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xx，一些老网新友来信说，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是转基因利益官员，要我说说看法。拜读了转来的报道资料等，本人认为，在转基因问题方面，该中心负责人黄季焜说了假话。不做全面剖析，就说媒体议论常见的几点。


一、转基因作物和农药用量问题。

科技时报报道黄季焜的言论说：黄季焜“对湖北、安徽等地农户进行调查，然后利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转基因抗虫水稻可减少农药施用量80%，增加稻谷产量6%～9%，同时减少了稻农因施用农药而造成的中毒现象”云云。

不管用什么经济学模型做分析，首先请把原始数据拿出来，否则一切都是瞎掰的废话假话。而国家统计局和工信部通知的原始数据说明，多年前直到2009年，中国农药生产用量都是年年增加。譬如，工信部2010年03月29日通知说：“2009年，化肥与农药保持较快增势。2009年化学农药原药226万吨，同比增长12.3%。其中：杀虫剂80万吨，增长5.1%；除草剂82万吨，增长18.3%，xx剂24万吨，增长8%。2010年，预计2010年农药总产量将达230至240万吨，主要品种可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该数据栏目可见国家统计局统计。

美国国家科学院{zx1}报告和美国农业部的统计数据也说明，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以来14年，除草剂用量是持续增加的。问题：黄季焜所谓的农药减少80%的原始数据是什么、调查统计方法是什么、误差矫正方法是什么？黄季焜有留学经历，应该知道，这些信息是对数据证据的起码要求，否则，您那数据就涉嫌不完整甚至xx。学经济学出身且是当国家机构政策研究主任的，若连这些基本数据方法说明都没有或不知道，嘿嘿，不管您用什么经济学模型，您的结论都是废话或假话。

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就中国稻谷产量而论，2005年增长幅度为7%、2006年为8.8%、1989年为6.5%，且1985年比1980年增产20%以上，xx种植产量增长丝毫不亚于转基因水稻所承诺的增长幅度。就是说，黄季焜所谓的转基因水稻“增加稻谷产量6%～9%”之说，除了折腾现有生产系统就再无其它意义。

再说了，国家还没批准转基因水稻种植，黄季焜的转基因水稻种植和农药用量的一般化结论从何而来？那不是明摆着的编xx话大话的xx吗？当然，黄季焜的话也证实了社会议论多时和前阵子报道所说的，国家还没批准的转基因水稻在湖北安徽等地居然已有规模种植，那整个是严重的非法经营和犯法活动。对此，作为国家机构负责人的黄季焜不是出来批评和制止，反而为之张扬、甚至拿了作为国家政策研究的依据，那不是官方人员涉嫌知法犯法了吗？


一、经济贸易和成本效益问题。

黄季焜还说：“研究表明，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同样能为我国宏观经济带来巨大效益，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每年带来30亿美元左右的福利。……考虑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对我国贸易的影响，即使国外对我国的转基因水稻全部采取技术壁垒政策，由于转基因水稻产量增加，其他农产品对水稻种植面积的替代而导致的其他农产品与非农产品出口的增加，将使我国的贸易总平衡净增3.9亿元。”

那说法是胡言乱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利是什么？是法规规定的就业福利和社会福利、主要体现是工资劳保等开支，根本就不是转基因公司的贸易收入、更不是出口贸易利润。把预想的既得利益公司收入当作全民福利，纯属是弄虚作假的胡言乱语。如果转基因作物真是如同黄季焜所说那么神奇和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差距年年加大？为什么种植转基因棉花省份的农村农民收入依然不如全国平均水平、也比不上许多没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收入？还有，中国棉纺织品出口给转基因棉花农村农民带来多少所谓“福利”？国家统计说明，那些农村农民的“福利”跟没种植转基因的农村农民的没什么不同。（附后见统计图表）。

美国农业十四年的实践证明，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直接获利者是专利拥有者商人、而并非生产者和消费者。正因为如此，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和广大民众带来什么“巨大效益”或上几十亿美元的“福利”；相反，在农业生产开支中，转基因种植商业化使农药和种子成了开支{zd0}的成本项目、根本就没xx所谓减少用量和降低价格的承诺。这一点，路透社的最近专题报道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zx1}报告有充分说明、且为此而有美国政府的几个重要反思反省动作：重审转基因公司申报数据、司法部门调查有关部门管理和防止转基因技术泛滥，成为当前美国转基因作物管理的三个重要课题。（附后见统计图表）。

由于中国转基因水稻种植管理失控，譬如国家没批准而市场频见转基因水稻却毫无管制，所以，欧美市场为减少风险成本，许多进口商干脆“一刀切”、减少或停止了进口中国大米，结果，在西方市场，原本以“xx健康”食品著称的中国大米等农产品几乎被“不可信任”所替代。就是说，国际市场贸易的事实证明，黄季焜的那些所谓转基因水稻给中国外贸出口带来多大效益的言论，整个是说假话搞忽悠，--- 这些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种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失控的状态，不但没给中国外贸出口带来任何效益，反而带来相当大的损失、其中包括中国农产品的信誉声誉的损失。简单说，黄季焜关于转基因作物种植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福利”的政策研究言论，都是信口开河的瞎掰。


一、农作物回报周期和粮食饲料供应安全问题。

在网友转来的《黄季焜：发展转基因农作物符合国家利益》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黄季焜还特意提到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专家、各主管部门、15个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科研单位的调查及市场模拟显示，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投资的回收周期较短、投资效益高；相应的，推迟产业化的政策成本则会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看了那段更是胡言乱语的文字，本人哭笑不得：不管是xx水稻还是转基因水稻，只要是水稻，其播种到收获的周期就都是按照自然季节走，不会是一个水稻用六个月就可收获、另一个用六个星期就可收获。就是说，某个农作物品种的回报周期时间长短是作物本身先天自然生命周期的时间长短决定的，即便在实验室环境种植也是如此（譬如，可以不受春夏秋冬环境的限制，但作物本身成长时间还是大致原样），而不是由什么“市场模拟”决定的。看看美国农业部统计，有所谓回报栏目，都是按照作物的农业年度季节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市场模拟”。

问题：不知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的官员黄季焜是否当过农民、或哪怕是种过一季农作物？别说海外留学研究生毕业了，找个小学毕业水平的老农来说说农作物的回报周期，或自己在房前屋后种过哪怕仅是一次小菜花草，也不会闹出黄季焜的那个“市场模拟”能决定农作物回报周期长短的荒唐笑话。换句话说，负责国家农业政策研究的负责人居然连起码的农业常识都没有，实在是滑稽搞笑到家了。


一、出尔反尔和自打耳光的政策研究。

其实，做个简单对比看，由于黄季焜说的是假话，所以，其言行是出尔反尔和自打耳光的。譬如，这些年，黄季焜为既得利益而鼓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把中国粮食供应安全说得悬乎乎的、好象不搞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中国就面临粮食危机了。可是，中科院2004-11-25发表的文章说明，就在2004年，黄季焜自己亲口说，自1983年到2003年、中国大体成功地解决了粮食饲料的供应安全问题，且由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 嘿嘿，1983年到2003年，中国农业并没有任何转基因粮食饲料种植商业化。对比看，黄季焜搞的政策建议是出尔反尔和自打耳光的。如此给国家决策提供建议，那不是说假话搞忽悠、还是什么呢？

所谓转基因作物能解决粮食危机之说，已被事实证明是神话编造。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上市以来十四年，全球发生过数次粮食危机，没一次是转基因作物种植解决的，相反，转基因公司垄断市场价格加深扩大了全球粮食供应危机。最近，华盛顿邮报转发了路透社发表的专题报道，其要点之一就是转基因公司垄断种子价格给全球粮食供应带来负面影响、需要相关国家政府严加管制。

至于生态环保等安全问题，美国国家科学院{zx1}报告指出，长期种植转基因作物将得不偿失，即：过了暂短初期效益后，转基因种植将给生态环保带来安全威胁，而人类目前还没有预见、防治和弥补该类威胁及其造成的危害损失的科技水平。就此问题，美国农业部20年来的政策法规的一个要点是：必须对转基因作物及其种植和供应严加观察管制和防止转基因技术泛滥，为此，建立了xx政府资助的全国“xx农业”项目和“xx作物”标签等法规规范。


一、国家决策和利益冲突的问题。

网友来信除了报道资料之外，还说到一些利益冲突的事，譬如，黄季焜的家人是转基因公司的既得利益者、同时还是国家审核机构的成员；如此，不奇怪，黄季焜言行是假公济私而充满假话。网友来信还说，其实，多年来鼓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官方人员，几乎都是既得利益者或他们的亲友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把自身利益置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其言行正在给中国农业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损失和安全威胁。

网友来信说得够尖锐，提出了国家决策和利益冲突的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此大问题，超出本文讨论，因此，就简单说些个人看法。

首先，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上市失控且毫无管制，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颁发没有科研数据证据公开支持，颁发证书也没有公开谁申请、谁批准、批准内容等等，也都说明涉嫌弄虚作假和违法乱纪的可能。当然，为亲友商业利益而假公济私和对国家决策机关提供虚假信息，则是明摆着的违法乱纪了。就此类涉及国家安全的严重问题，需要国家公检法和中纪委介入调查处理。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本月27日，美国司法机关开始重审孟山都等转基因公的司数据和相关部门的管理；中国相关机构和人员尾随照搬美国做法多年了，如今是否也应该开始重审相关数据和相关部门的管理呢？

其次，美国农业部和美国FDA-都始终明确声明，批准或召回某个作物食品，并非意味着推荐某公司某产品；按照法规规定，他们不推荐任何公司或任何产品。对比看，中国且不说农业部官员拨出多少国家财政资金资助利益关系者搞转基因产品开发，且公开推荐有利益关系的人的公司和产品；面对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和上市的严重安全问题，他们不管不问，有时还拒绝接受民众或相关机构组织的举报；更有甚者，他们还自编自导搞虚假新闻，迫使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官方媒体发表和制造舆论误导社会民众、扬言“三五年转基因水稻上餐桌”。--- 国家管理失控到了这严重程度了，公检法、国家审计和中纪委还不介入做调查处理，那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第三，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等学术教育机构有关于治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明文规定，譬如没有数据证据或使用虚假数据证据做结论，属于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多年来鼓吹转基因的言行中，充满了虚假数据证据，相关部门是否依法办事和做了调查处理呢？不但不做调查处理，中科院等机构的直属媒体反而张扬鼓吹那些言行。--- 国家管理失控到了这程度了，公检法、国家审计和中纪委还不介入做调查处理，那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一、农业政策研究要杜绝假公济私、讲究求真务实。

改革开放开始时期，中国大陆曾有个农村发展研究小组，其中有些成员如今已担任国家管理高层职务。通过参与中美交流活动，本人有幸结识了他们当中的姣姣者。据本人观察和了解，那些人大都有“知青”经历，当过农民，因而，他们做农业发展政策研究是足够求真务实的（反正本人从没听到他们说大话假话，而都是大实话、说起来经常比本人要直言不讳得多）。他们的研究活动有个特点，那就是：他们自己和他们亲友们没一个是既得利益者、即没有利益冲突嫌疑；直到现在，本人交往亲眼看到，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穷光蛋”的简朴、或没超过所谓中国“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对他们的公私分明和求真务实的言行作风，本人一直是十分敬佩的。

对比看，如今中国大陆的农业发展管理和政策研究，充满了转基因既得利益和利益冲突，一些官员为金钱利益而互相勾结起来、用虚假手段搞政策研究和决策建议、搞虚假信息的舆论鼓吹，还有放纵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上市等等假公济私的言行，已到了失控程度。而一些利益关系媒体呢，不但为那些官员提供种种方便和封杀对那些官员不利的信息，而且，还请了以“打假人士”为名搞抄袭剽窃和造谣诽谤、因此而被法庭判决和强制执行的无业人员当作“科普作家”而吹捧、让其为转基因官员利益当舆论xx而大开绿灯，整个是乌烟瘴气的权钱交易恶劣表演。如此状态，别说给中国农业和社会民众带来效益或福利了，能避免巨大损失就算走运。

早在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之际，中国政府邀请世界银行做了国家经济管理中高层干部培训班，其中有关政策研究培训讲的十分明白：讲效益的同时必须讲风险和风险管理。俗话说，“军中无戏言”。如果一个参谋做参谋的时候，只讲我军可能战果、不讲敌情和如何应对敌情，那么，那参谋或者是不合格而被开除、或是受到军纪惩罚。同样道理，做国家政策参谋的时候，只讲可能效益而不讲风险，那也属于不合格或应受到国法惩罚。对比看看，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关于转基因作物种植的政策研究和建议，是只讲可能效益而不讲风险的。如此，按照国法规定，是不是应该调查处理、应该怎么处理呢？


一、小结：中国搞主粮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将是个重大战略错误。

中国大陆的转基因利益官员媒体们经常把美国当作例子、鼓吹主粮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和上市。可是，他们的那些言论都是假话和欺骗；事实是：美国搞农产品转基因技术30来年了，可至今没有让转基因触及美国的主粮种植和主粮食品供应、且是严防转基因技术泛滥到已有现有的xx食品作物种植和xx食品供应。

在给本人查询的回复中，美国农业部官员明确说明，肉禽蛋奶类食品没一个是转基因产品、全部都是xx产品；而该部门统计说明，该类食品占美国食品供应消费的70%以上，即所谓美国的“主粮”。在美国农业部的细目统计中，不管是不是转基因，玉米等作物绝大部分用于饲料和工业材料、用于食品供应消费只占总数的2%到5%；与此同时，美国农业部规定食品标签使用“xx作物”标记以区别于转基因食品。而在美国xx统计局的宏观统计中，美国的食品消费组成中就没有玉米大豆、不管它是不是转基因，即获得批准的转基因作物的玉米大豆对美国粮食供应根本就没有什么有统计意义的影响。这些都反映了一个铁的事实：就美国食品供应消费而言，美国政府始终牢牢地把着一个关口：审核批准转基因作物的同时、严防转基因技术侵犯现有的xx食品供应消费。

阿根廷广种转基因是中国转基因利益官员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促销例子。然而，据英美和拉美媒体报道，阿根廷正面临严重的农业危机和食品供应危机，且该危机已暴露引发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的可能、从而可能对整个西半球的经济政治带来严重负面影响，以至于该农业危机已经引起美国政府当局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等智囊团的严密关注。相关分析说，表面上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发了阿根廷农业危机，可实际上，该危机从2007年就开始了，其几个主要缘故之一，就是转基因作物种植泛滥、破坏了原有的xx农业生态系统和生产供应系统；一些分析家悲观地认为，阿根廷原本{zj0}xx农业和牛肉出口国的地位可能因此一去不复返、十来年后将进入沙漠化的恶性进展。详细讨论要另文，这里提及，是说明转基因种植商业化的副作用不但是农作物和农田本身的问题，更是涉及到国家食品安全、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的事情；因此，国家发展政策研究建议只说其短期效益而不讲风险和各方面长期潜在安全威胁的风险，那就难免重蹈阿根廷农业危机的悲剧覆辙。

就中国来看，经过六十多年的正面反面的实践经历，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中国已经大体形成了自给为主和进口为辅、家庭经营为主和集约经营为辅、精耕细作为主和粗旷作业为辅、符合中国农业地理条件和农村人口众多的特点的粮食生产供应的系统。这个xx作物的生产系统大体解决了中国粮食供应问题。如果能保持xx农田数量和建立xx农田战略储备，那么，中国的粮食供应就能获得长期安全的更可靠的基本保障。就是说，就目前和可见长期未来而论，中国xx没必要让安全风险很大的转基因技术扰乱甚至破坏现有的粮食生产供应系统。

在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上，也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上，种子政策一直是保障全国农民权益和维护农业安全的重要国策内容之一，而且，其政策大体上是带有公益性质的市场经营政策，即政府严格把握种子市场价格和供应链条的安全竞争。就这方面而论，美国已经尝到了转基因技术扰乱了原有的种子供应“公益化”而改为“纯商业化”的苦头，更尝到了由极少数人垄断种子供应和种子价格的苦头；通过反思反省，美国政府正开始进入调查处理和准备调整种子政策的阶段，争取恢复种子供应“公益化”之下的市场经营的原做法。对比看，中国没有必要重复美国的错误做法，没必要让本是“公益化”市场经营的种子供应成为极少数人既得利益的垄断供应、然后再去纠正和恢复。

由此而论，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活动，不是维护中国的粮食供应和种子供应的系统安全，而是为极少数的转基因产权利益者的商业利益而试图去破坏那个系统安全。那种政策研究是典型的假公济私，是执政为钱而不是执政为民的行为，其所谓“转基因符合国家利益”的说法不过是把极少数人的既得利益说成是“国家利益”而已。

可以做个清楚的结论：现在和可见未来，中国农业安全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不是什么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而是如何维护xx农业、如何维护现有xx农田、如何建立xx农田战略储备，也是如何维护和健全xx食品供应不受转基因技术侵犯的安全保护系统。说到底，这是维护本国人民生存空间安全的头等大事之一，丝毫不亚于维护国土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在这方面，美国又走到了中国的前面。


附图：转基因种植没有带来转基因利益官员所承诺的“福利”，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加大；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所调查的安徽和湖北两地，其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转基因作物种植并没有给当地农民或城乡民众带来什么上亿美元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