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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生于0715
提交日期：2009-12-3 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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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播： 中国文化浅思 -- 文化成果论   -- 06

     那么，为什么李世民有如此的“容人雅量”？ 可以归结为关陇贵族集团的支持，以及府兵制。 首先，李世民作为关陇集团的“代言人”，本身是有雄厚实力在后面做支撑的。刘邦用韩信，天天提心吊胆，然后费尽心思。 但是对于李世民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即使韩信这样的人，李世民也敢重用。 而李世民就像用李靖这些人一样，只需要放心任用就行。 因为，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也与一个军事贵族的精英集团的整体力量无法相提并论。 另外，李世民本身作为关陇集团的代表，自身能力也是极为出众。 所以，在不怕别人取代自己地位的情况下，必然会更多地考虑进行外部扩张。 而这些能人又帮助李世民以最小的成本进行扩张，在国内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对外进行用兵。 而通过启用能人、信任能人，李世民的各种思想都能够得以实现，也增强了自己在关陇集团内，乃至全国的影响力，而且还能够以“明君”来自我满足。 当然，长孙皇后在李世民年轻时，对李世民引导的作用也不可估量。 但是，总的说来，李世民背后的关陇集团让李世民成为中国历史上用人{dy}的皇帝。 总的说来，李世民用人的情况就像投资。 刘邦可以说“小本经营”，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即使进行了韩信这个“一股独大的投资”，也必须小心防范，别因为韩信突然“反水”而弄得自己“满盘皆输”。 到{zh1}，韩信这个“股票”已经给自己赚了太多的钱，那么考虑到个人收益和成本，保留韩信的风险远高于收益，那么砍掉韩信就成为必然选择 。 那么，李世民具有“财大气粗”的本钱，韩信这样的人即使进入李世民的“portfolio”，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如果保留韩信，能够获得巨大的收益；而如果韩信反水，李世民也有足够的能力应对，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 那么，韩信如果在李世民的手下，考虑到博弈的情况，不会考虑反水，而是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让唐朝更加强大。
　　
　　另外，府兵制也是支持初唐强大的基础。 通过府兵制，唐朝训练出非常强的半职业化xx，类似与罗马军团。 李靖等经常能够用兵打败超过自己十倍以上的突厥xx，而是几乎是屡战屡胜，不仅仅在于这些将领的能力，更主要的是唐朝的xx训练有素，而且制度有利于士气。 这些由自耕农为主的xx，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主要作用是稳定社会，并且抵抗外敌。 有了这些xx，只要唐太宗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不用害怕有人谋/反的。 不过，从唐高宗之后，府兵制就逐渐被废除。 从唐高宗开始，由于战事频繁，而且防御线延长，导致兵役繁重。 最初，府兵一定的番休期限，但是后来常就被强留以至久戍不归，导致人民避役，兵士逃亡(兵募也是这样)。 另外，唐初承前代遗风，对于卫士比较尊重，但到武则天的时候，番上卫士往往被贵族官僚借为私家役使，导致社会上以充当府兵为耻辱。 而且，武则天在成为皇帝的过程中和当上皇帝之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培植武家的势力，开始有意识削弱关陇集团的实力。武则天迁都洛阳，据说是她相信术士所言。 潜在的原因，可能是武则天通过离开西安到洛阳，远离关陇集团，并利用山东的势力对关陇集团进行牵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陇集团的力量被大大削弱。 更为关键的是，唐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府兵征发对象主要是均田农民，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征点制失去了赖以实行的经济条件。这样，玄宗统治初期，府兵逃散的情况日渐增多，以致番上卫士缺员，征防更难调发，府兵制名存实亡。 就这样，支持关陇集团实力的府兵制，从隋文帝杨坚的时候完善，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达到鼎盛，武则天时期被削弱，在唐玄宗天宝年间事实上停废。府兵的消亡意味着唐朝的核心军事力量瓦解，同时也意味着军事精英集团的瓦解。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禄山起兵反唐，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唐朝快速由盛转衰。 早期唐太宗不听魏征所言，安置在北面的胡人也趁机捣乱，唐朝一蹶不振。 相信，如果府兵制能够很好地贯彻，不被武则天和土地兼并所破坏，那么安禄山也不敢反唐，就是起兵也会很快被消灭。 就这样，关陇军事集团的衰落，意味着中国精英集团作为整体的衰落。 而士族作为社会上仍然掌控大量资源的阶层，变得日趋腐/化，失去对整个社会的保障作用。 在唐末黄巢兵乱的时候，连抵抗这些暴民的能力都没有。 更有甚者，当黄巢来袭时，有的人身体虚弱到连车都上不去，被人丢弃。 就这样，黄巢的流窜过程，基本上“连根”铲除了士族，中国从此开始暴/民暴/政和被外族征服的过程。 直到孙中山先生创立黄埔军校，中国精英集团才再次开始建立，但是又被日本侵华所打断。 到今天，暴/民暴/政的文化仍然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每个延续的社会文化中，早期的社会形态将成为榜样，深刻影响后来的社会状况。 而共和制与军事世袭极/权制的分别，决定了欧美与中国文化的本质区别，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西方有句话，“光荣归于希腊，伟大归于罗马”，而这两个国家的起源都是共和制，共同决定了欧美（以及部分日本）的社会文化方式。在思想上，基督教和古希腊文化合流，形成西方人文的主流思维方式。 从苏格拉底开始，人们的思想方式主要都是内省的、独思的、辨析的，通过这种方式达到深入思考的目的。 而且，苏格拉底在经过深入思考之后，到处找人辩论。 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更是作为人们思想的主要信条，促使人们进行独立思想。从中世纪开始，大量的修道院建立企业，通过封闭、简朴的环境，引导和支持修士们进行内省式思考。后来，大学建立起来，起到同样的作用。 所以，西方社会的文化表现在整体上相对沉静。 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会感觉到非常不适应，觉得不如想像中的那样热闹，就是因为社会在表面的喧闹之下，实际上是人们默默地思考，等思想成熟后，再进行xx。 形成了宏观上思想成果丰富，观点交锋激烈，而在微观现实中却非常平静的状况。
　　
　　古罗马的社会形态则成为欧美社会形态的典范。 从城市建设上，古罗马是西方最直观的榜样。 在共和制的基础上，古罗马将社会范围分为私人场所和公共场所。 私人场所包括人民的住所和耕地等。 而罗马的主要特点是，公共场所很多，包括议会、道路与公共浴室等公共设施、公众娱乐设施等等。 由于大量的公共场所，形成了高度开放的城市形态，并且影响私人的居住方式，形成了开放的建筑形态。 其中，最重要的可以说是公共供水和排水系统。 虽然议会等场所地方很重要，是人们参政议政，决定国家未来的地方。 不过，议会可以搬迁、拆除，即使存在也可以因为体制变化的原因而弃之不用。 而供排水系统则通过刚性的方式，将整个城市连接成一个相对平等的网络系统。 这个系统的承载能力，直接决定城市民众的生活质量。 所以，古罗马时期最重要的发明可以说是罗马城规模庞大、设计严密的城市引水和排水工程。 现在，一个城市的供排水系统的水平，反映出这个社会的文明发达程度。 因为，整个城市的供排水系统需要大量不同学科的设计师和工程师的共同工作，充分听取市民意见，并且有效预测到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够达到高效设计与规划的。 所以，供排水系统反映出城市的多方面规划能力，进而又决定整个城市的建设方式和发展能力。 从供排水的角度来说，古罗马以共和制为起点，进行国家发展和城市建设，为整个欧洲的发展模式奠定了基础。
　　
　　在社会氛围上，共和制确立了竞争与平等的文化氛围。 在古希腊和罗马之初，公民之间的政/治权/利和地位是平等的，这就给人们依靠思想和能力而胜出奠定了文化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马军团开始建立起来，并形成战斗力极强的组织。 这种在当时组织严密、训练有素、战术清晰的xx，必须由真正有能力的执政官和军官来指挥与协调。 罗马的皇帝是由军事执政官演变而来，也需要具有高超的军事能力。 那么，罗马的皇帝们都是“马上皇帝”，需要带着xx到处打仗，而且要有效培养和发展军事骨干力量，也就是军事精英集团，通过打胜仗来保持自己的地位，获得战利品，维持罗马公民们越来越高的消费，赢得社会的尊敬和拥戴。 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基本上不可能世袭，因为每一次打仗都影响到罗马帝国的生死存亡。 所以，在五贤帝时期，一般都是禅让制，先找到{zyx}的军事{ldz}，然后名义上收为养子，然后把军事权力进行顺利移交。再加上公共浴室的开放性，罗马皇帝也会与其它公民一起洗澡，保持着社会的相对平等性。 社会的开放与平等等性质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沟通氛围。 到后来，欧洲各国的国王也大都是“马上皇帝”，然后带xx打仗，通过打仗获得土地、金钱等资源。 而且，这些国王的住所也是开放式的，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等。 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大都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武士出身的大臣，大家私下里地位相当平等。 而臣子见到君主，一般都是鞠躬（女士屈膝）。 即使是正式场合，比如说正式觐见或者分封爵士，一般也只是单腿下跪。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具有独立性，更把自己当“人”来看。
　　
　　到今天，欧美日发达国家的社会形式与罗马的差异非常大，但是实现国家强盛的实际手段并没有变。 军事永远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主题，只不过在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整体进入文明时代，“动刀动枪”就变成辅助手段，作为竞争的{zh1}手段或者说是保障。 而军事战争也就变成和平竞争，当然虽然形式变了，不是经过战争这种“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方式，而是通过竞争创新这种“毁灭性创造（destructive creation）”进行竞争。 但是，不论冬竞争思想、竞争组织、还是竞争获利方式，军事战争和和平竞争的内容基本上一样，两者也密不可分。 美国这样的军事超级大国自然是工业和服务业的超级大国，而日本德国这样的工业强国，如果放开军事发展，也很快能够成为军事上的第二、第三强国（不考虑核武器）。 在竞争上，各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全球范围的商业竞争，把大笔的利润拿回国内，支持国内的各种费用开销。 比如说，比尔盖茨带着微软占领了世界PC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系统（Office）超过90%的市场份额，为美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从全世界拿回源源不断的利润，赢得美国人的尊敬和认可。比尔盖茨曾说，如果微软失去其中20个关键人物，将会变得“一文不值”。 那么，比尔盖茨就持续寻找人才，整编到自己的精英团队中，保持微软的竞争地位。 而美国的职责是，培养微软等公司需要的人才。 在比尔盖茨退休的时候，出于软件业激烈竞争形势的考虑，他不可能像王安那样，让自己的子女继承公司领导权，所以选择自己退休的时候“禅让”给鲍尔默。 当然，微软这样的软件业“罗马军团”也不可能持久地称霸，但是美国社会的文化土壤中持续在孕育着像Google、Facebook这样新的潜在的“罗马军团”，保持自己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
　　
　　对于中国人来说，需要高度关注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和制。 古希腊和罗马都实施“兵民合一”的社会制度，这是一种支持国家强大的“强民”制度，也是共和制的基础。 人们平常的时候做自己的事，然后抽出时间进行军事训练（斯巴达人甚至以军事为主），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们则在农闲的时候练兵，到打仗的时候“全民皆兵”。 采取这种方式的社会是难以战胜的。 古希腊虽然各个城邦很小，但是长期能够存在，就是在“全民皆兵”的机制下，进行城邦联合而打败外来的侵略者。 后来，因为城邦联合机制分裂，导致内部战争，希腊才走向衰落。 而古罗马则不存在城邦之间的矛盾，所以能够快速走上扩张的道路。 共和制对外扩张的{zd0}优势，就是精英制度的建立。 人们通过内部的选举制度，必然会选择合适的精英来进行相应的工作，提高社会效率和发展程度。 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古雅典只是个人口几十万的小城市，但是创造出令人不可思议的灿烂文明成果，包括哲学、几何学、建筑、雕塑与绘画、军事（尤其是海军，而海军是个多方面的综合学科）等等。 柏拉图的《理想国》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因为雅典共和制而形成的“精英机制”，让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优势，成为不同方面的精英，支持整个社会的发展。 这种《理想国》模式，实际上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专业化”。而只有建立社会的专业化系统，才能够形成稳定的精英集团，领导整个社会的发展。 而古罗马则更加强化军事精英机制，通过议会选出军事精英，通过强有力的军事精英的领导，按照正确的方式建立和发展强大的罗马军团。 而在战争中，军事精英能够采取正确的方式，赢得战争。 而罗马军团在征服落后民族的过程中，经常是“以一当十”。 所以，罗马在打败当时强大的迦太基之后，开始了“所向披靡”的军事扩张。
　　
　　共和制最为关键的意义在于，对社会民智的开启。 在古罗马，遇到关系到国家的重要事情，包括选举执政官，内部事务或者是对外战争，都需要通过议会和元老院的讨论。 这种讨论或者争论，对于人们思考的方式，会有显著的效果。 比如说，社会上贵族利用自己的强大力量，剥/削压/迫平民，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那么，经过议会的争论，贵族认识到，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造成社会的矛盾加深，对整个社会都不好，尤其是对贵族没好处。 所以，罗马设立“保民官”，专门保护平民的利益。 同理，经过议会的争论，大家都同意1名执政官必须由平民担任，这样的结果是，给了平民精英发挥作用的机会。 通过议会的争论，以及元老院的讨论，不同社会阶层逐步制定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在争论的过程中，贵族和平民都会非常关注事情的进展，在关心自己阶层利益的同时，关注国家的利益。 不仅如此，大家还会进行自己的思考，并且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人们就会利用议会、公共浴室、广场、公共娱乐场所等各种公共场合，说出自己的思考，同时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人们就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持续提升自身的综合思考能力。 而且，在辩论的过程中，演讲与辩论能力成为人们学习的一门重要学科。 而辩论本身就是对智力的开发，对于逻辑理性思考能力的培养。 当人们看得多了、听得多了、说得多了，本身的思考能力就提升多了。 就这样，在每个人关心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人们在持续提高自身的智力。 而且，这是一个民众智力整体提高的过程。
　　
　　在今天的共和制欧美国家，人们同样总在经历着“争论开启心智”的过程。 人们不用天天担心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问题，因为这是竞选职位的人们需要集中解决的问题。 议员候选人、市长候选人经常到各家拜访，表达自己服务的诚意。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传单、报纸、电视等媒体，发表自己的纲领，也就是如何把纳税人的钱花在最有用的地方。那么，谁来评判这些候选人以及他们的纲领呢？专家出场了，他们会剖析这些候选人的特点，也就是优势和问题。 人们都会关心自己缴纳的税款，关心自己的各种生活支出。 那么，经过专家的分析，人们就知道自己应该投谁的票。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人们就学会了通过专家式的分析，思考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因为政/治要涵盖几乎所有方面，然后做出自己的利益判断。 在这种“生活即学习”的过程中，人们的智力得到提高。 当然，富人普遍比穷人的竞选几率要高得多。 比如说，富翁布隆伯格宣布竞选纽约市长，那么他的“致富资历”就让他有了非常大的优势，因为人们都希望成功人士、精英人士管理自己的城市，而不是那些自己都是失败者的人。 除此之外，布隆伯格还主动宣布向纽约市进行大笔捐款，更“买了”xx者的心。 还有，布隆伯格作为商人，管理纽约的风格也相当纽约、相当商人，那么谁不愿意自己的城市被高明的商人越经营越好呢？ 所以，布隆伯格保持着这样的竞争优势，成为纽约市长。
　　
　　中国文化与古罗马留下来不同文化成果，从根源是来说，是差别截然不同。 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共和制影响着整个欧美，欧美通过学习它们的长处而实现优质的发展； 同时，中国文化却朝着最恶劣的方向发展。 在关陇集团的支持下，经过隋文帝杨坚和唐太宗李世民的领导，当时的隋朝和唐朝都快速兴盛，在自己的时期内创造了高度的成功。 但是，在军事集/权的情况下，这种贵族制度是无法持续的。 关陇集团虽然势力强大，但是武则天却通过迁都的方法，压制关陇集团，导致集团的没落。 也就是说，一个人就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形态，然后导致“安史之乱”。 那么，在这种“一个人说了算”的背景下，国家很快又重新没落。 广大民众的生命遭到涂炭， 或者说，一个人的一己之私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唐结束之后，中国就再没有一个军事精英集团出现，中国开始陷入新的时期：东晋式的内部“勾心斗角”，或者黄巢式的暴/民作乱，两者相互轮转。 这样造成了越来越大规模的人口减损，汉族整体上xx被奴役，并且形成影响社会方方面面的文化特征。 在今天，大量有钱人越来越像东晋的士族，越来越表现得“要钱不要命”，而如果社会发生大的变化，而且这些人如果不离开中国，那么就会像有很多人像前面所说，关门在家饿死和连车都上不去的士族们，在社会变化到来的时候，因为毫无用处而被淘汰出局。 另外，30年前段中国改革开放让中国民众从暴/民暴政（大规模xx+大规模破坏+人民全面贫穷）开始向西方靠拢。 但是，经过过去十几年，暴/民出现的风险正在日趋严重，对中国民众的生存造成极大的潜在危害风险。 那么，为什么说暴/民的风险已经非常明显，现在反映到中国需要人们进行高度的关注，就需要探讨从宋开始的中国文化走向“禽兽不如”的恶劣文化的特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