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开两会时，社会上开始质疑起人大代表们的身份来了，提出了“人大代表代表谁”这样一个质疑。

不要小看这个质疑。这个质疑包涵了丰富的社会内容，丰富的阶级内容。

三十年前，社会上产生过这样的质疑吗？二十年前，社会上产生过这样的质疑吗？十年前，社会上产生过这样的质疑吗？------二十年曾今有这样的讥讽：人大举举手，政协拍拍手。这是对表决机制的质疑，认为表决机制不够“民主”。后来变成无记名xx、按表决器表决，质疑就消失了。

那么现在这个质疑隐含的社会内容、阶级内容是什么呢?

“人大代表代表谁”这个质疑的潜台词无非是说：这些人不代表人群中的这个“我”或“我们”。我们要有自己的代表，要有自己的代表来代表自己一群的利益；要通过这些自己代表，将自己一群的政治、经济利益述求，表达至国家政治、地方政治的层面。

这就是这个质疑的潜台词。那么，为什么三十年后的今天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呢？

社会经济内容，社会阶级结构变化了。

中国过去一直是一个农耕社会，农业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一直是经济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农业人口还占80%-90%。小农经济、自然经济中生活的农民，理想、意识、生活都被束缚于小块土地上。一个这样社会中生活的农民，终其一生，活动范围不会超过方圆十几华里，接触的人屈指可数。社会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很不发达，人员流动，信息流动很少。人的生活要求也很低，只一口饱饭而已。社会生活是平静而凝滞的，只要人民能基本不挨饿。人们的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意识几乎没有；除非活不下去才会将目光投向上层建筑，要求变革。

与农业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是一个二元的政治上层建筑：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代表掌握着国家、民族的的政治方向；一个无孔不入的官僚集团管理控制着社会。政治那是这些“政治者”“牧民者”们的事，民众只是被放牧的对象。要求他们的只是服从这些“政治者”“牧民者”制定的律法、管理，只是配合着他们的上台下台欢呼。更何况民众之中鲜有断文识字的，文化也被这些治理者们垄断了，那么政治、社会管理、法律制定也只能由这些“政治者”“牧民者”说了算。

（这种二元的政治模式也反映在普通百姓的社会意识中。因为封建的二元政治中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代表---皇帝和民众根本不接触，民众平时接触的是官僚集团，所以，老百姓把政治黑暗归结为官吏腐败，认为：皇帝是好的，不好的是贪污、鱼肉百姓的官僚。这种意识渗透到农民起义队伍中就成了宋江式的投降主义：要恢复的是皇帝的天道，是杀贪官、清君侧。但是起义队伍中原来来自官僚集团上层和内部的一些人（如林冲），清醒地看到封建的二元政治中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代表---皇帝和贪污、鱼肉百姓的官僚集团是封建政治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坚决反对妥协。）

现在社会经济内容、阶级结构xx不同了。中国已经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虽然这一初步工业化的成果被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资产阶级掠夺、占有了，成了资本主义的初步工业化。但是，伴随着这一初步工业化的完成，人口的阶级结构与三十年前大不相同了。现在劳动人口中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已经是劳动人口的主体了。工商业人口与农业人口是包含xx不同的社会内容的人口。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参与的是社会化的商品生产、社会化的商品流通、社会化的服务。他们伴随着生产的集中而集中，伴随着商品流动而流动，伴随着城市化聚集起来。他们通过生产的社会化、产品交换的社会化，能看到与封闭的农业自然经济中的农民所看到的xx不同的社会内容，能接触到大量的社会信息。他们的眼界、胸襟是受小农经济束缚的农民所无法比拟的，-----而现代化的电子信息业、传媒业又在其中起着助推作用。他们能够认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他们能意识到国家法律、政策、措施对于自身和周围不同人群、阶级、阶层的影响。总之他们能认识人们之间生活的物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之上的上层政治建筑与人们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而他们就有了积极的社会参与，政治参与的意识。“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口号，每个阶级都赋予它不同的含义、涂上不同的的阶级色彩，而其来源正是人们生活的物质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折射。

因此，中国社会在这一历史阶段，产生了“人大代表代表谁”这样的质疑，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必然。它是人民要求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社会管理的意识的觉醒；它是人民要求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信号。

改变几千年来一直沿续至今封建的二元政治模式，以及近年来用来装点其政治门面的“精英民主”----上层小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是面向东方迎接一轮全新民主---人民民主的朝阳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