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世博会举办前夕高调出书歌颂江泽 - 博客中国-个人专栏文章

 

 

  敏慧好学、才华出众的好所长

 

  曾培炎(时为上海电科所整流器室技术员,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62年,我和xxx同志同一年到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他是主管科研的副所长,我是技术员。那时他三十六岁,已经在长春一汽当过动力分厂厂长。我二十三岁,刚刚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xxx同志是我踏上社会后最早的领导之一,虽然我们之间差距很大,接触也有限,但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我到所里不久就听同事们议论,新来的副所长与众不同。xxx同志参加革命很早,还吃过洋面包,专业技术很精通。他平时戴一副深色宽边眼镜,风度翩翩,见到大家总是微笑着打招呼,群众都愿意跟他接近,同他讨论问题。那时政治挂帅,天天讲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开会在大食堂,一说听报告大家就犯愁,唯独听他的报告不一样,不少人早早去占座位。他的报告既突出政治,又不会满篇大道理、讲些空洞的口号,而是不时穿插具体事例,十分生动活泼。讲到关键的地方,他会插一点方言,比如四川话,说得挺像,也经常英文讲几句,有时还引用唐诗宋词,他小时候读过,随口就来,把大家的精神提振一下。同志们听着感觉很亲切,不是那么枯燥。既接受教育,也是一种享受。他出国回来,除了介绍考察内容,还给大家讲一些国外的见闻和社会情况,我们能听到这些信息十分难得。在那个极左思想盛行、封闭僵化的年代,他思想活跃,与群众坦诚相待,给研究所带来了一股新风。

 

  除了开大会、听报告,所里各种各样的业务会议也非常多,只要有xxx同志参加就会显得很有生气、从不冷场。他主持会议,很善于引发和调动大家思考,鼓励大家发言;又能很好很快吸取概括大家意见,做出明确结论,而且要言不烦,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这个是他的本事。

 

  那四年,他在所里做了很多在业内有影响、有意义的大事,开展工作既抓全面又突出重点。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其中一项,就是制订中小型电机标准。事非躬亲不知难,后来我也搞过标准化工作,要把所有生产企业的标准统一起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电机又是机电产品的核心部件,应用面广,品种杂乱,可以说是机械系统最通用的、产品产量{zd0}的标准化工作,全国中小型电机的生产厂家很多,意见很不一致,难度可想而知。但产品的标准化不仅有利于保证质量、方便用户,而且一个好的标准能为国家节约不少物质财富。当时上海电科所是全国统一行业标准的归口单位,xxx同志组织了行业中有关厂所的专家共同开展工作,{zh1}形成各方认可的统一标准系列,通过了部门审定,应用到实际生产,最终对促进我国电机工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再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1963年,一机部因产品需要,要求我们所试制高频脉冲闸流管。可是那时已经有风声,我工作所在的整流器研究室可能要搬迁到西安去。部里的研究任务已经下达,做与不做、怎么做,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做的话,必须大动干戈改造设备和厂房,但真要搬迁,又要把新设备拆掉,会造成很大浪费。就在大家举棋不定的时候,xxx同志做出决定,派我们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外出“借鸡生蛋”,借用南京四机部工厂现成的技术设备搞闸流管试制。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出发前他专门找我去办公室谈话,拉了把椅子让我坐,促膝交谈。他怕我们有思想顾虑,就讲了任务的重要性,要求必须集中精力完成好这项工作,并明确由我带队。他的谈话为我们这批年轻人稳定思想、搞好科研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到一年时间,在工厂的协助下,我们试制出了三种样品。次年,整流器研究室就搬迁到西安。研究所没花国家一分钱进行设备厂房改造,圆满完成了部里交办的任务。我想这也体现了他善于组织协调、攻坚克难的领导才能。

 

  xxx同志是学电机出身的,他担任技术副所长是专业对口。但所里研究的专业面很广,除了中小型电机,还包括自动化、低压电器、整流器、船用电机电器、电工合金研究等很多方面,想把这么多领域的科研部门组织好,光懂一个专业知识面是远远不够的。xxx同志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起来却很得心应手。同事们一致公认,他非常善于学习,而且学得很快,称得上活学活用。这是他的特点,我想在所里其他老同事口中也能听到这样的评论。

 

  说到这,我再举两个例子。一是当时我们整流器研究室曾研制过“汞弧整流器”,主要用在电力机车、轧钢等重要方面,却一度产品质量不稳定。xxx同志对此很重视,多次自己下到车间,同技术人员和老师傅一起商量办法改进。他虽然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很快就熟悉了,而且能抓到质量问题的要害,同事们心服口服。二是1964年秋天,所里电焊机室承担电子束焊接研究课题,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国家开展这项前沿技术研究。我参加了课题组,记得xxx同志有一次来到现场,对电子束焊接的原理很感兴趣,就同我们讨论电子枪是什么、电子束是怎么形成、如何实现焊接、用在什么地方,等等。xxx同志对新生事物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遇到问题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且很善于切中要害。所里同志都有一个同感,向他汇报工作必须有充分准备,即使这样有的还被问得张口结舌、下不来台。那天xxx同志就问得很深,有的连我们学这个专业的人也很难回答。当时问到电子枪是我回答,我搞这个专业,却还是被问倒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正是xxx同志敏慧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和强于记忆、触类旁通的特长,使他的知识日渐丰富全面,为日后治国理政、把握全局创造了条件。

  xxx同志在业务上很强,在人格上也极具魅力。当时所里有一件不胫而走的“新闻”,就是他仗义执言,坚持给所谓“白专典型”的一名技术人员加工资。那年是全国普调一级工资,这位技术员业务出色,就是家庭出身不太好,平时在工作上也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所在的室就把他当作“白专典型”,决定不给加工资。在xxx同志的坚持和关心下,最终得以解决,还是加上了工资。在唯成分论的年代里,xxx同志能如此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仗义执言,确实难能可贵。

 

  xxx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待人则亲切热忱。当年在所里是这样,后来也一直是这样。1966年,xxx同志调去武汉热工所任所长,我随整流器室整室搬迁到西安。在那之后因为两次活动,我有机会和xxx同志近距离一起工作。1970年一机部在上海召开可控硅应用大会,抽调xxx同志和我及另两人一起筹备会议,前后忙了一两个月;1971年在北京举办一机部技术革新成果展览,部里又调派xxx同志和我到京筹备,当时他负责综合馆,是重头,我负责可控硅馆。当时xxx同志已经是部属研究所的大所长,我只是西安厂整流器室一个组长。我们一起住集体宿舍、挤公交车、到食堂排队买饭,抢着去锅炉房打开水,就是起草文件、写总结报告也总是和大家分担一部分。我们都是离家长期出差在外,他却经常关心别人,问有何具体困难。同xxx同志在一起,一点看不出他是一个领导干部,没有一点架子,总能使人感到同志加兄弟般的温暖。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是那次我从西安坐火车到北京筹备展览,一出站便非常意外地看到xxx同志和另一位同志来接我。时间已经是晚上六点多,xxx同志二话不说,拉上我们两个就进了火车站对面的新侨饭店,自己掏腰包请我们吃了一顿大餐。以前哪有什么饭局宴会,上这样的大饭店我是开眼界了。记得这顿饭花了十块钱。看得出,这顿饭他早有准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时候物质条件很艰苦,十块钱可以解决三口之家一个月的水电、房租或者是菜金,花十元钱上饭店总要掂量掂量的。xxx同志自己平时很节俭,对同志却总是很慷慨。xxx同志年龄比我大了整整一圈,这两次的交往,我确实能感受到一种兄长式的关心。还有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xx”期间xxx同志也受到了冲击,他这位所长“靠边站”了,可他似乎并不在意,处之泰然。这就是xxx同志的品格,不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下,都能热情关怀身边的同志,都能保持乐观向上、不畏艰难的生活态度。

 

  xxx同志很念旧情,后来身居高位,仍然非常尊重教过自己的老师和带过自己的领导,怀念一起工作过的同志。1997年10月,我陪同xxx同志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想看望教过自己的老师顾毓王秀教授。顾老知道xxx同志访问日程紧张,要来看他。xxx同志坚持不让,百忙中抽出时间从华盛顿赶到费城顾老家里。xxx同志与交大的老师沈尚贤教授也多年保持联系,一次想去看望,意外得知沈老两天前刚刚去世。xxx同志很是遗憾,执意去看望慰问了家属。这些还仅仅是我所知道的。离开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后,xxx同志仍然关心所里的发展,经常与老同事们通电话,一有机会就亲自会见,或者请到自己家里做客。后来我们也曾一起在电子部共事,知道xxx同志与电子部、机械部的老同志一直保持联系,时常听取他们反映社情民意,如生活遇到困难则尽可能给予照顾。

 

 回首往事,在所里的时候同事们就普遍认为,xxx同志政治上很强、思想上敏锐、业务上全面。年轻同志从心底里尊重他、敬佩他,把他当作学习的楷模,大家都感觉到他能干大事,对他抱有很高的期待。之后经过“xx”的磨砺和改革开放的历练,xxx同志走上了中央领导岗位。我是1984年从驻美使馆调回北京,二十多年一直在中央部委和国务院工作,因此有机会和xxx同志接触,深切感到他年轻时形成的性格特点和工作作风,在后来更广的天地里、更大的舞台上,有了更好的发挥和彰显。xxx同志的高尚品格、人格魅力、领导艺术和{zy1}才能令世人折服,无愧为当代中国杰出的党和{gjldr}。

 

(全文转自上海《解放日报》)
xxx同志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上海人民出版社


《日出江花——青年xxx在上海》一书已在上海书城和本市新华书店各大门店上柜销售。应广大读者要求,本报今日在第九版节选刊载 《日出江花——青年xxx在上海》第四分册《忆xxx同志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部分内容。

  新中国{dy}代系列电机的诞生

  口述人:孙春煊(时为电机室副主任)

  季杏法(时为电机室副主任)

 

  孙春煊:1962年xxx同志一到我们所,就领衔受命担任了一项部级重大工程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常奔忙于国内有关电机工厂,尤其北京、大连的电机厂,很好地组织协调了全国十九家工厂和研究单位,同心协力,攻关三年,顺利完成。这项部级重大工程,就是J2、JO2小型三相异步电机系列产品——中国新一代自行设计研制的电机基本系列。

 

  我们行内人都知道,小型异步电机是各种机械设备必需的动力源,需要的量极大,品种规格繁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好几个厂仿制国外产品,生产供应了不少品种规格。正如xxx同志所说,“这个时期是万国博览会,各取所需”,很是杂乱。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快提高我国电机的生产水平,引进了当时苏联正在生产的成熟的A、AO系列小型异步电机产品图纸和工艺,及各种技术规范要求等资料,直接发往机械部所属各电机厂,要求严格按图生产,不得任意修改图纸。1953年,完成了仿制A、AO系列的J、JO系列小型异步电机,这便是新中国{dy}代产品。

 

  再后来,了解到苏联已完成第二代A2、AO2系列小型异步电机的产品开发和生产,部局随即组成以上海电机厂萧卡厂长为团长的我国中小型电机设计与工艺考察团赴苏考察,并带回技术资料图纸进行整理翻译,组织开展我国第二代J2、JO2系列的统一设计。然而,当时正值1958年“大跃进”,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干劲虽十足,但缺乏科学态度,不讲求科学规律。结果到1958年的年底,就完成了J2、JO2系列全套试制图纸,分发有关电机厂试制。试制下来,性能较差,一些大功率规格电机温升不过关。于是1961年12月,按照部电工局指示,成立了J2、JO2系列调整设计的核心组和工作组,明确要求“电机效率不低于原有水平”,并从1962年初开始进行调整设计。

 

  xxx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所任技术副所长,同时也担任了这个项目的核心组组长。当时为了这个项目,我们室的研究人员和所内有关部门一起,进行了电机的杂散损耗、散热筋、槽配合,保证定转子同心度、E级绝缘结构、外风扇结构尺寸以及电机振动噪声等研究。现在xxx还记得,噪音实验室就是这时期搞的。这些试验结果用到产品设计中去,大大提高了J2、JO2系列电机的技术水平。经过认真、严谨、务实、坚韧的不懈努力,终于使{zh1}完成的J2、JO2系列在关键性的性能指标上,不但达到了部局要求的“电机效率不低于原有水平”,而且还有了明显的改进。

 

  J2、JO2系列的统一设计,参照了苏联A2、AO2系列设计资料,但更多是总结我们过去设计生产和许多试验验证工作的经验,集中全国技术力量进行的自行设计,是中国新一代自行研制的系列电机。现在回过头来看,1965年J2、JO2系列完成统一设计后,一直用到了改革开放,然后才在其基础上搞了更新的Y系列、Y2系列。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xxx同志当年主持完成的中国新一代系列电机J2、JO2,以其更优的性能,对全国电力的节能降耗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新中国电机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史上写下重要篇章。

 

  季杏法:我自己在那四年亲身经历的{zd0}一件事情,也是xxx同志在所里抓科研抓产品的{zd0}一个成果、当时一机部的一个重大项目,这便是江所长主持开展的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电机基本系列——J2、JO2小型三相异步电机系列产品。xxx同志作为一机部电工局新产品核心组的组长,亲自领导了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之所以重大,{dy}个原因是它作为新中国{dy}代自行设计研制的电机基本系列产品,对全国电力节能降耗具有普遍而重大的意义。小型异步电动机是一种应用面广、使用量大的产品,据统计此类电机所消耗的电能约占全国发电量的40%,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只要提高电机一点点性能,其总体节能的效益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第二个原因是这个统一设计的项目,是一个庞大的“系列族”,基本系列的规格多达九十六个,每个规格有七项性能指标都要合格,功率范围从0.6千瓦到100千瓦,在基本系列基础上还要派生出十几个各种用途的特殊环境条件和专用系列,如矿用、船用、热带气候用等系列电机产品,当时参加设计的有全国四个研究单位、十五个制造厂,工作量很大,难度也很大。

 

  当时遇到的{zd0}难题,是贯彻国家技术政策时,各厂对能源政策、电机效率与用铜、硅钢片材料和可靠性等指标之间关系,理解各不相同。1964年在一机部召开的J2、JO2小型三相异步电机系列产品鉴定会上,就曾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用实测法确定电机的杂散损耗。根据一机部指示:“该系列产品的效率水平应不低于老系列水平,效率用实测法确定。”实测杂散损耗,就是测量电机效率的实际值。采用实测法可以促进研究提高电机制造技术水平,而降低杂散损耗,相当于提高实际效率、节约能源。这看似一个测试方法的争论,实际上是一项贯彻国家能源政策的原则问题。但会议上有些单位以测试技术困难和多用材料为由,不赞成用实测法。这分歧从设计工作开始就已产生,鉴定会上要确定产品标准,必然会争论。

 

  xxx同志在鉴定会前已经了解上述情况,所以在组织鉴定委员会时,请来了国内的电机专家和教授,一起参加科学论证和审查。其中就有上海交通大学的钟兆琳教授,电机xx,也是xxx同志的导师。钟教授全然了解这是一个技术进步和能源政策的大事,就主动做工作,找那位也是他当年的学生、如今持“不同意实测”意见的负责人员,从技术上和政策上进行分析、探讨。终于,鉴定委员会审查时,取得一致意见,确定使用实测法。

  另一个争论问题是设计图纸统一到什么程度。一种意见是定型图纸不能擅自改动;一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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