柱顶视窑内高度情况放壶坯和瓶坯不等。整个窑柱及器内均置于明火中,一次烧成。(2)漏斗状匣钵装烧法。唐代细白瓷碗类器物使用此法。临城县祁村、双井村、陈刘庄和内邱县城关窑址多见。方法是:在一件漏斗状匣钵里铺上少量的石英砂,而后放入一件或二件碗器坯件,再放一件漏斗状匣钵,其内再放一件坯体,两钵间用泥条压紧,逐渐咬口叠置,到适当高度为止。(3)盘状、钵状、漏斗状匣钵组合装烧法。此法为邢窑xx,在唐代大约延续了近百年,主要用来盛装细白瓷盘、碗等器物。它由盘状与钵状两种器件组合而成。方法是:下面放一钵状匣钵,里面安放一浅式细白瓷碗坯,钵上安放一正放的盘式钵盖,盖上再放一碗坯,而下再加上一钵。这是邢窑装烧玉璧底、玉环底碗器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或者将一钵正放于下,正放入一件较高的器物坯件,然后再加上一钵即可。有的下面正放一钵,里面装一件较高的白瓷杯坯,上面反扣一件钵盖。(4)筒状匣钵正烧法。邢窑在隋代初期就开始使用筒状匣钵,唐代大件器物也多沿用此法,五代时期的砂圈叠烧,金元时期的单件正烧、砂圈叠烧,也多用此法。它主要用来盛装瓶、罐、执壶等立式器皿,通常视坯体大小来决定一钵装入数件或一件。而匣钵的口径和高度按所烧器物的体积而定。方法是:在窑坑上放一件筒状匣钵,里面铺上石英砂或垫饼,在上面放好所烧器物的坯钵。用湿泥条盘绕在匣钵的口沿,上面再放一件筒状匣钵,装入适量的坯体,这样逐件叠置,到适当高度即可。湿泥条起稳定窑柱和防止火刺的作用,用过的匣钵经过拣选还可重复使用,如果装烧的坯体尺寸较高,可将上面的一桶状匣钵倒扣过来便可解决。(5)支圈覆烧法。宋金时期多使用此法,方法是:在窑坑上铺上石英砂,稳置好支圈垫,然后扣装上器物坯体,在支圈座上叠置一环状支圈,上面再扣装一件器物坯,这样逐一置放。(6)砂圈烧法。金元时期使用此法,方法是:将制好的器物坯体施釉后,刮去内心一圈,尔后逐件叠放,装入筒状匣钵内,入窑焙烧即可。(7)垫珠支烧法。金元时期烧造瓷盆等大件产品,多采用此法。方法是:将模印好的粗质垫珠放在大件器物坯体的底部(一般放三到五枚),垫珠上再放置一件小一些的同类器物,然后逐一垫装成套,置于匣钵中焙烧,烧好后,除掉粘除在器物表面的垫珠后即可使用。



(唐代邢窑浅碗)


二. 器物的造型特征与装饰艺术 

  陶瓷器物造型有实用与审美两大功能,受不同时代工艺技术水平的发展及姊妹艺术的影响,各时代器物的造型特征有不同变化。 

  1、各时期造型特征

  北齐时期,瓷器的胎体厚重,胎质较粗,胎色灰黄,一般不施化妆土,釉色多呈青绿或黄绿色。造型特征是:质朴、凝重、粗犷。 

  隋xx始用化妆土装饰青灰色胎体,而后更进一步用白色粘土制胎,烧造粗白瓷。工艺水平显著提高,胎料制备精细,旋削工整,装烧考究,立式器皿显著增多,造型特征是:挺拔、豪放。 

  唐朝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发展,经济、文化、贸易空前繁荣,各种手工业蓬勃发展。唐代邢窑更进一步精选胎釉原料,旋坯技法更为规范,采用匣钵正烧法,xx了器物内的支烧痕,严格控制火候,产品瓷化而不过烧,保证了造型的神韵。种类增多,有大量生活用品,也有不少的陈设品。器物的造型特征是:体态丰盈,庄重大方,赏用结合。

  五代时期全国统一的局面崩溃,时逢乱世。此时的器物胎质粗松,胎色多灰黄或青灰,釉色多灰白,釉下多施化妆土,制作工艺粗糙,其器物造型特征是:饰用结合,重在功能,粗质细作。 

  北宋时期邢窑与巩县窑、越窑、耀州窑、定窑等名窑一样,仍有不少精品作为贡品进入皇室。此时器物的造型特征是:秀丽浮华,体态轻盈修长。

  金元明时期,我国北方遭受战乱,但为满足社会需求,临城县南程村、山下村、解村、射兽村等窑场又相继恢复了陶瓷生产。在制瓷工艺和装饰方法上借鉴了定窑的手法,但制品的精细程度略逊于定窑。其器物的造型特征是:单调而不单一,实用功能更加突出,体态轻薄。 

  但邢窑器物造型又有着共同的艺术风格,邢窑器物具有圆唇口、短颈、丰肩和鼓腹的特点,构成了庄重大方的体态。而这些长短曲线、直线的巧妙结合又使得邢窑器物具有了雍容华贵之美。陶瓷器皿既是实用品,又是艺术品,唐代邢窑的工匠将玉石雕刻,金银器的造型艺术应用于陶瓷制造上,在实用与艺术的结合上加以{zy1}的创造,制出了大量千古赞赏的佳品。如玉璧底碗白如霜雪、碗底形如玉璧,还有花口瓣足碗、高足杯等,都是仿金银器形制的制品。既是盛装食物的实用品,又能满足观赏的审美要求。邢瓷胎质洁白细腻,釉色莹润泛青,用于形体凝重朴实的器物上,更显丰满端庄,华贵典雅。另外邢窑器物的形体既有直线又有弧线,但以弧线为主。整体线条有行有止,有抑有扬,或一气呵成激流直泻,或蜿蜒曲转舒缓有序。特别是白瓷罐口沿下那条转折的线角,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给xx的形体增添了生气。总之,邢窑器物造型朴素大方,线条饱满酣畅,制作规整精细,釉色银白恬静,给人以既雍容饱满而又凝重大方的美感。



2、装饰方法及其艺术特色

  邢窑装饰种类较多,计有弦纹、模印、戳印、压印、按压、雕塑、贴塑、捏塑、刻划、镂空、削边、三彩、点彩等。

  (1)北朝至初唐(下限约到7世纪中叶),装饰技法使用较多,主要有弦纹、贴塑、模印(印花)、戳印、刻划、点彩和单色彩等。涉及器物种类较为广泛。但就整体而言,以模印、旋纹为主,而刻划、戳印主要用于制作模具,装饰以胎形装饰为主,朴实自然。

  (2)盛唐时期(大致从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产生了削边、镂空、雕塑和三彩装饰技法。削边使用不多,镂空、三彩只在本期发现。模印使用仍然较多。本期邢窑装饰技法仍以胎形装饰为主,但三彩以及刻划、削边、镂空等装饰的应用,使得邢窑装饰逐渐走向一个崭新时期。

  (3)中唐时期(大致从8 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本时期装饰向更多器物扩展使用,装饰特点较为鲜明。执壶等器物的大量生产,使得胎形装饰中捏塑、贴塑使用较多,模印的使用仍然不多。刻划使用较多,弦纹使用仍然较为广泛。另外出现了一些特有装饰如黄釉执壶上的压印扁纹。

  (4)晚唐至五代(大致从9世纪中叶到10世纪中叶),邢窑的装饰技法使用较多,有模印、压印、按压、雕塑、捏塑、贴塑、戳印、点彩、削边、刻划等。装饰器物较为齐全,涉及碗、盘、罐、执壶、钵、穿带壶、双鱼瓶、小瓷塑等。本时期特有的装饰技法,点彩由原来的釉上彩发展为釉下彩,双鱼瓶集刻划、贴花、戳印等装饰技术于一体。削边大多削得较浅,有的只稍稍压低一点,或用工具在器物口沿上向里按压成为花口,又省力又不失美观。 

  (5)北宋时期的装饰方法主要有印坯、贴花、刻花、戳印、黄绿釉彩、褐彩及捏雕等。 

  (6)金元时期的装饰方法主要有刻划花、印花、铁锈花、剔花、三彩釉、梅花点等。

  邢窑装饰技法总体上以胎形装饰为主,也有少量的点彩装饰手法。而各阶段的装饰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相应时期的审美趋向。邢窑装饰由最初的光素无纹发展到胎形装饰,再到工具装饰,不仅说明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不断追求,同时也是市场竞争使各窑场之间互相学习和影响的结果



三.相关问题

  1、隋代透影白瓷

  邢窑透影白瓷(或称之为透光白瓷)首次发现于1984年,出土地点为内邱县西关北窑场,当初仅发现两件深腹圈足碗底残片,当地的文物工作者将其定为唐代。1985年春,笔者考察窑址时有幸采集到两件透影白瓷残片,一件为平底深腹碗残片,另一件是带有兽形铺首的瓶类残片,其造型特征和装饰手法具有明显的隋代风格,故认为时代应比唐代早,后请教了故宫博物院李辉柄、王丽英两位专家,结果被确认为隋代无疑。

  1988年河北省邢窑考古队在内邱县西关北遗址的北侧发掘中又出土了200多片透影细白瓷,可辨认的器型有碗、杯、盘、多足砚、盂、器盖等。其胎体有薄厚两种。薄的一种主要为碗、杯,做工极为精细,胎厚仅0.7—1毫米,能达到光照见影的程度。胎厚器物为碗、盘、砚、盂、器盖等,胎质精细洁白,断面有乳脂光泽,类似“猪油白”,对光有透影感,釉面光洁莹润。除透影白瓷外,探方中还出土大量的粗白瓷、青釉瓷和桶状匣钵等窑具。这次发掘因有地层关系故对断代更有说服力。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透影瓷片的化学分析,透影白瓷胎中K2O含量相当高,在5.2—7.25%之间,釉的K2O含量也达4.7—6.1%。由此推断透影白瓷的胎釉中均引入了一定量的钾长石,其釉中也可能掺入了石英矿物,应是最早的长石质瓷。

  邢窑隋代透影白瓷与粗白瓷和青瓷同炉烧造,均采用筒状匣钵笼罩。匣钵一般直径为13—28厘米,高度为4—20厘米。据测试,烧成温度为1280摄氏度左右,烧成气氛接近于还原焰,燃料为柴,一次烧成。

  透影白瓷主要器型为碗和杯,做工精细,大部分为回转体,系采用拉坯方法成型。其工艺较为复杂,薄胎器物需要反复多次精修。施釉方法多为浸釉或荡釉。装饰较为简单,目前发现的主要有立体雕刻和贴花。

  邢窑工匠在发明白瓷后不久就烧制出了具有透影性能,含有长石、石英、高岭土三元系配方的产品,即习惯上人们所说的长石质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也使人产生了许多疑问。在邢窑透影白瓷发现之前,一般认为长石质瓷源自国外,中国古代系采用高岭土和瓷石二元系配方。以往的考古和科学研究结果也证实,我国自发明瓷器以来至清中期前后还没发现类似采用长石配制坯料的例子。故邢窑隋代透影白瓷发现之初许多人表示怀疑,为什么这种瓷器在以后千年来没能传承下来而退出历史舞台了呢?这一问题笔者以前也曾提出了一些肤浅的推测,但觉得缺少足够的证据而难于定论。最近,在收集《邢窑研究》一书相关文章过程中,偶见河北大学金家广教授《试揭何稠绿瓷之谜》的文章,文章推断隋代人何稠曾受皇帝指派复烧久绝的玻璃器,可能在内邱一带的邢窑试烧过绿瓷(青瓷),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的话,出土于内邱县西关北的透影白瓷也极有可能与何稠试烧玻璃和绿瓷有关,即何稠在邢窑试烧的玻璃器也有可能就是这种含有长石的透影白瓷,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证。

  2、款识

  近些年来特别是邢窑遗址被发现以来,先后出土了“盈”、“大盈”、“官”、“翰林”、“药”、“王”、“张”、“李升”、“李”、“解”、“退”等带款识的瓷片标本。这些款识多为尖状工具刻划而成,也有个别用笔墨书在成品上。除在瓷器上刻有款识外,在窑柱、匣钵等窑具上刻字款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常见的有“张”、“吉”、“吉利”、“笼盖”、“苏家”、“石”等。

  “大盈”款:标本目前已发现有十几片,胎质细白坚硬。除西安唐金胜寺遗址出土一片外,其他均出自邢台市旧城区清风楼东的长街一带。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出土器物全部为平底碗,其时代应早于“盈”字款瓷器。这批标本究竟来自哪个窑址目前尚难判断,但确系邢窑产品无疑。

  “盈”字款:是目前发现最多的款识,据不xx统计可能已出土了数百片。出土“盈”字款的窑址主要是内邱县步行街、农贸市场、服务楼、交通局、西关北等。另外,在西安、北京、杭州、赤峰、长治、易县、邢台、临城、隆尧等地墓葬和遗址中也有发现。主要器型有碗、盘、罐、洗、执壶、盏托、粉盒、瓷枕等。

  “翰林”款:多出于内邱县城关窑址,西安市及邢台市区也出土过,器型主要为罐、粉盒等。出土量远不及“盈”字款。

  “官”字款:2003年春夏间在内邱县礼堂步行街考古发掘中发现,共出土了十几片。均为细白瓷圈足碗残片,有些还粘有匣钵。“官”字款瓷片过去曾在邢台市旧城区出土不少,限于资料多将其划归定窑。而此次发现的“官”款白瓷与“盈”字款白瓷则出土于同一地层或灰坑,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同时又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即如何鉴别窑口问题。邢窑“官”字款瓷器的时代应为晚唐,与定窑“官”字款瓷器从时代上说大体相当,其胎釉及刻写的方法差别不大,化学组成和烧成温度也较为接近,这使我们在鉴别各地出土“官”字款瓷器(如浙江临安出土带金银扣的“官”、“新官”款白瓷)窑口问题更增加一定难度。

  “药”字款:目前仅见一例,器物为白釉玉璧底花口碗,出土于内邱县西丘砖厂。

  对于“大盈”、“盈”、“翰林”、“官”款的解释,目前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是与唐代皇宫的百宝大盈库有关,为官府的定烧器。另一种观点认为邢窑出土款识是因窑场众多,为了竞争而刻制的商标或记号。多数学者则倾向于前者,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最终会解决这一问题。

  另外,其它诸如“张”、“王”、“李升”、“吉”、“吉利”款均为姓氏或吉祥语,对此争论不多。这些款识的发现给研究邢窑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信息。

  3、五代以后邢窑的发展与延续

  关于邢窑的历史,在遗址发现之前,一般学者认为邢窑的烧造时间很短,如“邢窑白瓷始于初唐、盛于中唐,衰于晚唐,五代之后即销声匿迹”、“五代以后无邢窑”、“宋元无邢窑”等。但实际上邢窑的烧造始于北朝,发展于隋初唐,兴盛于盛唐、中唐和晚唐前期,唐末和五代转入低潮,其后又复兴于宋,延续至金元,甚至到明清,长达一千多年。

  唐末,由于政治腐败,战争频繁,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加之细瓷原料枯竭,邢窑白瓷生产开始从兴旺转为衰落。五代时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依然如故,邢窑的衰落局面未能改善。但北宋的基本统一,结束了五代时期的分割混战局面,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邢窑白瓷生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据查宋代文献中有三处明确记载邢州产贡瓷的内容。一是《太平寰宇记·河北道》:“邢州,……土产:白瓷器、丝布、绢、解玉砂。”二是《元丰九域志·河北路》:“邢州、巨鹿郡、安国等节度,……土贡:绢一十匹,瓷器一十事,解玉砂一百斤”。三是《宋史·地理志》:“信德府、次府、巨鹿郡、后唐安国节度。本邢州,宣和元年升为府,贡:绢、白瓷盏、解玉砂。”可见邢窑白瓷到北宋晚期,不仅仍在持续生产,而且在越窑停贡情况下,还继续进贡。总之,邢窑在整个北宋时期一直持续生产,进贡时间近五十年。

  对临城县澄底窑址的调查也发现了大量北宋风格的白瓷标本。如在遗址侧出土的白釉印花瓷枕等,从造型装饰上看应为北宋早期无疑,釉色白度虽不及唐代细白瓷,但仍有邢窑遗风。邢窑北宋时期的窑址已被专家确认的目前仅有澄底一处,但在临城、内邱、邢台县宋墓中出土的,既非磁州窑、又非定窑的白瓷在宋代窑址中已发现了诸多标准器物,证明其实为宋代邢州烧造的白瓷。如1991年临城水泥厂宋墓出土的白釉斗笠碗、酱釉瓶、水波纹白釉枕和2005年临城岗西宋代墓葬出土的细釉塔式罐、白瓷碗等应为邢窑产品。

  金元时期,邢窑白瓷生产一直持续不断,20世纪80—90年代在临城县境内发现了大批金元时期的邢窑遗址,如:磁窑沟遗址、山下遗址、解村遗址、南程村遗址、射兽遗址。这些遗址分布面积大,堆积层厚,南程村遗址局部暴露的窑具和瓷片的堆积厚达2米,射兽遗址文化层也厚达1—2米,出土遗物种类很多,对这些遗址目前还未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地下很有可能埋藏宋金时期的文化遗存。另外,在内邱城关礼堂一带也出土有宋金时期的标本,其发掘中也发现了晚唐五代时期的遗物,故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宋代贡瓷窑址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正式面世。

  由此可见,邢窑不但在整个北宋时期持续发展得以恢复,有些产品的质量已接近唐代的技术水平,而且在金元时期还在生产,甚至续烧到明清时期。

  4、唐三彩及白陶

  唐三彩是一种流行于中国唐代的铅釉陶器,也是唐代陶瓷手工业的一个新品种。它用白色粘土作胎,先经过1100℃的高温素烧,然后用铜、铁、锰等元素加入铅釉中作着色剂,施在已素烧过的胎体上,再经过900℃左右的低温烧制而成。由于铅的易熔性和在烧制过程中的流动性,器物表面形成黄、赭、蓝、绿、褐、黑、白等多种色调。由于大多以黄、绿、白三种颜色为主调,因此习惯上称为“唐三彩”。

  目前,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唐三彩窑址有四处,除邢窑之外,还有河南省巩义市黄冶窑、陕西省铜川市黄窑堡窑和西安市郊机场窑。近些年来考古发掘发现有多处邢窑遗址烧造唐三彩,内邱县城关遗址(特别是礼堂北一带)唐三彩出土最多,该地出土的三彩三足炉、三彩杯和三彩盘,与白瓷玉璧足碗同出,应是中唐时期产品。此外,在内邱县北大丰遗址、临城县祁村、射兽遗址也有零星发现,烧造时间一直延续到宋金之际。

  邢窑唐三彩器物有钵、瓶、罐、盘、碗等,注重实用与美观的结合,而河南巩县、陕西铜川等窑场却以生产各种用以陪葬的明器为主。邢窑唐三彩的釉色有单色和复色之分,呈现黄、绿、蓝、红、棕、褐等色,其釉色较均匀,玻璃质感强,有开片纹。而胎中一般含铁量高,泥粒较粗,素烧后胎多呈黄褐色或红色。邢窑工匠们为弥补这一缺陷,往往在坯胎上施一层白色化妆土再行素烧。之后,再施以不同色调的低温铅釉,便烧制出了色彩艳丽,五彩缤纷的三彩艺术珍品。另外邢窑还烧制绿、黄、褐等单色低温釉器物。值得一提的是在内邱县礼堂北遗址出土的两件“金星釉”(又名“砂金釉”)瓷片,该器为敛口水盂,胎质较细,胎色黄褐,器表施一层薄薄的玻璃质釉,釉色为淡棕色,釉面晶莹光滑,釉中分布着极小的金星晶体,在阳光照耀下,金星闪烁,光彩夺目。邢窑三彩的胎一般较硬,有些单色或双色釉的胎已接近瓷化,这是邢窑三彩的主要特征之一,但胎的白度不及巩县窑产品,多数胎体表面泛红。

  此外,邢窑还烧制高硬度的白陶,主要有人物俑、生肖俑及动物、佛像、佛龛等明器和宗教用品,为研究我国古代佛教文化和丧葬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标本。这些陶器先用低温烧制成毛坯,再施以彩绘或描画出各种图案,供应当时社会各个阶层。从窑址和墓葬出土的数量来看,这种白陶的生产规模相当可观,产量极大,这是邢窑工匠为适应唐代厚葬而发展起来的又一个品种,这种陶器硬度较红陶或灰陶要高得多,故非常受欢迎。总而言之,唐三彩和高硬度白陶的生产,都有力地证明了邢窑产品多样化的特色。

  5、邢窑瓷器的外销

  关于邢窑的外销问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者不多,但从研究外销瓷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邢窑白瓷与其它名窑一样,其产品曾大量销往国外。1919年至1939年,法国学者赫尔费尔德等对伊拉克的萨马腊遗址进行的两次大规模发掘,出土了大量古陶瓷片,其中中国古陶瓷片最多,有青瓷、黄釉瓷、绿釉瓷、唐三彩和被专家学者认为“经过高火度烧造”的“又硬又有玻璃质”的邢窑白瓷。1912年至1920年,在位于埃及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遗址的发掘中,出土各种陶瓷七十多万片,这些瓷片中有来自中国的“唐三彩、越窑青瓷、长沙窑瓷器和邢窑白瓷”。其它出土邢窑产品的国家还有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和地区。

  邢窑瓷器的外销时间大约应在唐中期至晚唐五代时期的两百多年间,地点主要集中在亚洲及北非地区。其外销路线大约有两条:一是经长安通向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第二条是通过海运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具体路线是经大运河抵扬州港或连云港,再从扬州和连云港汇聚各地其它产品转运到世界各地,从扬州市出土的大量邢窑器物标本足能证实。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唐三彩及长沙等窑瓷器的对外销售和传播,对我国古代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邢窑自北朝后期创烧以来,发展迅速,到唐代已成为与越窑齐名的两大xx窑场之一,其产品质量上乘,造型精美,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爱。邢窑白瓷的发明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商周以来由青瓷为主导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为后世各种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书目

  ①孟繁峰、王会民、张春长《河北瓷窑考古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1999年西陵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河北省邢窑考古队 王会民等《邢窑遗址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4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③河北省邢窑研究组 张志忠等《邢窑工艺技术研究》,《河北陶瓷》1987年2期。

  ④毕南海、张志忠《邢窑装烧方法研究》,《河北陶瓷》1989年第2期。

  ⑤河北省邢窑研究组 毕南海《邢窑造型装饰研究》,《河北陶瓷》1987年2期。

  ⑥王会民等《邢窑装饰初探》,《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究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⑦张志忠等《邢窑隋代透影白瓷》《文物春秋》1987年增刊。

  ⑧杨文山《论宋金时期邢窑白瓷的持续生产》,《邢台历史经济论丛》,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

  ⑨杨文山《邢窑唐三彩工艺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1期。

  ⑩Friedrich Sarry:Die Karamik von Samarra.Berlin,1925.弗里德里彻·沙列《萨马腊发掘》,柏林1925年版。

  (11)Aly Bahgat Beyet Albert Gabriel:Fouilles d' al Foustat.Paris,1921。武素敏译:阿里·巴哈格特,贝也特·阿尔贝特·加布里《福斯塔特发掘》,巴黎19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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