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十一）
　　为什么集邮?集邮有什么意义?集邮的目的是什么?我国早期集邮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各人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在集邮团体内，每个成员的观点也不可能一致。而集邮团体中的骨干分子对上述问题的理论，对发展新成员影响甚大，它关系到集邮团体能否蓬勃发展和社会各界人士对集邮团体的评价。
　　在中华邮票会成立初期，该会主要成员对集邮的看法，主要有3种：一是周今觉的“集邮高尚论和增值论”；二是袁寒云的“弧芳自赏自娱自乐论”；三是张景盂的。“集邮乐趣兴智怡情论”。三者皆言之有理，其中也有些共同之处。但各人侧重点不同，也就各自成章，自成体系了。
　　周今觉在1926年7月应邀，在上海开洛电台发表集邮演说时曾讲道：“集邮是{wz}娱乐消遣的勾当”，是“游艺{zw}，王之游艺”，也就是集邮是{wz}的嗜好。此说把集邮抬到如此“高尚”，使一般平民百姓望而却步。此说无意中道出，集邮人至少应是王孙贵族豪绅名流之辈，一般大众可望不可即，亦无力入伍矣。周今觉又说：“集邮乃投资储蓄的性质，若是票子买得合宜，五年一小长，十年一大长，有进无退的。”这就是说集邮是可以赚钱的。此说相当有吸引力；也有些人由此走上集邮之路。但事实是许多人集邮多年，花了不少钱和精力，到头来并未赚到什么钱。怀着赚钱目的而集邮的人，当他的目的无法达到时，他就中途放弃集邮了。
　　袁寒云在1927年4月撰写的《说邮》文中曾说：“盖人之集邮，或待善价而求沽，或将争雄于坫坛，或矜奇炫异，或夸富斗豪，若予则仅求自善者存之，赏心悦目，聊以自娱，不拘泥于其贵贱多寡也。斯趋舍不同，而境亦殊矣”。袁寒云的“孤芳自赏自娱自乐论”博得了一些人的赞赏。此说重在集邮的动机，轻于目的。如何“自赏自乐”?有何意义?能达何目的?其意未尽，认同者亦不多矣!
　　张景盂是中华邮票会第9号会员，苏州邮商，该会成立时曾被推选为评议员。他在1926年冬撰写的《集邮之乐趣》一文中，对集邮的意义、性质、目的作了详细的阐述，不仅得到一般集邮者的好评，还得到公众的认可。
　　张景盂写道：“搜集邮票，最有趣味，因其富于美育性质，易动人好。故欧美人士，竞喜集之，以作遣兴消愁之助，兼收参证观摩之益”。
　　“集邮之趣，人初不知之，殊不知此事为最文雅{zg}尚之娱乐，断不可以儿戏视之。”。
　　“集邮之事，与文化、史学、艺术等均有密切的关系。故较乏好骨董者，更饶兴趣，且不必耗巨额之金钱，已可获得种种学问上之利益，不若古玩之定重价搜求，而徒供鉴赏而已也。”
　　“集邮为普及之娱乐品，如文学家、法律家、医学家、科学家等，于神疲思倦之时，将所藏邮票流连把玩，即可以怡情悦性，解闷消愁。至劳动界人士，工作余暇，倘能偶一展示，亦可以乐此不倦。盖其图案色泽，各擅五花八门之妙，殊足引人入胜也；且集邮之举，无妨正业。吾人于公余之暇，藉此消遣，不啻与良朋友相对，其乐可胜道哉。”
　　 “或有喜在球场击球者，当百脉沸张汗珠透体之时，苟将邮票披览之，即可以心泰神舒，气安体适；”“集邮之风，苏俄最甚。元首卿相，贩夫走卒，凡稍具常识者，无不嗜之，固不特备娱乐而已，且有利益可获也。”
　　“集邮固不必过事消费，如古董家之搜集中国古磁、东方毛织之类定须重价以求也。且邮票本为微细之物，携带极便，虽不若名画法书之可以装潢悬挂，然苟聚之成册，偶一展玩，则审其图案之精美，考其发行之原因，亦几如山xx上，应接不暇。悦性怡情，斯乐决非庸俗所能知也。”“搜集邮票，又可增进史学知识，盖自十九世纪以降，各国大事，恒可于邮票图案上窥见一斑。不若古玩之仅供赏鉴，无甚学问上之利益也。苟吾人于邮票图案，每种详考其用意，而附记其事实，定能成一巨帙，为史乘别开生面之著述，并卷有益，其乐何如。”
　　“总之搜集邮票，与搜集古钱，虽同嗜好，然一则仅有把玩鉴赏之乐，一则又可于知识界上获益不少，且如各处之风土山川，不能遍历游览。搜集邮票后，察其所绘之图案，藉此可当卧游。惟吾人于搜集之初，宜定其范围，苟过于奢求，易生欲望。凡事皆宜适可而止，自能乐在其中。否则贪多务得，宁非大悖集邮之本旨，尚何趣味之足云哉。”
　　张景盂的《集邮之乐趣》一稿，全文约2500字，以上仅摘其主要部分。张景盂对集邮的意义作了透彻全面的介绍，是一篇宣传集邮的佳作。但与周今觉的集邮演说各持一端，相差甚远。可是，张氏的文稿投给周今觉会长，周今觉还是决定发表，刊登在《邮乘》第二卷第四期(1926年12月30日出版)，并以“寄闲”之名，附上编后语：“景盂君此篇之旨趣，与周今觉君在开洛公司之演说，相反而实相成。盖景盂君为初步集邮者说法，今觉君则为已成之集邮家，更进一步而言之也。得今觉君之言，邮学之道乃尊；得景盂君之言，邮学之效乃广。吾愿一般人士，略节其饮博嬉游之贵，而从事于集邮，不必夸多斗富，而自然乐在其中。行见全国流行，寝成风俗，东亚邮运，有不日见昌大者，吾不信也。寄闲附识。”由此可知，周今觉会长也已认识到普及集邮知识，宣传集邮意义对发展中国集邮的必要性。但是，中华邮票会的会刊，不论是《邮乘》、《邮学月刊》或是《邮典》，均很少刊登明白易懂、便于社会公众理解和接受的普及集邮的文章，而是大量登载研究古票的文稿，开口“大龙”、“万寿”，闭口“红印花”、“商埠票”。使初集邮者望而生畏，却步不前乃至改弦更张。就此而言，也是中华邮票会发展缓慢的症结之一。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十二）
　　张景盂(1891-1945)比周今觉小15岁，却比周今觉阜10年开始集邮。周今觉1923年秋开始集邮时，张景盂经营的五洲邮票社已开业8年矣。该社在张景盂逝世后仍由子女继续营业至1966年，前后达50年。五洲邮票社是我国开办时间较早、营业时间最长的xx邮票商社。
　　张景盂，江苏吴县人(今苏州)，出生于书香之家，终生以邮为业。在经营邮票买卖的同时，热心宣传集邮知识，提倡集邮普及，关心支持集邮团体活动，在中国集邮界深有影响，颇得集邮家好评。陈志川曾写道：“君弱冠喜交游，与朋辈书翰往返无虚日。坐是渐与邮票为缘，爱好之心日笃，每得书柬，辄小心翼翼，揭剥其邮票，贮积以供赏玩。但揭剥之品，无论如何小心，终难免于揭薄、缺角、破裂、折齿，初不知其足以损邮票之声价也。厥后读沪报，见征求交换邮票广告，跫然而喜。自是同志日多，邮识日广。中华民国四年冬(实为1915年1月1日，笔者注)即创设五洲邮票社于吴门，为早期国内邮商中经营有道而规模备具者之先锋。今日有盛名之集邮家，其集邮之始，发轫于五洲邮票社者，实繁有徒，然则君之有功于集邮界，不待言矣。君诗书传家，温文儒雅如秀士，而持筹握算，亦复兼长，盖奇人也。尝编《集邮须知》、《邮苑珍闻》、《标准中西地名对照表》等书，对初集邮者具有启发之功效”。 (见《国粹邮刊》第11期，1942年12月15日出版)。
　　署名“邮鸣”者写道：“回顾张景盂先生生平，对集邮之提倡，不遗余力，自民国甲寅创办五洲邮票社，对集邮之宣传遍达全球。手编之《集邮须知》……等书，更博得大众之佳评，集邮之风所以有今日之盛，亦当归功于先生极力提倡也。” 《国粹邮刊》第39期，1945年10月10日出版)。张景盂对中华邮票会十分热心，积极参加会务活动，但周今觉会长却不以为然，没把张景盂放在眼里。1925年7月11日，中华邮票会在上海成立时，与会者仅十来人。其中即有来自苏州的，正当而立之年的张景盂。据1927年编印的中华邮票会会员录载，名列前10名的会员如下：
　　1号，空缺，但写明“此{dy}名暂时悬留，待将来有大功绩于本会者，即以此奉赠”。2号陈复祥；3号周今觉；4号张承惠；5号李辉堂；6号袁醴波；7号谭蓉圃；8号朱世杰；9号张景盂；10号柴冠群；1l号卢赋梅。以上10人，前7人在上海，后3人来自苏州，按地域说，中华邮票会是上海与苏州两地集邮者的联合团体；按集邮者身份讲，自署邮商者有李辉堂，张景盂、卢赋梅3人；朱世杰则自署集邮家兼邮商；其余6人则自署集邮家，所以中华邮票会也可说是集邮家与邮商的联合组织。
　　《会务报告》载：“7月11日，在文监师路会所，开成立大会，是日适值阴雨，而会员仍复济济，且有自外埠来者多人。”此外埠来者即指张、柴、卢3人也。会上，3人均被推选为评议。《会务报告》又载：“9月6日为本会年会之期，是日风狂雨猛，而会员仍复冒雨而至，且有自苏州来者。”风狂雨猛之日由苏州赴上海参加聚会，张景盂等人对中华邮票会的热情可见一斑。
　　1925年10月1日，会刊《邮乘》创刊，张景盂即在创刊号刊登中英文广告：“苏州、五洲邮票社广告，蔡汇河头三十八号，卖品目录，函索即寄，International Stamp Co．38 TSAI WAI HUTOW，Soochow．China．”同时该刊还发表了张景盂撰写的《各国航空邮票谈》，向集邮者介绍了中国、美国、挪威、乌拉圭、瑞典、希腊、法兰西、芬兰及爱沙尼亚等国发行的航空，邮票，其他各国之航空消息等。因该文较长，延至第二期才登完。此文是我国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各国航空邮票的文章。
　　张景盂热心提倡集邮普及活动，经营大众集邮者喜欢的各国邮票，包括各种袋票、信销票等，乐于编写宣传集邮、介绍邮票知识的文章，并积极参加邮会活动，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周今觉会长热衷于搜集珍邮罕品和珍邮研究，并不把张景盂等人放在心上。
　　1926年1月3日，中华邮票会召开的本年{dy}次常务会通过决议：“添设董事会，取消评议员名目，凡董事以常川居住本埠会员为限。”不及半年，周会长即把苏州张景盂等3人排除于邮会职员之外。周今觉不愿与苏州邮人合作共事，与他个人成见有关。周今觉在该年3月1日出版的《邮乘》第二卷{dy}号《编辑苦言》一文中写道：“亿本会初次选举职员时，外埠竟有少数会员不加谅解，为会长一席，尚发生小小暗潮。余尔时忍笑不禁，笑其以小人之心测君子，其见解等于乌鸫腐鼠之吓也。若其人早知为会长者其吃苦如此，其赔钱如彼，恐虽三跪九叩以请，亦必唾不顾而去也。一年之后，有能悯余之劳，代余之职，使余得卸肩以去者乎，馨香祷祝俟之矣。”
　　在选举会长时，张景盂等苏州邮人略有议论，周今觉竟耿耿于怀，其心胸狭隘可见一斑矣!张景盂撰写的《集邮之乐趣》在《邮乘》二卷四号刊出后，该刊再未刊出张景盂的其他文章。
　　苏州邮人对周会长的“忍笑不禁”并不在意。1926年5月8日，卢赋梅赴中华邮票会，向会员分赠自编自印的《中国邮票汇编》，1927年张景盂编撰的《集邮须知》以五洲邮票社名义出版。该书32开本白报纸印，50余页，是我国早期集邮者的大众读物。该书对邮票的搜集方法，纪念邮票之历史，各种邮票图案之原由，各国币制变化，以及集邮史之遗闻趣事，初集邮者各项必要之知识等均有综合叙述。内容广泛且语多简赅，该书很受集邮者欢迎，曾多次再版。《集邮须知》作为我国{dy}本中文集邮入门参考书，曾对我国集邮者产生过广泛的启迪作用。
　　中华邮票会未能团结象张景盂一类热心普及集邮活动的邮商，并充分发挥其宣传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十三）

　　中国早期的集邮团体重视成员之间的邮票交换活动，把邮票交换列入集邮团体必备的、不可少的日常活动项目之一。认为会员之间的邮票交换活动不仅能互通有无，还能增进会员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增强集邮团体的凝聚力。
　　    早在1912年，外籍集邮者在上海成立的上海邮票会，就设有邮票交换部及交换部主任一人，负责会内的邮票交换事宜。
　　   
　　1922年成立的中国人最早的集邮团体——神州邮票研究会也设有邮票交换部，并推举陈复祥为交换部主任，还制定了邮票交换办法。其具体交换办法以《交换邮票者注意》为标题，印刷在上海神州邮票研究会特制的贴票簿上。其注意事项共计10则，原文如下：
　　    “一、凡委托交换之邮票，不论零张、整套，均须用此簿贴之；
　　    二、此簿中所贴之邮票，祈用暗记记之，以免混乱；
　　    三、票之实价，注于票之上端，如遇有特点者，望注于票下；
　　   
　　四、本部之设，原为辅助会员求应搜集便利起见，互相交换系抱以货易货之主义，第恐交换时双方出入难免有贵贱多寡参差之憾，故以金钱为交换之代价，此乃一时权宜之计，与普通xx营业者迥然不同，故有邮票委托交换者，定价务须从廉，以合本会宗旨；
　　    五、每本内所贴之票价值至少须五元以上，每一邮票之价值至少一角，过于普通者请勿贴入；
　　    六、簿内所印之虚线，系备寄出时按线折迭，邮票切勿贴于线上；
　　    七、下列姓名、页数等项务望填明；
　　    八、揭取邮票后，即于原处签名盖章为凭；
　　    九、所取邮票若干，价值几何，请于簿后空白栏内详注，以便结算；
　　    十、簿内邮票若非决要者不准移动。”
　　   
　　第七项所指项目为：委托者姓名、住址、簿内贴有邮票几页、共贴邮票若干张、总共价详几何、年月日等。另外还加盖“簿内之邮票不准在会外出售”字样。
　　   
　　1925年7月11日成立中华邮票会时，未设交换部。至该年12月6日召开第四次常会，始有人提议创设邮票交换部，并推举李辉堂为交换部主任。为此，李辉堂认真制定了交换章程。不知何种原因，《中华邮票会交换章程》迟至1927年2月才由董事会审定通过。
　　该章程共计21条，分买方、卖方两部分。与神州邮票研究会的交换章程相比，已有较大的改进和发展，其具体细则已定得相当详细。鉴于该章程是我国早期集邮团体活动的重要规则之一，笔者照录如下。
　　    “中华邮票会交换章程
　　    买方：(共计14则)
　　    1．看票xx于本会会员，经董事会之许可者；
　　   
　　2．会员欲看票者，须将详细姓名、住址、会员证号数，并保证人之姓名住址亲写函告交换部主任，请求看票。凡会员人会之介绍人，不负一切金钱之责任，故须由本会董事认可之会员或商号，另加保证，俾负一切责任；
　　    3．会员经一次之请求而许可看票者，以后即继续有效。其有半途不愿意继续者，须通知交换部主任停止传递；
　　    4．看票会员有迁移住址及稍长时期之他出者，须速即通知交换部主任；
　　   
　　5．会员收到交换部邮票后，先须注意下列各项：(甲)交换簿之册数与通知单上所载者符否?(乙)揭去邮票之空位，皆曾经会员签名或盖章否?(丙)如发现不符见空位未曾签名等情，须立即通知交换部主任，并向寄票来之上手会员追究，非彻底查明后，切勿将交换簿寄出，如隐匿不报，即须代负责任；此为最宜注意之事；
　　    6．各票如非购定者，切勿取下；
　　    7．购定之票，取下后，其所留空白地位皆须签名或盖章，自己取自己之票亦同；
　　    8．交换簿上签名或盖章，xx于看票会员，其名列于通知单上者；
　　    9．每本簿内所取之票数、银数及取者之姓名，皆须填入簿之封面空白处；
　　    10．邮票购定后，票款须立即寄与交换部主任；
　　    11．交换簿看过后，须签名于附在交换簿内之通知单上，并填明收到及寄出之月日；
　　    12．附于交换簿内有印就之空白明信片，须填写一张，寄与交换部主任；
　　   
　　13．交换簿看过后，即须寄与通知单上所指定之次一会员，除假期外，不得逾四十八小时，否则每日须罚洋一元。如经数次之不能送达，须将交换簿寄与交换部主任，并声明理由；
　　    14．会员有不遵以上手续及规则办理，而致交换部受各种损失者，须负赔偿之责。
　　    卖方：(共计7则)
　　    1．凡本会会员有邮票出售者，皆可委托本部代，惟非会员之票，须由会员转托；
　　    2．本部交换簿，每月约轮寄会员一次或二次，会员委托代售各票，{zh0}于每月二十五日以前，送至交换主任处，以便下月一日寄出；
　　   
　　3．委托本部代售之票，无论为会员或非会员，皆须粘贴于本部所备之交换簿上。该簿每一会员可得一二本，多取则须每本付洋五分。非会员之票，须另贴之，不可与会员之票加入一册，并须于簿面注明“非会员票”；
　　    4．票价须用上海通用银元，以英文数目字注于票之上端；
　　    5．凡寄与交换部之簿，其邮票价目等非得主任之允许者，皆不准改易；
　　    6．伪票及破票，皆须于票之下端注明伪票未注明者，察出须罚洋五角；
　　    7．佣金：凡会员之票，本部取百分之五，非会员之票，取百分之十，未售去者不取。
　　    交换部主任  李辉堂
　　    通讯处：上海北河南路桃源坊P字二百号。”
　　   
　　李辉堂制定的邮票交换规则是建立在会员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以邮票交换簿为载体；以交换部主任为中心；以轮流互寄的方法沟通会员有无需缺，使缺票会员可从容选择所需之票，并先取票而后付款。使余票会员不必上市便可售出复品，这在邮票商业尚不发达时期，无疑受到集邮团体成员的欢迎。可是此交换规则手续繁琐，在时间上受邮递速度、会员闲暇时间等限制；在交换邮票品种和数量上受交换簿制约，且会员诚实程度参差不齐，其处罚办法并不易实行，所以，邮票交换规则尽管制订得十分周密，但在实际操作中，交换双方都感到诸多不便，不如到邮商店摊选购或出售，不仅宽松自由，且可议价还价，随意挑选。因此，中华邮票会会员之间的邮票交换活动并不那么活跃，参加的人数有限，影响也不大。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十四）
　　   
　　中华邮票会在1926年1月3日召开的该年首次常务会上议定要改组“领导班子”，即“添设董事会，……凡董事以常年居住本埠之会员为限，并可选举外国人二名。”此选外国人为董事一节，乃是周今觉、李辉堂等人被推选为有外籍人的集邮团体——上海邮票会董事的回报。但此议迟而未决，或许是外籍集邮家不愿接受，或众会员反对此举。至该年9月26日召开的{dy}次年会，经选举产生的6名董事仍全是中国人。在会刊《邮乘》二卷四期插页中，刊出了“董事部全体造像”及职务分工：周今觉，会长兼出版部主任；张棣村，中文书记兼会计部主任；叶颂蕃，英文书记；陈复祥，拍卖部主任；袁醴波，藏书部主任；李辉堂，交换部主任。上述6人，前5人均是集邮家，仅李辉堂一人自署邮商。不少xx邮商均未能入选，而李辉堂却能独占一席，可见李辉堂在周今觉会长眼中非同一般。
　　   
　　李辉堂(1869-1943，英文名H．T．Lee)比周今觉年长9岁，集邮起步却比周今觉早30年，在上海集邮界威信颇高，有中国邮商元老之称。朱世杰曾撰《老邮商李辉堂略传》，对李氏评价甚高，其文曰：“吾国邮商前辈中资格最老者，当推李辉堂君。君粤籍，现高龄已六十有九，清末时，卜居云南路会乐里，现寓居北江西路桃源坊一O五号。余在四十年前已与君订交为邮友，过从甚密。其次有陈绍周及冯兴记二君，亦粤籍，均设肆在北四川路，惟范围较小。所谓吾国邮商创自粤人，言不虚也。陈君已逝世，而冯君亦回粤不知所终，独李君健在。八一三后，炮火隆隆中，一度抱恙甚剧，同好闻之甚忧。余即亲访慰问，兹则早巳恢复健康矣。李君在逊清时代，本供职玛立逊洋行，为建筑打样，交友广阔，西友居多，因斯时集邮者皆为西人。而国人对于此道，极为幼稚，除胡乱粘贴杂邮外，一无研究，何谓邮学，更非所知，对于国邮尤为漠然。李君有高足二，为冯荣龄与庄梁立二君，在寓所习练建筑图样，兼习邮艺。满师后，见邮业有发展期望，遂弃旧业而专致力于邮。冯君设肆四川路宁波路口，惜在一二八后去世。庄君设肆虹口，与绘慈禧万寿票图案之法人地维拉君之夫人稔。按夫人珍藏名贵华邮颇丰，庄君为之经手贩售，获利亦丰。工部局西人德根及施开甲二君，亦为庄之主顾。后庄君介绍施与夫人直接交易，珍品成交甚多。施君深感之，乃介绍庄于工部局打样处供职以报之。”
　　 (载《邮典》{dy}卷第二期)
　　   
　　李辉堂如何恋上集邮，而后又成为邮商，陈志川在其《国粹邮刊》中有较详记述：“李辉堂，粤之四会人，县在三水县西北，位于北江支流龙江水与绥江会流处，产乳柑，甚xx，堪与新会之橙相伯仲。君年七岁，随父经商于沪。其翌年海关邮政开始，发行一次大龙票。越十九年，连续发行红印花加盖票及日本石印票，是时君年二十七，司绘图事于玛礼逊洋行，每星期六辄乘自由车出游。一日遇西人名杜比(Dobie)者，车损停路侧，君下车为之修理，乃同游张氏味莼园。杜比询所业，君以告。杜遽探怀出示国邮若干枚，问能以此相惠否。君言此废物也，得之易，何不可，约期而别。君归检字篓，一一剪裁贮藏，如期与之，其人大喜，酬以饼干糖果之属，并奉十金为媵，谦辞者再，乃受之。君至是始知向视为废物者，固西人之所珍视也。无何，君亦开始集邮，且于报章登收买“人头”广告，一时传为笑柄。尝托美客邮局中稔友留意变体，得二元复盖一全张，计百枚。今西商年鉴每枚标价英金三十余镑，君当年售价不逮甚远，每言及，犹有余慨。君轶事，赓伯先生志之甚详，散见新光杂志《无尽藏室邮话》及本刊《邮海沧桑录》中，兹但略述其一鳞半爪云尔。”
　　 (载《国粹邮刊》第九期)
　　   
　　张赓伯在《邮海沧桑录》中写道：“李氏得风气之先，早年为打样师，后专营邮业。先后经营，垂五十年，珍品经手虽多，惟平时对于邮票不喜加以研究，票品到手辄尽。自信力太强，亦为后来营业不振之原因。二十余年前，鲁意师摩拍卖，每有一老者道貌岸然，手御钻戒，口衔雪茄，据前排坐，每遇罕贵票，辄与碧眼儿竟购甚力。某次与一西人争购临时中立一角六分、五角票两枚，出价高于市值一倍以上。此时国人高等集邮家颇少，人均为之注目。时余方弱冠，求学沪滨，亦时至鲁意师摩拍购廉价西票，见此老者，亦以为奇，私询于人，始知即老邮商李辉堂也。”
　　   
　　李氏经手邮票珍品虽多，但自己很少保留。1922年，棉加义的中国邮集在鲁意师摩洋行分期拍卖，李氏拍得红印花小字当一元新票一枚，万寿大样票三枚。“小一元”后归霍雪侯所有，三样票被收入周今觉邮集。
　　   
　　《邮乘》{dy}卷第二期，“珍品披露”专页曾刊出周今觉珍藏的“1922年美国在华客邮二元复盖票四方连”珂罗版影印图样，此四方连就是从李辉堂手中购得的。
　　   
　　1927年，袁寒云购得名贵的布许邮集，是由李辉堂介绍成交的。在《寒云日记》中曾多次提及：“(1927年2月)十九日，李辉堂来，邀过布许家观邮券。”“(3月)初五日，李辉堂来，邀至布许处观邮券，有佳品甚多，索值四千元，署约而返。”“十四日，雨中偕辉堂访布许，商邮集事。予先返，辉堂、布许携邮册继至，遂以册归予，值四千金，珍券累累：最罕贵者有汉口、南京临时中立用过者全七八枚。福州中立欠资全六枚。二元宫门倒印、四分暂作三分倒盖、海关加盖四分及一角棕色两倒盖、伦敦加盖四分倒盖等品，或久已名著，或未见谱录，皆希世品也……”该年袁寒云还从李辉堂手中购得不少国邮名贵票。
　　 《寒云日记》载：“(二月)二十六日，辉堂来。为予以三百元易得中华三分券暂作二分倒盖一品。厥券存世者不逾二十枚，亦奇宝也。”  
　　“二十八日，辉堂来，以光复、共和纪念券两全部贻我。”“(三月)十二日，辉堂以新行限吉黑贴用邮券全部见让。”“(四月)二十五日，辉堂为余求得限新省贴用新票，已销印者全部，值七十元。”“(五月)初八日，辉堂携示临时中立中华民国二分邮券一品，联一残函，乃元年三月二十日自汉口寄往上海者，其文字与他品无殊，惟华民二字相离较狭，人遂疑为伪，或恐别有此版式，若万寿券大字加盖之有长短距离然，不得遽目为伪且邮印真确无疑，非作伪者所能办。厥品海内仅存二枚，一归今觉，一即此也。”“十二日，耀宗、辉堂来，为余易得清红印花暂作二分邮商倒盖一品，其上钤卦形邮印，值七十元。”“十五日，辉堂为余以一百九十元易得珍邮二品：一海关{dy}次阔边五分新券；一红印花加盖当五元新券。”
　　   
　　李辉堂热心奔走于集邮家之间，为集邮家提供票品，很受集邮家欢迎。中华邮票会的会员都乐于与这位交换部主任交往，李辉堂对中华邮票会做出了不少贡献。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十五）
　　   
　　我国早期集邮团体成员之间，邮票需互通有无，拾遗补缺，其方法除传阅邮票交换簿外，还有邮票拍卖。一般情况下，低中档的邮票可入邮票交换簿，在会员之间互相传阅选购，而xx珍罕邮票则交拍卖会竞购，几乎所有的邮票会都热衷于邮票拍卖活动。
　　   
　　中华邮票会一贯重视邮票拍卖活动。1925年12月6日召开的第四次常会上，即提议创设拍卖部，以陈复祥为主任。在1926年4月4日，于银行俱乐部召开的该年第四次常会上开始试办邮票拍卖，据《会务报告》载：“拍卖罕贵邮票甚多，内有会长送来一部分重复品，皆寻常拍卖场所难遇见者。外埠亦有多人来函委托代拍。盖拍卖目录于会期前一星期寄出，外埠会员若通信限价，委托代拍某种邮票，尽来得及也。”此后，该年5月8日、6月6日、10月24日、12月19日常会皆有拍卖，其后两次，先后拍卖120余号、100余号。当年的上海邮票会，会员多是富有的西方侨民，拍卖出价，比他处为高，所以每次拍卖成绩甚佳。而中华邮票会尚处于起步阶段，加上与会者购买力较低，所以拍卖成绩远不如上海邮票会。周今觉会长对此感触颇深，曾屡次为文在会刊发表，认为一个是热气腾腾，一个是毫无生气，深佩上海会团结力之佳，而叹国人无合群之力。
　　   
　　拍卖成绩除与参拍会众的购买力关系重大外，其邮识水平、鉴别能力也很有关系，缺其三项则买不起、不识宝、不敢买矣。此外，严谨的拍卖规则、良好的环境气氛、正确无误的拍卖目录、公正无私和口语准确的拍卖主持人都会直接影响拍卖效果。中华邮票会试办时期的邮票拍卖，还没有制定拍卖规则。其拍卖办法主要是参考鲁意师摩洋行和上海邮票会的拍卖办法。为规范拍卖程序，提高拍卖成绩，中华邮票会董事会于1927年2月制订了拍卖部章程，并印刷公布执行。这是我国集邮团体制定的最早的成文的邮票拍卖章程，现照录如下：
　　    中华邮票会拍卖部章程
　　“本会为鼓助会员兴趣起见，除有特别事故外每逢会期，举行拍卖一次，特订简章数则如下：
　　    买方
　　    一、凡为本会会员，或非会员，在拍卖时，俱可当场拍购。外埠会员不能到会者，可委托拍卖部主任代购。
　　    二、凡购买者，本会概不取佣。惟外埠会员委托购买者，则来往邮费等，俱须由购者自理。
　　    三、本会每次拍卖，备有目录。本埠会员连开会通告一同发出。外埠会员须向本会书记处函索，并附回信邮资。
　　    四、拍卖时，每号价目起码一角，以后递加，亦以一角起码，逾—元，则须二元递加，
　　    五、拍卖时，购者须将邮票当场取去，并将款项付清。
　　    六、拍卖时二人同时出价相同者，由主任处理，不得争执。
　　    七、拍定之票，不论价之低昂，不能反悔，或重拍等情。
　　    八、拍卖票之真伪，本会概不负责，惟本会董事会，推举有经验之主任主持之，当尽力鉴别选择，以期伪品不得参入。
　　    九、拍定之票，如与说明书不符者，可以退回；
　　    卖方
　　    一、凡为本会会员，或非会员，有邮票愿付本部拍卖者，俱可交本部主任。
　　    二、本部拍卖之票，不论自购或售出，俱须抽取佣金，照售价百分之五。非会员者倍之，惟每枚价值在五十元以上者，则佣金减半。
　　   
　　三、凡付本部拍卖之票，须每号贴于一清洁之纸上，并用墨水笔注明英文说明，说明须使人明了，不可太长。号码由主任编列。说明与票不符者，须退回本人。
　　    四、凡破损及伪票，皆须说明，否则伪票察出，须罚每枚大洋五角，泫款充本会经费。
　　    五、凡付本部代拍卖之票，每号价值须在一角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