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员工“六连跳”,特色社会主义的惨剧

富士康员工“六连跳”事件追踪


王学良 

   
    “明天再去排,排上了,姐请你吃饭”,如果时间可以倒流,22岁的马丽裙绝不会向弟弟马向前说这句打气的话。
    2009年11月12日,{dy}次走出家乡打工的19岁河南小伙马向前,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南门的数千人的招工现场排了8次队后,“幸运”地成为富士康科技集团华南培训处的一名普工。两个多月后,他的尸体躺在了宿舍楼下冰冷的水泥地上。

    马向前并不是个案。
    今年3月11日、3月17日、3月29日、4月6日、4月7日,就在马家人为证明马向前的死,并非深圳警方确认的“高坠死亡”而四处奔波的短短两个月里,富士康科技集团又接连发生5起年轻员工“坠楼”事件,造成3死2伤。
     4个月时间,6名员工前赴后继“坠楼”,舆论哗然。富士康成了许多人眼中的“问题工厂”。

                         高付出与员工所说的“低收入”

    “近期的坠楼事件都是突发事件,6名员工大都低于23岁,进厂不到一年。这些年轻人面临婚恋、疾病等生活困难,这些是发生坠楼事件的主因。”富士康集团媒体办主任刘坤说。
    在事件发生后,深圳市总工会表示:“80后”、“90后”员工面临工作和生活的较大压力,在适应社会、处理感情问题方面缺少经验,是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频发的社会原因。
    不过舆论并不这么认为。《21世纪经济报道》称:富士康员工“内心都有一种不平衡,那就是我们生产的是全世界{zh0}的产品,但是却拿着差不多{zd1}的待遇”。富士康首先被质疑的是高强度的付出与低收入的巨大心理反差。
    采访期间,富士康员工告诉记者,富士康“不铨叙”,即通常所指的临时工每月底薪900元,扣去社保后拿到手的只有800多元。“不加班赚不到钱”,曾在观澜镇大水坑村富士康工厂工作两年多的马丽裙说。
    按照富士康的规定,工作日加班每个小时的薪酬是正常工作时的1.5倍,节假日则是2倍。富士康一般实行员工12小时“两班倒”。12个小时中,有8个小时的正常工作、2个小时的加班时间,还有午饭和晚饭时间各1小时。
    在生产线上,富士康每个员工操作的工序xx到秒。马丽裙受不了的是在生产线上一句话也不能说,每天只能埋头苦干的寂寞,“一年下来,你都可能不认识车间里的人,压抑得很”。她告诉记者,富士康的宿舍也是随机抽签。同一个宿舍的人很可能在不同的部门工作,“下了班回去,大家都累了,也不好意思再相互打扰了。”
  “今后不会再有这种情况发生了。员工宿舍不再随机分,以后会让同乡、同生产线的员工住在一起,或者员工自己结对子,增进大家的了解。”刘坤解释说。

                               等级森严的管理

    伴随高强度工作的是等级森严的管理。
    对于一个学历不高的普工而言,进入富士康,多是从“不铨叙”做起。“不铨叙”做得好,有机会成为生产线上的储备干部,再进一步则是能负责4、5个工人的全技员。当上了全技员,就有了“考铨叙”的可能,也就是正式工。
    据员工介绍:全技员分为A、B、C、D四档,再往上则依次是线长、组长、副课长、课长、专理、副理、经理、资深经理、协理、资深协理、副总经理、资深副总经理、总经理、资深总经理等各个等级。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高中或中专毕业的普通员工三四年才可能提升为线长;而要提升至课长,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长。
    与森严的等级相伴,不少管理层的工作方式较为粗暴。目前已升任中层的王心告诉记者,他曾亲眼看到,有时下班之后集合整队,有的工人走得慢一点,线长就会用脚去踹。“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些年轻的工人难免会感到压抑”,王心说。
    一名员工说,就她所知,其实很多人都想离开富士康,只不过还没找到更好的去处。
    王心说,曾有富士康员工做过统计,在富士康集团的各个事业群里面,年离职率的{zg}纪录达到了140%.不过,刘坤告诉记者,并没有这么多人。“每年离职最多的是春节前后,离职比例平均为2%-4%.按照40万员工计算,总数为8000-16000人。”

                              为何如此关注保安

    除去工作压力和严苛的管理,富士康的保安体系也多为外界诟病。
    把富士康保安系统推向风口浪尖的是2009年的孙丹勇事件。在生前给朋友的短信中,孙丹勇写道:“不只被揍了,手机还被那几个狗日的拿过去看,搜住的地方,关禁闭。”
    马丽裙说自己没见过保安打人,但身边很多人都这样议论。“可能我是女孩子的缘故吧”。
    与很多公司聘请保安服务公司不同,富士康的保安全为自主招聘。一些招聘公告上,要求应聘保安必须是退伍兵。在作为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富士康园区里,肩负重任的保安人员拥有了相当大的权力。
    从事文职工作的小黄刚进厂时,就和保安发生了矛盾。“站住”,当时,拎着装了纸笔的塑料袋出厂的小黄被保安的喝令吓了一跳。双方就争执了起来,最终,小黄还是乖乖让保安检查了自己的塑料袋。“态度太凶了。一点都不尊重你”。
  “从个例上说,可能会有粗暴工作的保安,”刘坤解释说:“我们是代工企业,保安要保护公司财产和技术机密,难免要对员工进行严格的检查,员工认为侵犯隐私,这种矛盾是必然存在的。”
  “关键是这个组织没有人能监督它。绩效也是内部自评”,小黄认为,监管的缺失和员工缺乏投诉渠道,助长了保安的粗暴态度。
    但是刘坤认为,自评不是问题。“全国都这样,首先要自评,然后再逐级进行考评和监督。”

                              工会到底有没有隐身?

    在4月13日,深圳市总工会公布富士康近期多位员工坠楼事件调查结果时,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要求富士康工会要进一步发挥作用,切实维护好职工权益,特别是在促进企业民主管理、畅通员工利益诉求反映渠道方面多做工作。
    2007年加入富士康的普工刘媛告诉记者,工作三年来,几乎没有感到工会的存在,“有时候厂里有些什么比赛,我也没参加,不知道是不是工会搞的”。记者随即采访的几位工人的答案大同小异。
    为何员工觉得工会存在感不强?
  “其实工会做了很多事情,但宣传力度不够,”富士康集团工会副主席陈宏方反驳说:“工会有15个专职干部,270个兼职干部。这在深圳所有企业来说,都是数一数二的。”
    事实上,富士康工会的成立几经波折。
     2006年9月,全国总工会在一次全国会议中点名批评富士康为拒建工会的“钉子户”行为。
     2006年10月28日,深圳市总工会专门成立了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联合会筹备组。但筹备组没有想到:深圳市总工会的车根本开不进富士康的大门。
    直到2006年的{zh1}{yt},深圳市总工会到周边社区发动富士康职工自行成立了工会委员会。但此次建会,富士康管理层并没有派代表出席。据新华社当时报道,富士康党委书记表示对这{yt}的建会并不知情。
     2007年3月26日,富士康终于召开了集团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经过市总工会的提名,富士康集团对外办公室专理陈鹏通过员工xx当选为{dy}届工会主席。但舆论对陈鹏的另一个身份颇多质疑:他是富士康老板的秘书。
    刘坤说:“富士康的工会{jd1}不是一个摆设,尽可能为员工提供帮助。”
    但王心并没有感觉到多少帮助。他告诉记者,工会成立三年来,自己{wy}有印象的一次是在2008年末,金融危机正当猛烈之时,园区突然贴出了让员工们无薪休假的告示。“上面写着:这是工会和集团协商的结果,但不知道他到底征求过我们员工的意见没有”,王心至今还有疑问。

                         用工不愁,要找工作的人太多了

  “每天在关口挤公车的人少多了”,在深圳关外某家储蓄所当柜员的董懂每天上班都要经过梅林检查站,他觉得这就是新闻中报道的“民工荒”。但作为全世界{zd0}的代工企业,富士康从来不为用工发愁。
     4月20日清晨7点30分,记者来到深圳宝安区龙华镇上位于环城二路和油松路十字路口的人行天桥上,一起一伏的强烈震感,让人感觉脚下不是天桥,更像是一张紧绷的弹簧床。胸前挂着富士康工牌的数万年轻人正汇聚成两股熙攘的人流踏过天桥涌往北边的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南门。
    这里就是被《华尔街日报》记者称为富士康老板的“紫禁城”的入口。每个工作日,有30多万名工人在这个方圆2.3平方公里的园区里工作。
    在南门对面的街道上有一个10米见方的小院,富士康在深圳{zd0}的一个普工招聘处就在小院后的小屋里。此时,在小院附近,庞大的招工队伍正在积聚。年轻的女孩子们沿着拉了警戒线的人行道挤成了长长的几列,过往的行人只能走在机动车道上。而离女孩子们的队伍不远处的小广场里,上千的男孩子已经排成了一个大大的方阵,期待着工作的降临。卖笔的、照相的,以及可以xxxxx的商人则在向所有站队的和路过的年轻人吆喝自己的生意。人行道边的电线杆上的大喇叭一遍一遍地播送着应聘的注意事项:“大家都想来富士康工作,一定要遵守好秩序……”
  “听说有人跳楼。但富士康是大公司。”来自四川的小胡不认为惨剧和自己有任何联系。相反,他更看重富士康规范的制度。马丽裙也曾有同样的期待:2008年9月,当她选择富士康工作时,也觉得“这是个大厂,不会乱来”。
    富士康员工说,虽然在外界顶着“血汗工厂”的恶名,但在珠三角的台资企业中,富士康的福利算是好的。而且,不论是“不铨叙”的临时工,还是正式工人,或是白领,富士康都会依法给员工上各种保险。
  “最重要的是,富士康基本没有拖欠工资的现象”,员工张广明告诉记者,有4个当年和他一起转业的战友在附近的小厂当工人,不仅有时拿不到工钱,“经常熬到晚上12点才下班,比我还晚”。
  “这就是所谓的‘搏黑’”,王心认为,纵然外界把富士康称作是血汗工厂,但它只要不是最血汗工厂,就不愁招不到人,“在中国,要找工作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代工,就能“不在意员工感受”?

    富士康号称全球电子产品生产总值{dy}的“代工王国”。资料显示,它的年出口额高达五六百亿美元,约占深圳市出口额的20%.
    苹果、戴尔、诺基亚、LG……在富士康的工厂里,生产出了无数消费者信赖的电子产品。但在富士康工作了5年的文员李捷认为,正是过于依赖代工业务的现实,为富士康埋下了曾被外界舆论称为“××工厂”的种子。
  “富士康的工厂在中国,但它的市场在中国吗?”在李捷看来,富士康并不在意自己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产品加工完了,运出去了,富士康和当地还有什么联系吗?”在李捷眼中,正是这种代工模式促使了富士康敢于给工人繁重的工作压力、低廉的薪酬,不在意工人的感受。
  2006年,《{dy}财经日报》一篇《富士康血汗工厂黑幕:被机器罚站12小时》的稿件让富士康勃然大怒。富士康以侵权为由竟然向记者和该报的编委索赔3000万元,并且向法院申请冻结被告财产。
    王心认为,代工产业的技术含量低下,影响到工人在富士康心中的地位。在富士康,不少工人培训不到两天就可以到生产流水线上工作,但在精细的分工和控制下,最终生产出了世界{yl}的产品。
  “这就是号称深圳市规模{zd0}的企业,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这其实是中国制造业的软肋。”王心觉得,工作的技术含量不提高,中国工人的境遇很难改善,“企业也不傻,它会算经济账”。
    那么,怎么才能维护工人的权益?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黄先海认为:“社会保障部门、劳工部门——比如工会,应该加强对这一类企业的监管,要督促这类企业至少维持其社会责任的底线。现在劳动市场上供大于求,劳动者本身就已处在很弱势的地位,要想让他们自己维权显然很困难。因此,政府部门在这方面应该发挥更多作用。”

                         “他们在这里有特殊的地位”

    2010年2月19日,富士康墨西哥华瑞兹市工厂的工人放火将工厂仓库焚毁。
    当天,墨西哥的工人们结束晚班后等待班车接他们回家,但富士康告诉工人们班车因故晚点,请继续加班。愤怒的工人们纵火烧掉了富士康的一个存放个人电脑和手机的成品仓库。
    富士康发表声明:“事件是由一位前员工引起的,他对富士康工厂心怀不满。我们相信被误导参与本次事件的员工是被故意利用的,因此富士康将仅对那位策划本次事件的前员工提起诉讼。”同时富士康表示,本次意外将不会影响富士康的出货或其在墨西哥的投资。
    王心告诉记者,不少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的企业不仅在欧美国家“低声下气”,就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分厂也和在中国的遭遇不同。
  “我一个同事去了越南分厂,回来说越南工人从来不加班,看见别的公司开的工资高就不干了。他还给我讲了一个段子:另一家台企的台湾经理要体罚一名生产线上的越南作业员,作业员当场就报警了。结果,派出所把经理关了两天禁闭。”
    资料显示,2007年富士康已在越南建成投产两家高技术工厂,总投资为1.6亿美元。据《越南投资报》报道,富士康将于今年二季度动工建设总投资为2亿美元的越南永福手机生产项目。“事实上,富士康现在越南也就几千作业员。这和越南工会很强有关系”。王心认为,有关部门不作为是中国工人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根源。
  2004年,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发现,富士康存在严重的用工超时和薪酬过低现象,但深圳市有关部门从没对刘开明送去的报告给予反馈。2006年6月,外媒报道了富士康用工状况,刘开明反而接到劳动部门电话。对方说,报道背后是否你在捣乱?
    黄先海告诉记者:“和海外企业比,这类企业的员工补偿存在一定差距,这与国内配套环境跟不上有关。外来企业往往会依据东道国法律法规和实际状况来建立他们的制度。因此,有时候在美国一个工人出事儿了,会和在中国的遭遇不一样,因为人家的环境就是那样。总体来说,国内的法律法规要求相对还不够高。”
    今年,一家境外媒体记者因在富士康工厂门口拍了几张照片,就遭到了保安的阻挠和推搡。xx在调解之后,向记者解释说:“你有自由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这是富士康,他们在这里有特殊的地位。请谅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认为:“以前很多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就业,对这种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后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
    “不管你是一个多么大的企业,不管你为地方提供了多少就业机会、税收,搞‘独立王国’肯定是不行的。企业{dy}要有透明度,第二肯定不能成为一个类似‘小租界’式的地方。这种东西以后肯定是不能持续下去的。”张文魁说。
    (《环球视野》2010年5月4日第290期,摘自2010年4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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