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 怎么改

南都周刊记者·洪鹄 实习生·陈小向

中国的土地二元体制才导致了城中村这种中国特有形态的出现。无论印度还是美国，土地都是私有制，所以不会有城、村的截然对立。除去这个因素后，国外的贫民窟、棚户区都可以基本对位于中国城中村：一是它们都与城市发展对立，是被城市化抛弃了的领土；二是在吸收容纳外来人口和社会底层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近20年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曾在吸收容纳外来人口和社会底层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城中村也逐渐为爱美的城市所不容，或被拆迁，或被改造，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城中村如何改却是个复杂的命题，让我们把视野放宽，看看别人如何因地制宜，各显神通，平衡各方利益。

深圳 村民自改

渔民村改造是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渔民村与香港一河之隔，经济条件较好，早在1983年就成为全国{sg}“万元户村”。2001年，村民自筹资金9000多万元进行彻底改造，其中每户自筹50万，其余200万由村股份公司出面向银行xx，工程完毕后，全村的xx就成了楼宇的按揭，村民只需每个月付月供。而改造整理出来的土地资源则卖给开发商。

六约统建新村的改造则是把原来互不相连的5个自然村集中到一个小区，建成一个由三十多栋高层、小高层组成的围合式新村。整个改造花费1.5亿元，其中村里承担7000万元的公共配套建设，村民则承担楼房主体建筑和部分公共设施费用。村里凡是有户口、分红的村民，甚至已经外嫁出去的女儿都可以回来参建。

西安、武汉 市场化操作

西安的城中村改造有明确的分工，政府是标准的制定者、监督者，保障改造过程中村民和开发商双方利益，而具体的改造则xx交由开发商执行。在政府引导之下，开发商提前投资，在改造完成之后每家每户赠送20平方米的商业住房面积，集中起来给村办公司集体经营，而村民可以从中每年获得分红。

武汉也是市场化操作，不同的是土地出让金及增收值进入市政账户，专款专用，用于城中村改造后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的建设。村民的身份直接转变为市民，纳入社保范畴。

绍兴 农业拓展 工业迁移

绍兴塔山城中村的改治模式是民生改善的成功样本。村里先往绍兴其他地方拓展农业，开辟了500多亩山地，兴建了蔬菜、花木等基地和养殖场，尝试各种形式发展经济。村集体还先后投资了两个多亿到外地开辟工业区，将村属企业统一搬迁。这些举措既缓解了征地压力，也有效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塔山村至今仍是农村建制，村民的身份不变，但可以享受到很多城市居民待遇——比如村民社保已由农村保障变为城市保障、实行城乡统一就业制度、享受与城市居民统一标准的{zd1}生活保障等，保证村民的收入不减少，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

珠海 “拆1免2免3”

珠海巧妙运用政策手段，基本不出一分钱就完成了城中村的改造。其主要思路就是让开发商能够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有利可图，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拆1免2免3”，地产商每拆1平方米的旧村，就可以免交2平方米或者3平方米的地价，同时在报建方面也给予相关优惠。另外，从2000年开始，珠海3年内不新批商品房用地，也不新批房产项目开工，以此积累城市的购房需求，为城中村开发出来的商品房提供市场空间。珠海要求开发商必须先建好回迁房再建商品房，并对开发商设置了较高的进入门槛。改造后，村里非经营性资产如桥梁、道路等划归政府，经营性资产则量化为股份分给村民。

北京 提供廉租房

北京城中村跟其他地方的城中村相比，有个很大的不同：由自然村庄演变为城中村的不到其整个城中村的十分之一，北京的城中村，多是在城市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建设空白地区。这些棚地上搭建的临时建筑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一片城中村，人口构成也多以外来农民工为主。北京城中村改造以家庭人均收入和拆迁补偿款两项为标准，将居民分为有能力购房户和无能力购房户，无能力购房户将迁入政府提供的廉租屋。

美国 吸引商业投资

纽约“城中村”哈莱姆的改造堪称国外贫民窟“脱帽”的典范。哈莱姆从政府那里获得3亿美元拨款，这笔钱不属政府也不属于开发商，也不用来直接兴建项目，而是建立了一个非营利的“振兴区开发公司”。振兴区公司把它用来吸引更多资金，鼓励私人公司在哈莱姆投资，最终，3亿美元发挥了十倍效果。公司还提供xx，帮助居民走商业发展之路。2000年，两个新商厦在哈莱姆125街落成，这里{dy}次有了大商场。又过了几年，面积3万平方米的“哈莱姆中心”建立，离任后的克林顿就把办公室设在这里，他也成为哈莱姆{zh0}的广告。

印度 铲除贫民窟

孟买是印度贫民窟最多的城市，其贫民窟人口高达800万，占城市总人口的60%以上。2004年8月，印度总理辛格提出把孟买打造成“印度的上海”，{dy}步就是铲除贫民窟，连续8星期的铲除捣毁了6万间住所，20万人立即无家可归。但这次拆迁并没有让贫困者离开孟买，他们只是被驱赶到了环境更恶劣的地方。2005年2月，政府{zh1}决定只拆迁2000年以后随意搭建的贫民窟。贫民窟拆迁计划只能草草收场。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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