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个月，身体十分糟糕，长期工作繁忙和亚健康，外加不正确的素食xx，导致貌似强壮的我居然不经意间已然贫血到了需要住院的地步，而虚弱的身体又同时感染了肺炎，虽然在补充营养和xx下恢复的很快，但是也休养了1个月的时间。有半个月时间，我主要担心自己的身体，而没有能力去忧国忧民，以我亲爱老婆的讲法，如果自己都保不住，还有何能力关心别的事情。

但是我这种死不悔改的人却还是强辩的认为即便是去死，最重要的也是要有一个理性的胜利在{zh1}一刻，那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以此跟老婆强辩的时候，我的脸色很是苍白。

等到又能够上网看看，就又忍不住要放言，可是没有力气写长文，只好看看顶顶好友的帖子，回复留言。不想世界变化很快，在这一个月蛰伏的时间内，能作为新闻的恶行不断推陈出新，恶行的传染到了病态的地步，而灾难总在盛会前的降临，令人深思不已，如果这样的提醒对某些人还不够，那难道他们还没有疯么？

恶病的偷袭对于自以为强大的体弱者经常悄然来临，常常是当病倒的时候才知道身体机能已经出了问题，其实往往在很早以前，弱化就悄然来临，一步步侵夺着貌似强大者的肌体。当看到曾经以昂贵著称的HP电脑（曾被戏称为High Price），居然以中国大学生宿舍中恐怖的蟑螂为理由搪塞自己的质量问题，我就知道不止肌体会感染恶疾，道德也一样。

作为一个在PC行业几个大品牌作了七年销售的人，我对PC行业的这些问题再也熟悉不过，但是原来的HP台式机曾经是那么的受到行业同仁的敬仰，恰似笔记本行业的ThinkPad一样。但是自从HP的PC台式电脑机箱上在上10多年前突然多了螺丝而再非免工具开箱时，它的堕落就从未停止过，但是国产的联想却在差劲的质量中不断自我改善，到了今天，HP好像得了病，而联想却看上去很强壮，这不知道是否是一种平衡。HP还有一个怪现象，就是可以发现一些基本素质很差的员工，却混迹其中，这个怪像在很多外企都有，而这些问题一旦出现，就往往证明公司管理者的素质在下降，这又往往被事实所验证，那种顾问在一个大公司的公关部门中当着记者的面放出的蟑螂，本身就是问题的反映。

但是我知道这不是自然所赋予的平衡，其实这还是一个企业文化的问题，对比两个企业，如联想和方正，我们会发现很多个体的销售人员能力对比上，大的公司并不占优，而小公司的销售却由于生存的压力往往倍显能力优异。但是在起步差不多的公司中去对比，就会发现规模差异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并无决定性影响，在长期竞争中决胜的不是个体差异，或者是极端手段的使用，而是公司文化的差异，而公司文化，其实就是公司决策层的总体素质所决定的，一个公司的文化将被决定性的中层管理层所维护和传承，无论是走向兴旺还是堕落毁灭，这个过程很难毁灭。那些可以涅磐的公司，其公司文化上肯定有可以凝聚和重塑的文化根基，而无可挽回的公司，在文化上经常是恶性循环的典型代表。

对于质量问题，所有的企业都试图在某种范围内选择利润与质量和市场份额的平衡，而没有创新的企业尤其容易出现大规模质量问题，因为他们的平衡空间有限，而利润要求却同样的迫切。质量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品牌都有，当年Dell对待大的商业用户像上帝但对个人用户冷酷无情；HP号称对待自己的质量很苛刻，敢于对技术检验的xx机构很牛，不过早在90年代就因为OEM的显示器不合格而被位于上海宜山路的华东检测机构检测出来质量问题，该检测机构的人对于IBM很服气，因为IBM很牛，但是没有被抓到过，这是当年我与检测机构的工程师在送检时闲聊的时候的谈资。至于实际的质量事故，那就更为普遍，我的印象中给教育机构上千台的大单出现批量质量事故的几率，无论联想还是方正，都一样的高的不可相像，如果当初公布于世，那恐怕国产电脑很少会有人买了。甚至有一半的大单货都因为价格拼杀的太狠而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我曾经有一次一单卖过4000台电脑，有一半的网卡质量有问题，就是OEM商为了省几毛钱所致，而到了夏天，又有没出问题的另一半因为风扇用了再生塑料材料而纷纷掉落，以至于老师们要每个学生开机前摇晃电脑，这使电脑课成了一场听力测试，为了摆平这样的问题，我曾经站着喝了6瓶红酒以便用户消气，这是中国质量问题典型的处理方式，就是职业经理人对自我肉体的摧残和人格的放弃，我的身体就是那时候开始败坏，很快也英俊不再。我不想说这是哪个品牌，不过这样的事情哪个品牌都碰到过，当年国内品牌中做的{zh0}的两家最多这样的问题，而作得不好的如果没出问题，那肯定是因为没什么销量。

但是在处理质量问题的态度上，联想的速度和对内外的态度是{zh0}的，效率也是{zg}的，这就是他的成功之道。如果你在方正出了这样的问题，当你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公司，领导会问你钱收到了没有，这是一种让你冷到心底的本能，而联想的领导有问同样问题的本能冲动，但是会先问你人怎么样，这要柔和多了。这就是文化差异，所以联想的PC做的大一些是有道理的，而在联想开全国视频会的时候作为一个与会级别{zd1}的经理可以直接质问蓝烨他提出的让代理商交投标保证金制止xx的想法很傻帽不可行，他也会没啥不好意思地点头称是，而方正开会时可能下面所有中层和一线销售都对领导的想法有意见，但是每个人都沉默，换来的是策略性的错误。这两种文化看似相差不远，恰似犹如曼哈顿的陆家嘴，但是两个企业的文化可能相差数十年的层代差异，那不是空降几个老总可以改变的，而中国也不是可以梦想在数十年内战胜美国，那种文明的差异，何止百年，那不是抄袭一些技术就可以弥补的。

不过从HP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另一种赶超的方式，就是美国的老化和堕落，那并不是中国的胜利，而是人类的堕落和灾难，如果那种信仰危机和堕落继续下去，从希腊到罗马甚至到黑暗时代依然可能会出现，这种人类文明的波折好似股指曲线，曲折而富有周期。在很多美国公司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一情况，过分的急功近利，对技术革新的忽视，对产品质量的漠视，往往骇人听闻，而OEM又给了这些急功近利者快速毁坏自己品牌的路径，他们去包装廉价的亚洲产品打上Honeywell这样xx的牌子，在短暂市场成功后长久的毁灭市场对于自己品牌的信心，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华尔街宠儿们道德沦丧下忽视文化根基的xx行为，相对于国内制造商主要由于产业落后而导致的问题，HP的问题更符合一场道德事故，当他们不再去教堂，忽视研发和视质量为生命，他们就欢欣于市场突击带来的股市红利，但是像一个末日君主一样，赌上一个国家和民众的未来幸福。这就是借钱乱花导致的金融危机的真正文化背景，在浮出水面的灾难下面，是巨大的冰山，股市的回暖这种短暂的浮华如果没有文化的自省和信仰的回归，那么灾难将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不认为中国或者全球化是这种堕落的最根本理由，但是资本追逐利益的本能和没有民主监督权力的糟糕组合，无疑会加速这个速度，销蚀文明通过内部社会道德控制来修正资本过渡倾向的自我纠正能力，尤其是大片的海外不受道德控制的市场，集权给了资本无所顾忌的庇佑，而资本和集权沆瀣一气，那种华尔街的游说团，不就是一群浮士德么！当他们把180万的直接的坏蛋和数量更多的深受它们恩惠的子女放到美国的时候，他们却可以依据从少数人权力到法制保障在内的文明代差保障，来掩盖恶行，同化他们的邻居，使本来已经有虚无倾向的人加速堕落。但从根本上说，除非堕落的人群人到了一定的数量而且控制了社会财富与权利，否则就还不是文明崩溃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还在于人性贪婪的过度泛滥，破坏了人性、道德、法制之间的平衡。

你很难想象曾经集人类文明于大成者会堕落和幻灭，但是这是人类文明的特色，而一个伟大文明最终孕育出来的居然是一只蟑螂，那种昂贵，是人类难于承受的，但愿这不是所有文明的共同终点，我祈祷欧洲能从历史文化的发源中再造，而美国可以自我反省。

如果说美国的问题是盛极而衰，那并不意味着中国真的是否极泰来，中国在文明的波动曲线中无疑还是表面牛市，但是离谷底并不远的反弹，却早早出现了下滑的迹象，有一种最为有力而恐怖的惯性是文明的杀手，那就是愚昧。

在全国哀悼日那天，由于所有的电台都不播出音乐，所以在暴雨中开车的老婆大人为了避免睡着，只好允许我播放她很不喜欢的巴赫，为了避免她被巴赫催眠，我跟她聊音乐，后来不知道怎么着就转到了文化上。

其实中国古典宫廷音乐根据记载和复原，是很不错的，庄重清远，但是孔子这类假正经的家伙容不下多元化，在诗经中对于郑宋之风评价淫野，吹嘘秦风刚烈，其实郑宋之地民情开放、地方富饶，富商既多，美女多情，而秦风所谓的经典怎么看都像我们领导干部的讲话和朝鲜人民广播电台的解说员，夸夸其谈，无非是在比拼粗野上将野蛮当作豪壮，把暴力毁灭当作功绩，这种冷兵器时代的荒蛮战胜开化，封闭销蚀了通达，无非就是最早的文明灾难，是中国的不幸开始，胡适写中国古代哲学史到先秦为终局，归咎的四大祸害中{dy}是怀疑的名学，所谓没有求知欲，今天国人阅读较少，没有信仰，还是如此；胡适说第二大害是狭义的功用主义，看看今天的国人，今天的中国大学，就知道也依然没有进步，国家依然以猫论治国，地方自然崇拜GDP，金钱至上，现实高于未来；第三大害专制的一尊主义毋庸多言，但它使文化的堕落自汉以来逐步不堪，终致在20世纪上演一场悲惨的浩劫，在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机遇下，一个这样的大国又为愚昧所执，并不断制造新的愚昧；第四的迷信，我看是哲学落后下，前三害的自然结果，那种古老的蒙昧并不随着科学的发展普及而消失，反而变得更加滑稽，如果你有机会去无锡灵山那座没有高僧的佛教宫殿去感受反佛教一切理的穷奢极欲，看看那高科技的环形影院，你就知道先进技术下的愚昧，是一个何等荒谬的组合，你会相信在21世纪的高科技辅助下，巫灵将再度兴旺。

音乐也是一样的，当初蔺相如让秦王击缶，本身含有嘲讽秦人没有文化粗鄙一面的意思，这是当时秦国所羞于承认的，但是到了张艺谋的奥运开幕式，这种耻辱成了一种光荣，并向世界宣扬着继承性的无知。从汉、唐直到宋、元，宫廷乐逐步衰落，民乐逐渐兴起，{zh1}合奏不是越来越精细和谐，而是乱哄哄的吵闹，终于发展为各乐器单干的程度，而京剧伴乐绝大多数是重复的音节，主要靠的艺术表现力在于唱腔和装饰，这是便于普及的民间文化，但用来做一个国家精神的核心，其实非常的悲怆。

西方的竖琴相传由毕达哥拉斯发明，依据数学原理而造，早期也被认为是败坏风气的郑宋之乐，多少少女被他勾起思春的情愫，而尼禄也在上面发泄着神经，可是竖琴终究没有被毁掉和只存在于坟墓中，虽然教堂长期正经的使用管风琴，但管风琴统治的只求庄重的时代，却被称为黑暗世纪。好在那并不能避免在教堂外竖琴的后代们继续发挥作用，直到巴赫跨管风琴到钢琴，后来才有了莫扎特等众多的天才。

宫廷音乐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事情，音乐是否庄重被提到的是一个国家兴衰的高度，这其实就是文化和道德的好坏对于国家的作用自古以来的认识，但是编钟不是由于昂贵而无法流行，而是它定位大有问题，西方早期能豢养乐队的，也无一不是王公贵胄，但是你可以想像在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中与贵族小姐调情，但是你无法想像在庄重的编钟那撞击心脑的清心寡欲的提醒下还能有那种心情，当你对千里挑一宫女的迷恋而下身不受控制时，总体又要保持相当庄重的礼法，这种混杂性必将使人至少在文化宗旨和实际行为上分裂。

当西方的交响乐对人性的表现越来越精细，将和弦科学与复杂人性结合得多姿多彩时，我们的京剧音乐实际上只是李龟年时代的倒退，而京剧弘扬的道德宗旨总是非常{jd1}和单一，从没有威尔第的歌剧中那复杂的冲突，那使观众在对于坏人的批判时，能多加几分理解。公众对于包公轧掉陈世美很是赞赏，但却对包公维护皇家尊严才是xx的动机缺少判断，那不过应该是个诈骗重婚案件外加经济赔偿，而我们欢呼的判决之下，文明并未获胜，所有的受害人也都没有获利，获胜的永远只是官员背后的体制，那并不人性也不理性，但是我们常认为那很道德。

当多数的未成年同学xx驱逐一个同学的时候，他们一定有各自足够的理由，但是这种多数人的暴力导致未成年同学的xx，这些多数人实际后果上却不必承担直接的后果，但是当有{yt}他们为了暴力拆迁而自焚的时刻，他们将自身承担那样的后果。实际无论今天的我和20年前的我都可能做出同样的和那些一只手沾上鲜血的同学一样的选择，因为学校中的害群之马的确始终有很多，但是他们多数没有招致死刑的罪恶，也更不应该由未成年人来选择剥夺尚未到可以放弃挽救年龄的同辈。另一则新闻又看到山西厨师奸杀多名少女的案件，记者对他的采访记录令人震惊，因为这样接近于兽的人形动物，正被大量制造着，他们可以对于他人的生命冷漠到{jz}，甚至开始在毁灭他人中寻找快感，这不就是现实的魔鬼么？当人们看到卷起裤腿的农民军那激昂的场面，并以此为自豪的标杆教育下一代的时候，那么传承文化的毁灭，又有什么奇怪。

穷人们迷恋钱财，那常是穷人的{zg}理想，对此之外他们不敢也无空思考，达到这一理想的捷径，显然不是努力奋斗，而是使用暴力分配富人的财富，哪怕以人类目前的生产力而言，这也将导致所有人都一样穷，但那也还是穷人的理想，可是这个理想的确很美好，历代邪教所倡导的无非就是财富分配，因而一呼百应。问题是财富理想肯定不能作为一个社会的{zg}目标，而且那一定是不道德的。今天的问题首要的远不是腐败，腐败永远是一个极权的必然产物，因为极权的社会控制必须利用相当比例人口的道德败坏和暴力崇拜来完成，这就使制度{dy}的假设出现了一个悖论，那就是如果必须在现行体制内解决腐败问题，那就只能是手段的倒退，比如在重庆发生的这场借助革命手段的反腐，如果这样的手段在全国普遍大规模的使用，一旦引发积聚已久的民怨争相发泄，在过程不合理性的情况下，那引发的无非是文明的灭绝，每次发泄前的历史是罪行的积累，而历史大发泄的当时是流程的毁坏和财富的暴力分配，发泄后都将陷入文明的倒退中去。

其实财富问题在理性上解决，是依靠适当制度下的自由市场孕育，在英国12-18世纪之中民间财富的逐步积累，才是实现文明转化的坚实基础。英国12世纪的法庭记录中家庭财产的争夺，虐待将财产分配给子女的老人案件纪录非常普遍，同样的英国的女孩当年也依然是不嫁给无房的男人的，人的基本需求和动物没什么不同，燕雀尚要筑巢引凤，但在14-18世纪一个17岁的毕业学徒通过8-10年，最长12年的劳动积累，通常就能购置一处房产，迎娶妻子繁衍后代，自由市场下的合理经济收入分配，是造就人性自由，最终树立起自由体制战胜愚昧的经济基础（可以参见《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艾伦.麦克法兰著）。以今天的房价与公共资源收费和历代的官盐官铁相比，非自由市场下的权利分配导致的经济分配失衡，是我们陷于奴役和愚昧的根本制度经济学上的原因。xxx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内涵在资本的兽性精神内涵上有正确之处，但是他目光狭隘，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在自由市场中并不能为所欲为的强制分配财富，这只有极权才做的到！相反，资本主义在面临自由市场所造就的个人自由主义社会原则的时候，会受到社会道德和法律的限制，在财富分配上也必然有供求关系的平衡限制，从而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对合理，并能利用资本主义激励的致富冲动来刺激自由人类的创造力，从而使科技发展逐步取代压榨、欺骗和吝啬的手段，使社会在自由平衡中实现进步。雨果固然对冉阿让们同情万分，但是他也不得不让冉阿让在靠假冒伪劣的货物发家后再对穷人施以同情，而正是冉阿让的企业，解雇了珂赛特的母亲芒丁。而发生在德纳第的大女儿身上的那种尚未恶化的世俗中的纯真，与马吕斯的善恶不分忘恩负义同时发生，但德纳第的大女儿却死了，也许雨果不敢面临那无辜继续沦落为罪恶，马吕斯和珂赛特结合后没有下文，他们的子女会更像卞福汝主教还是马吕斯，就此留给我们无限遐想。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像卞福汝主教启发更多的冉阿让，那么德纳第的数量会逐渐减少，而这一切，都依赖于自由市场下的道德觉醒，依赖于道德觉醒后的自律，当沙威深刻意识到他所服务的罪恶制度在作用上是一切根源的时候，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雨果希望每个人都得到救赎，但是他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现实主义和理性批判的态度，我们过于现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法进行批判，对批判的限制根源不可能是彻悟的理性，而总是顽固的无知。

xxx和他那想要不劳而获的思想，只有在科技的自我创造代替了人类创造的时候才可能实现，那时候人类已经是不必要的，会成为骇客帝国中的“能源”。而很多人当年相信的，就是这样浅薄狭隘，恐怖可怕的所谓真理，可能他们当中不乏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们当中显然也不乏相对愚昧者，这就是我们给愚昧的献祭，在史前时代恶魔和西门豹时代的的河伯都需要这样的献祭，那就是人类的孩子！

今天在高压之下，很多国人心中扭曲和懦弱与残暴变态相融合，走向懦弱者的残暴，在接连几次针对学生幼儿的令人悲痛欲绝的暴力之下，是何等懦弱的灵魂，那些今天在小区划破别人轿车的人，那些深受压迫上访无用的人，那些在40年前饿死都不奋起的人，在任何有机会的时刻，都会快意的发泄自己的恶毒，在任何需要挺起胸膛的时刻，都可以懦弱到跪地祈求权利，这样的氛围下妄谈复兴，犹如白日招魂。在我上中学的那个年代，校园的惨案倒也常常发生，北方学生们类似《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生活，不知起于何时，但那受到侮辱的复仇，被欺凌后的反抗这样的血肉之争，从未针对过无辜者，那时的弱者，尚有三分血性，而那些流氓过了份，常常在背街小路上挨上板砖。在我初三的那一年，曾经有一个挨欺负的同学跑到别的班教室去复仇，当场砍了两个中午欺负过他的男孩，他受到了处分，可是以后都没人欺负他。成年人无法这样不计后果的快意恩仇，因为牵挂甚多，可是当那些憋屈到变态的人连疯了以后都还只感欺负小孩子，那么他们就已经不如那些懵懂少年，而是成为了某种妖怪，专家那种需要心理xx的可笑言论让人撞墙，需要xx的，是这个社会体制。正如我今天与邻里笑谈，一切盛事从奥运到世博，都改变不了体制下的宿疾，那种依靠斗兽场战胜虚无的愿望将如罗马般失败，那荒谬的世界{dy}也与社会常常无易，恰如朝鲜的高大塑像铸造技术如今全球{dy}，那似乎不是什么光荣，相对而言，世界最昂贵的汽油费、{zg}的税收、最贪腐的人渣，都已经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了。

中国历代能臣甚多，比如万人敬仰的诸葛先生，可是他主导下的蜀国官民倒挂，最终实际上是自取灭亡，各朝君主为了统治，莫不需要以权术驾驭流氓，以压迫国民。各朝常以愚昧起家，以愚化为治，这点上自晚清终于开始改变，但理性在赛跑上终于还是没有{lx1}于愚昧抓到最终主导权，虽然这在客观上需要为日寇和在东北奸淫捋掠的苏军记上旧账，也可以对冷酷抛弃友军的美国人有清醒地认识，但是一个有足够内斗经验，但作为一个惯常的历史机会主义者感谢日寇，为奸淫的苏军放哨掩盖的政府，却没有由自由的国民所支持，这样的国家，又有什么复仇的资格呢？一个当政者都把家人送到国外的国家，谈什么文化的自豪都是假的。一个没有自由精神支持原创的国家，想要靠坚船利炮取得斗争胜利，怎么能让人相信！故蜀汉总理诸葛先生在五丈原何尝没有留下遗憾的泪水，出师表是何等慷慨的文采，隆中对是何等的远见，可他有让历史向好的一面发展么？他的理想是对还是错呢？六出祁山，终致国败，多难何可兴邦，简直一怕胡言！如果轻徭役，减赋税，与天下通商，以蜀中之富饶险要，汉中之地势，不出数年，天下财富聚集，人才投奔而来，大事自然可成。在今天流行的不是这样的历史反思，而是往鲁迅们身上泼脏水，踢绝户坟，踹寡妇门，去苛求戏子有崇高的道德，但从不敢指责权贵，这样的懦弱恶毒，愚昧荒诞，与杀害儿童的凶手又有什么区别呢？更有甚者，当蛙沸南疆，震落汶川2年之后，当岭南再度出现同样的现象的时候，专家们依然在只忙于重复旧日的瞎话，这样的成本当然低廉，连脑细胞的消耗都省了。那还不如借用诸葛亮的马前课来预报，地震局就可以省下很多无用开销，只雇佣瞎子数人便可，在实际效用上，拿八卦盘瞎子估准的概率，显然更高一些，我认为在数学统计上，这是理性的。估错引起的所谓恐慌，总比救灾要便宜的多。清前各朝概恐惧灾祸的原因，无非是怕流民相聚，势成席卷，那还不如让水火风震去消灭掉一部分，而后再安抚陷于悲痛和恐惧的民众，还能在和喇嘛抢救人的镜头当中得到政治分数。故法兰西帝国首相黎塞留知道他的恩人将要被处死，权衡利弊后，他决定睡觉，我们的官员们在面临他们衣食父母的时候，表现的也同样坦然。巴尔扎克在《幻灭》中借笔下人物骂到“所有的大人物全是禽兽”，而{zh1}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并非是巴黎公社，可是那引起巴黎公社的，确实是这样的大人物们的失德。解决文化改良和政治结构重塑的是那些具备历史反思和现实批判能力的哲人与文豪们，他们可以在路易十八、在拿破仑的手中幸存，但是在中国，这个没有贵族而只有有钱人的国家，他们无法存活，存活下来的都如达尔文的鹦鹉一样，为环境而变，落入了有文化的人所能陷入的{zd0}困境，就是做愚昧的配角，把愚昧包装的更像一种合理化存在，他们别无他法，因为愚昧在掌权。

在试图提醒愚者的时候，有一个艰难的问题，就是愚者对于愚昧的维护是异常坚强的，他可能上厕所从不冲水，但是要提醒他却会令他恼羞成怒，有时候这样的愚者可以成为国家的主人，那就更为危险了。当你提醒xxx的无知一面，那一定会赔上性命，更别提说他坏了，那将受尽折磨。但历史在不经意间将会体现着明显的预示，历代君主也都心知肚明，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无非是知道当社会财富聚于民间之时，极权必将弱化和崩溃，幕府的倒台，削藩的成功在经济背静上就是贵族们由于奢华而破产。当年摄政王载沣在浦仪登基大典上所说的“完了，完了，快完了”，和在盛典中使用哀丧的梁祝之乐，展现的是当{zg}阶层也为无知所彻底征服后，他们在对抗历史趋势的时候，将会手足无措，这并不是御用的才干卓著的文人们所能够挽回。同样的，1903年清政府中国驻美公使馆陆军武官谭锦镛受辱xx，和今天的郁伯仁所受待遇的程度不同，但是那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美国法制进步下xx粗暴程度的下降，在国际待遇上，究竟有何种不同，只能抗议几下的中国领导人们，心里恐怕更为酸楚。那种滋味不是强令各大网站把这个消息撤下首页就可以忘怀的，尤其是对爱面子的中国人在大喜的日子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更加让你知道你自己的斤两，在人家心目中的份量。一次外交误炸是误会，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事件，如果一再说是巧合，那当然是明显的谎言。反观在1929年，民国外交部驻旧金山副领事高英夫妇走私烟毒案，在美国三藩市被查出，但还是由中华民国首都地方法院审理，那种滋味就更加的苦涩了。

其实，极权王政是都要经历的一个历史时期，这并无历史性的不当之处，但是当局的历史功过，实际上最终在于文化道德的倡导性能，如果当局实施文化毁灭，导致国民道德沦丧、趣味低级，从而祸及后代，那才将是最受到诟病的罪责，而法国的路易们哪怕引发了公社，但是却使一个乡村小财主给予于连这样的小流氓以栖身之所，更不用说游弋于各国的伏尔泰了。当权贵们能有一种对于加害知识分子有所不雅的上流社会认识，对于知识言论的一定宽容，不去加以肉体灭绝和断绝生活来源，让追求知识与思想的涓涓细流在没有党委的大学中慢慢流淌，适当分配社会财富以使人民有能力安居乐业，对自己制定的规则在违犯的时候不好意思，尤其是对于谎言的出口感到略微脸红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多少有些希望。而暴君的鲜血和贵族的首级中国从来不缺少，但那并不是希望之路上的必然。

而今，在一个家长以棍棒来保障孩子认真学习的国家，无耻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但凡对尊严有些许的追寻就要冒上身陷囹圄的风险，那么耗费千万，用{zxj}的设备和科技孵化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群昂贵的蟑螂，他们虽并不因文明而兴，亦不因愚昧而灭，不管他们身穿何种玉衣靡裳，尊称何谓，但是他们永远就只能是，一群蟑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