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好！今天继续讲述老周年轻时代的苦难经历。我希望朋友们，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能从我的真实故事里，了解一下我当时的社会和家庭生活的背景，看一看一个15岁的我，是如何生活的，然后，您可以做一个对比，您就会知道什么叫做“苦难”，什么叫做“幸福”了，再然后，您就可以规划您的人生，为创造您美好的未来提供一动力！

特殊的社会和家庭环境让我成了没有亲人的孤儿

让我从51年说起：

1959年春节后不久，大约是3月中旬的{yt}上午，我正在上课，我{wy}的一个相依为命的三姐姐，突然跑到我正在上课的教室找我，我立即向老师请了个假走出教室。姐姐一见我就哭了起来。姐姐说“敏弟呀，你姐要去青海支边了，你再也见不到你姐了。可你这么小，又无一个亲人在身边，今后可咋办啊。”一听此话，我立即惊呆了，眼泪马上流了出来。因为这事太突然了，我问姐姐“这是咋会事？”姐姐说：“咱们赶紧走吧，我们走着说着，我的行李还让别人挑着，晚了就赶不上大队了”。我和姐姐飞快地赶上了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队伍，姐姐接过了自己的行李，一边走着，一边泣不成声地向我诉说这突发剧变的苦难：“敏弟呀，不是我不提前告诉你啊，大前天你星期天回家，我还未听到要让我支边到青海的事，那时白亭大队正动员支边，支边就是把户口迁到青海，再也不能回来了。我没有想到会让咱们地主成份的也去，谁知，到了星期一，生产队开会，说我也在支边的名单里，我就对生产队长袁大汉、袁秀平（叔侄俩，正副队长）说：我还有一个小弟弟正在上学，他还很小，我不能去啊，但袁大汉他们叔侄俩说，如果我不去，我的户口就被取消，大伙上也不给饭吃。我说：我们家是地主，你们就让我在家好好改造吧，再苦再累的活我也能干啊，可他们说，正因为你是地主，才让你去那里好好改造。谁知，没过两天，就让我们动身了”。 姐姐继续抽泣着说：“敏弟呀，姐姐走后，你已无家可归了，你身边再也没有亲人了，你今后咋过呀？姐姐谁都不挂念，就是挂念你呀，要不你中学毕业了，只管去找咱妈吧，你去了，他们（妈妈和大哥嫂）总不能不管，他们能把你撵回来？”姐姐和我悲痛万分，我们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滴湿了我们的衣襟。我说：“姐姐呀，去青海路途遥远，你可要一路保重啊，听说青海气候寒冷，不知受了受不了，要是水土不服了怎么办？”姐姐说：“人家能受得了，姐也受得了，我们这些人都包了一袋家乡的黄土，到了那里水土不服了，我们撮上一撮放到水里就行了。”

这哪里是水土不服啊！这是故土难舍啊！不知不觉，我已送姐姐走出了十里开外。

在与姐姐说话时，我们拉到了队伍的后面，我们姐弟们终于要分手了，我和姐姐抱头大哭，姐姐从袋子里掏出了两个玉米面大饼，还从衣兜里摸出了三元钱，硬塞进我的手里，说了声“姐走了”，飞快地挑着行李向她的同伴们赶去。

姐姐走了。我这相依为命的{wy}一个亲人走了。我木呆呆地望着姐姐，她一步一回头地向我挥手。那东去的队伍慢慢地从地平线上消失了，我只好茫茫然回到学校……。

此时，我年仅15岁，我的三姐才19岁。

两个月后，我收到姐姐让别人帮她代写的来信，说她们去到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军马场为xx养马，在那里生活很好，让我不要挂念。或许是姐姐不识字，让人写信不方便，此后，我再也收不到姐姐的来信了。

自从三姐“支边”后，我就成了一个孤儿。姐姐走后的{dy}个星期六傍晚，我回到我和姐姐住的那间草房，破门板上原来的老式小铜锁不见了，换成了一把老式大铜锁。隔着门缝向里张望，只见里面放满了生产队的木杈、扫帚。我寻问邻居，邻居们说，在我姐姐走后的当天，袁大汉就把我家的这间破房给“充公”了，这间破房变成了生产队放农具的小仓库。此时，我真正变成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无产阶级”了。

铛、铛、铛，开饭的钟声响了，让我无奈的是，我还不如一个“叫花子”，连一只讨饭的小瓦盆和碗筷也没有了。我迈着沉重的步伐，不由自主的向我的同学宋明山家走去。

明山家在大队食堂的后面。明山的父亲早年因病去世了，明山的一个姐姐在武汉工作，他有一个妹妹，十四五岁了，因患有xx，高小毕业后与妈妈在家务农。明山的妈妈有50多岁，是一位十分慈祥的老人，她吃斋念佛，天生一副菩萨心肠。从明山和我考上中学起，她就让明山处处照顾我，特别是我的妈妈走后，她对我更是关心，在未吃大锅饭时，只要我去到她家，她总会给我拿个白面馍馍或花生之类的东西让我吃，如果我要是不吃，她就生起气来。由于明山家是“小土地出租成分”，仍属“团结的对象”， 又是老门老户，明山的妈妈为人又极好，而生产队的食堂又占用了明山家的一个四合院，所以，明山家是除了队干部、炊食员之外，{wy}没有搬过一次家的一户。

到了明山家，宋大婶一家刚从大伙上打回饭，宋大婶听了我的诉说，不由的大骂起这个袁大汉。她立即给我拿了一个能盛一马瓢饭的黑色瓦盆，让我把饭打回来，与她们一起吃。而晚上，我就和明山睡在一个床铺上。

从我的三姐姐在3月中旬走后，直到7月中旬初中毕业的三四个月里，每到星期天，我就过着“打游击”的生活。因为学校食堂每到星期天就停伙了，我又实在不想回到那举目无亲的白亭了。我想去找我的亲人。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爷爷奶奶。爷奶家住在周沟村，从学校到爷奶家要走15里山路。爷爷奶奶都是70多岁的人了，两位老人与我的三叔、四叔家分居。爷奶是“地主成份”，而三叔家是“中农成份”，四叔家是“下中农成份”。我的爷奶虽然很可怜我这个孤儿，但他们是管不起我一顿饭的。因为“吃大锅”时期有规定，不管谁家有了客人，就是你的亲爹亲娘来了，大伙上也不给饭吃，除了你把自己的那“一马瓢”清水汤让给他们。两个老人两“马瓢”，这六小碗清水汤均给我，他们就要挨饿了。我只好到我三叔家、四叔家。三叔家人口多。三叔三婶很善良，他们待我很好。三叔三婶也有八个孩子，其中大儿子、二儿子在外地工作，大女儿已经结婚，家里面还有我两个堂姐、一个堂弟和两个堂妹。我的那个堂弟名叫光九，排行老九，我是老八，光九和我同在滔河中学上学，只是比我晚两届。我的这几个姐姐和弟妹待我也很好，他们在“大伙”上打回饭后我们均着吃。也有时去我四叔家“混饭”。我四叔家在沟的南面，他家还有一片竹林。四叔、四婶为人很实在，他们有两个孩子，大儿子排行老七，名叫光谦，我们是同一年考上初中的，只是不一个班。四叔的小儿子名叫光全，排行十一，比我小四岁。

我的三叔和四叔家因为是住在山区，一来姓周的家族大，二来“成份又好”，虽然那里也吃了“大锅饭”，但比白亭好的多，特别是我的那些堂姐、堂弟姊妹们，在这生活艰难的日子里，早就在饥饿的驱使下学会了“偷”集体的庄稼，可以说，什么庄稼熟了“偷”什么。无论是麦子、玉米，还是大豆、红薯，“偷”回来后，没有锅不要紧，可以找点柴禾烧熟了吃。因此，能吃上一顿饱饭的也只有在这儿了。

有时我也跑到我大姐家“混饭”，大姐家也是“地主成份”，住在距学校20里的老人仓村，姐夫是一名小学教师，在距家20多里的一处小学教书。大姐此时有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日子过的非常辛苦。姐夫家弟兄四个，都已工作，姐姐有公公婆婆，但婆婆很厉害，只要是让“地主份子”们干的所有重活以及“五类份子”会，她的婆婆就硬要我大姐参加。去到大姐家吃碗饭，看到她的那几个孩子骨瘦如柴的身体，心里实是不忍，因此，我每个月最多只去一次。

我也有姥姥家，但我是不会去的。我的姥姥、舅爷、舅舅、舅母都已去世，只剩下三个表兄。大表兄患了精神病，小表兄是个弱智。唯有二表兄脑子好使，他高小毕业，在我爸爸去世后，趁我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把我爸爸珍藏的所有医书和线装古书搜索一空，一本也未与我留下，他担了满满两竹筐书据为已有。我那个不识字的三姐，他根本不知道书对读书人的重要，当我星期日回家后听姐姐叙说也只是追悔莫及。这位表兄通过自学，成了一名乡村医生，但在一次行医中，病人因并发症死亡，而表兄家又是“地主成份”， 所以被以“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罪”而判刑三年。

人们都说姨妈最亲外甥。我也有一个姨妈。姨妈她家住在距白亭东南30里地朱家坡村，这个村属湖北省郧县管辖。姨妈家有七、八棵大柿子树，曾记得解放初期，我的那位表兄“章哥”，每到柿子成熟时，总是用一副竹架筐为我家挑上一百多个熟透了的柿子让我们尝鲜。我曾见过我姨夫两次，但从未见过姨妈。自从我家被划上了“地主成份”， 我那个“下中农成份”的姨妈就与我家断了来往。听我舅家的表兄讲，我的这位姨妈“思想觉悟很高”，是农村里的“积极份子”。因为舅家也是“地主成份”，所以姨妈也与他们“划清了界线”，不与他们来往了。虽然我早听说这位姨妈看不起我们，但总觉有点不太相信，也是思亲心切，促使我下决心到姨妈家一趟。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用节约下来的一元钱到商店买了5斤大颗粒食盐。那时候是没有什么加碘的或细颗粒食盐的，我把这些盐装进一个粗布小袋。在我们家乡，早就盛行走亲戚送盐或送“礼条”的习惯。所谓“礼条”，就是一块带有扳油的猪肉，一般为2－3斤，窄窄的一长块，用细绳绑在一根细竹竿上挑在肩上走亲戚，这对于贫穷的乡下人来说，已经是送“大礼”了。此时的我的确是穷的梆梆响，再说，在这样的年月，即使有钱，你也买不来一两猪肉，人们已几年未见过猪肉了。

姨妈家我从未去过，从学校到姨妈家有十七八里山路，我一路走着，一路问着，穿过一道道岭，翻过一座座山，终于看到了姨妈家的村子。

村子在山的南半坡上，周围全是大山。放眼望去，一条大河，由西向东，在山谷中蜿蜒流过。苍松翠柏，郁郁葱葱，把整个村庄全隐藏在绿色之中。此时，我不能不惊叹，这里竟还有一片世外桃园。由于这里是湖北地界，距县城很远，“大办钢铁”不曾株连到这里，所以，与我那光秃秃的、连一棵小树也没有的家乡相比，实是天壤之别。

我沿着山间小路，一步步向村庄走去。路两旁古藤老树，浓荫敝日，在不断问寻下，终于来到姨妈家。我的姨夫认识我，一见我就热情地向我打招呼，可我姨妈就不同了。她表情淡漠地对我说：“你来就来了，还买这一小袋盐干什么？你还是拿回去吧！ ”我对姨妈说：“我妈妈去我大哥那了，一个姐支边到青海了，一个姐跑到陕西了，我再没有亲人了，我就想来看看姨妈。”姨妈说：“你妈去你哥那享福去了，我咋能帮你呀？吃了饭你赶天黑快回去吧！”俗话说：“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这次我真的知道我的姨妈是这样的铁石心肠。从与姨夫的谈话中知道，我的大表哥和两个表姐都在县、乡政府工作，家里只有他们老两口，姨夫还是这个村的生产队长。由于姨妈家住深山，村庄又小，这里未吃“大锅饭”。在姨妈家吃了一顿柿子玉米粥（即把柿子切成块与玉米糁一起煮粥）之后，姨妈从她家那口一米多高的大缸中给我捞出来十几只“懒柿”（即：柿子成熟后用清水泡起来，以去掉柿子的涩味，这种柿子称为懒柿），她一面捞着一面唠叨着：“这可是我们家的救命东西啊，这几年，要不是我淹了这六七个大缸的柿子，我们可咋过呀！”姨妈将十几只柿子装进我为她送盐的那个能盛20多个柿子的小布袋里，这也算是姨妈对我送给她5斤盐的回报。自此，我再也不去姨妈家了。

就这样，每个周日我是在两个叔叔家、一个姐姐家和在白亭的生产队食堂喝上两顿清水汤，然后在第二天早上，早早起来，再步行十五六里地，赶到学校吃上早饭。仿佛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消磨掉每一个孤单乏味的星期天。

以上选自周光敏平民传记：漫漫人生路-第二卷-辛酸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