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工作只剩下生活
——毕业6年，一个记者的感怀
很想记录和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但更多时候，忙忙碌碌。忙于一些，至今自己也不明白，到底有无意义的文章。说忙，那是因为你得出去走走看看，不管大小，担心有漏网而被领导责骂。说不忙，是因有时候，自己给别人看起来，就是很闲的样子：可以在家办公，可以电话采访，在外出采访回来后，可在家写稿，饿了，还可以自己弄点饭菜吃。看起来，很自由。
但更多时候，我们自由和轻松得心慌——连续几天，如果没有好的稿子刊发，就想着要不要去喝运河水了。此外，假如做了房奴，还有一身债务。
忆校园——
2004年，大学毕业时，我们激情满怀。明明不是学新闻专业，也不是学中文或历史，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路。
如今回看，有很多的感慨与无奈，至今还不清楚到底走对了，还是走错了，只知道，短暂的低落后，必须继续上路。因为不能因错过而徘徊，因徘徊而失去、失去对生活和未来的信心。
芸芸众生中，静默时，总感人生存在着太多不易：人人不易，人人生气，但人人都还需要生活，继续下去……
文章害人，但并非是害人人，害的是有职业理想的那帮家伙。现实社会总是过早地唤醒他们：那路子，行不通！所以人人娱乐，个个疯狂。在疯狂的娱乐后，剩下一个个极端无聊的自我。所以，我骂娘，骂他们，也在不断骂自己。
学校多好，一个月，可以只消费250元，每餐可以只吃2-2.5元，几个月不知道水果的味道，但一点不羡慕。只知道，到图书馆看看报纸，读读杂志，或是跑到大教室学习，也可以在女生宿舍附近的亭子里，和几个好色的同学一道，看看穿着漂亮、清纯可爱的来来往往女生……之后，几个好色之徒才对之前走过的每个女孩子，逐一点评并津津乐道。
品鉴中，我们互相打趣并坏坏地笑着，而路过的女生，则回头看着我们，一脸茫然。
在大学，没好好专业书，通常是考试前，才匆匆忙忙、通宵加班学习，之后和老师勤打点招呼。甚至在考完试后，遇到学院给老师发油、米和柚子时，会和学习委员一道，勤快地帮老师拧或杠着重物到老师家。
之后，就是聊天……有目的地等待着，因为老师感谢我们的帮忙后，总还得让老师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
“哦，你叫什么名字？”行政组织学的老师问。此时的我，很积极地抢着说，“我姓王，叫王八蛋！”。
老师知道我的名字后，我才拧了学习委员的腿，赶紧和老师道谢出门。考试成绩后来发布了：61分，谢谢老师的体谅！泪流满面！
学校时，喜欢研究报纸副刊和文学刊物、杂文等，根据编辑的喜好，喜欢无病xx地写点散文、小说，瞎编一些文章和故事，然后等着他们汇来一丁点的稿费，之后和宿舍弟兄们，到学校侧门去，点几道菜或在夜宵摊喝点啤酒、啃点花生、吸些田螺。
夜半，校园已沉睡。我们三五个才蛇一般地折回，翻过围墙、爬楼梯，一切都训练有素。
次日，晚起。腋下夹一报纸，左手拿包子，右手握豆浆，啃一口，吸一下，急急地朝宿舍奔去，{zh1}几乎是踩踏着清脆的铃声，满头大汗地进入教室。此时的教室，早已充满着豆浆和鸡蛋的味道。
叹社会——
“那时，你被打了？”
“是啊，被打了，好严重的。我现在也不怎么管了。”
这是我和龙吉元今天中午的对话。当年（2004年），我大学刚毕业，在中央一驻桂媒体做记者，龙是资源县的一农民，因政府征地涉嫌违法操作，少批多征等问题，龙向我们投诉，我们进行报道。
“XX记者啊，你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太阳啊！我们谢谢你！”报纸刊发后，龙给我电话，当时我正和同学唐晓一起住，唐听到了，笑了，至今6年过去了，唐在QQ上和我打招呼时，仍习惯这样称呼我：太阳，忙什么？或是干脆来一个“日”字。
当年，富于新闻理想，感觉确实帮了别人一些忙。但后来我就不这么想了，后来农民们将我们对此报道的报纸拿去复印，听说整个县城分发。之后，还到县政府去闹，据说是拿着碗，敲打着，还烧纸钱。
之后，农民被抓起来了，龙被拉到隔壁省——湖南省的一个县去，听说被打了，而且打得不轻。
接下来，就是报社和政府的博弈。县政府闹到省里，省新闻出版局在我们记者站年审时，差点通不过，遭遇卡壳。再后来，就听说，全省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宣传部长点名批评了我们的不和谐报道，给省里摸黑。
善后工作是领导负责的，我只知道博弈的结果是，我们要更正，怎么更正？就是再写一篇好的，说他们（县委、政府）征地合法依规进行。还要写农民生活好，说征地后补偿一定的铺位，农民很开心。
记得当时我和一个同事到县里回访，县委宣传部的人叫了村里的几个人过来。这几个人，当时是开着一破车，在经过我身边时，大鸣喇叭，绝尘而去，气焰十分嚣张。
这几个人，后来还和我们一起吃饭，期间大谈他们生活怎么好——
一个老哥子，先是摔出一包烟，记不得是什么香烟了，因为我自己也不抽烟，没细看，但不是便宜的那种。
“红塔山，我们都不抽！”老哥子说，“我们天天抽这种贵烟，每天抽好几包，每天的烟钱就是上百元。”
接下来，这几个农民的表现更夸张，点菜选贵的点——当然是宣传部埋单了。老哥子继续说，“我们晚上很少回家，天天睡宾馆”。
我不应，你说，我记录。饭局结束后，我同事对我说，这几个被收买的农民，也太神经病了吧？有家不回，天天睡宾馆？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啊？
“哈哈，我不管，我照写。”我说。我同事笑了。
之后，成稿。宣传部请来的被采访对象怎么说，我就怎么写，把他们的好生活说上天去，搞得让全国人民都希望生在那地方，天天盼望着被征地。稿子弄好后，传给宣传部看，宣传部可能觉不好意思，把农民的生活改得相对轻描淡写和低调一些，这才让发出来。
后来，我离开那报社，跑来东莞做记者，感觉这边新闻环境，尽管比不上广州，但相对还可以，只是有时会感觉职业的未来指向很迷茫，没方向感。不仅仅是自己，很多同行也一样：老了，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家在东莞，广州，我们还回吗？值得不？
还好，自己离报社较远，也较自由。但媒体间的待遇，相差并不是很大。主要不是你在哪家报社，而是你在这家报社里跑什么线，享受什么资源，xx而已。
当初刚到报社时，什么都是新鲜的，什么新闻都能刺激着我们不断地跑出去。慢慢地，习惯了做啥都没意思的工作——有时倍感失落，如果仅仅是为了打份工，挣点生活费，那在报社的意义，还有多大？如果不做这行，自己又还能做些啥？哀叹，努力，继续生活……
我们常常感叹，生活的空间都被工作占有了。但当工作只剩下生活时，工作只为生活时，我们也不清楚：一个只为生活而存在的记者，意义又是什么？但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更有意义的呢？
相比而言，作为文化部门的报社，是市场经济中的“弱势群体”。尽管，更多时候，不能把报社xx当企业看，它毕竟是我党和人民的喉舌，承担着太多的政治职责和奴化教育的使命。
但目前每个报社，基本都是市场经营的主体，背负着创收的任务。所以，有报社一年的广告收入话说十几或是二十个亿元，但那又算什么呢？
关键是这20个亿，利润有多少？有2个亿吗？其实，这20个亿只不过是一个企业的销售额，现在如果销售额没有上百亿的，还不算大企业呢。再说，一份报纸1元钱，成本都不够，发行越大，成本越高，利润越少，但不发行就没广告。
所以，报社能拿出让记者去培训、学习的资金几乎很少——即使有钱，很多报社也不会这么做。所以，耗的只是整天疲于奔命的记者的青春和未来。很可怜，而我们这些报社底层的人们，又为了所谓的{dj2}稿子，忙得焦头烂额、底层相互为难底层。结果是，到头来，所谓的{dj2}猛料，再过1、2年后，还能是新闻吗？
只是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如果不好好做，没做点所谓的好搞，不能快感地工作，感觉就更没啥意思，xx苟延残喘地工作和生活而已。
因此，记者们只好羡慕一些企业或公务员单位，这些单位让员工去读书、去学习、去培训，企业给你报销。这些单位，即使有{yt}，单位让他们下岗了，他们尽管没有一官半职，他们拥有了内心的富足，我们呢？除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那几个娴熟的新闻要素之外，还有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