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将向朋友们讲述的是50年前我中学时代的两个故事，一个是“我的娃娃媒媳妇”，一个是“孙猴子”打油诗招祸。前者是与我有关，后者主要是讲述发生在同学身上的故事，但也与我有关。这两个故事，是今天的年青人不会遇到的，也可能是没有听说过的.......

我的娃娃媒媳妇

1958年秋季，滔河中学又迎来了第三届新生入学。新生入学后不久，忽然有一群新生在操场上围住了我，他们在一起交头接耳，叽叽咕咕，并用手指点着我，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弄的我十分脸红。在我不知所措时，有一位新生突然走过来拉住我的手说，“你叫周光敏吧，你的媳妇也考上了，你看，那边走着的那个女生，名叫陈转云，她正看你哩！”在这同学们的哄笑声中，我顺着这位同学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位剪着长发、身材苗条的女孩也正悄悄的向我这里望了一眼匆匆而去。此时，我恍然大悟，原来她就是由我们双方父母为我们包办订下的“娃娃媒”(在解放前，国人盛行“指腹为亲”或“婴幼儿定亲”，俗称“娃娃媒”）。在我记事时，这位女孩的妈妈曾到过我家。因为爸爸是个享誉乡里的中医大夫，爸爸曾为这位女孩的爸妈治好了病，所以她的爸妈就托人说媒，要待这个转云长大了，许我为妻。后来，我家被划上了地主成份，他们就不再和我家来往了。陈转云的家住在白亭以西的陈家洼村，距白亭约有15里。在这年冬初，学校吃的红薯由公社安排让陈家洼供应，我曾和同学们一起每人挑着两个竹筐到该村挑红薯。由学校到陈家洼要路过白亭，这30多里山路，我们用了3个多小时才走到。陈家洼村子的周围全是没有树木的丘陵地，这里没有河，没有井，吃的水全是由雨水汇集的坑溏水。天旱的年份，这里的人们要到10多里外的“清泉”用水桶挑水吃。这天中午，我们在这里的公社食堂吃了顿蒸红薯，然后每人挑着50斤红薯，回到学校时天已黑了，我的两只肩膀全被扁担磨破了。

此时，我已是初三学生，这位转云女孩刚上初一。转云入学时，正是“大办钢铁”之时，后来我又被选取到学校宣传队，在学生中也算有点“知名度”，因为学校不大，我们不断碰面，双方都是脸一红，头一低，匆匆离去。讲心里话，我是挺喜欢她的，她也是农家孩子，穿的当然相当朴素。在同学一年中，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端庄而不风流。从每次与她相遇时她的眼神，我也可以看出，她在内心也是挺喜欢我的，然而，双方的害羞却使我们在这一年中连一句话也未敢说过，又由于我们的出身不同，而使我们成年后未能成为“连理”。

                “孙猴子”打油诗招祸

1958年的冬天，是一个最为寒冷的冬天。在大白天，有太阳的时候，还好一些，而到了夜晚就难受了。由于吃了“大锅饭”，每个家庭不再烧柴做饭了，而所有的农作物秸杆都是“大伙”上的，你就是想找点树枝取暖也是找不来的，因为所有的大小树木在大炼钢铁时全砍完了，即使是山坡上的荆棘、小灌木丛，及河滩上用于保持水土的芭茅丛和它的根，全都成了“大食堂”的燃料，所以“社员”们的家里，根本没有任何取暖的柴草，那八下跑气的房屋更是冷上加冷，那一马瓢清水汤从食堂打回家已变成了温吞水，喝到肚里能有多少热量？因此，天一黑，我和姐姐只好早早入睡，希望能早点进入梦乡来打发这漫漫长夜。

这是我们第三次搬进的“新家”。由于人口少，只分给我们姐弟俩一小间房子和一张单人小木床，我们姐弟二人只好挤在这张小床上了。在这只有10多平方米的农家小屋里，除了这只小床、两条破被、两只破木橙、两双碗筷和一只到食堂打饭的小瓦盆之外，再无任何东西。此时，我们已变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

在这“{yt}等于20年”的“火红的、大跃进年代”，我们迎来了1959年的春节。

这也是我和我的这位苦命的姐姐共同渡过的{zh1}一个春节。

过年了，在年三十和大年初一的午饭，“大伙”上破例为社员们做了两顿汤面条，每人仍是一马瓢，外加半斤蒸红薯。这对于每天定量半斤，且是以红薯折粮（4斤红薯折一斤口粮）的人们来说，已是{zd0}的满足了。到了正月初五，在吃了每天一斤粮的标准之后，又恢复了每天供应半斤粮的标准。

春节过后，我将进入三年级下期学习。开学前的一场大雪足足下了三天三夜。在通往学校的15里山路上，几乎分辩不出哪里是路面，哪里是农田和沟坎。由于我的好友-明山同学的妈妈不让明山走的那么早，我决定自己先走。当我疲惫不堪地踏着雪走到学校时，已将近中午了。学校大门外贴了一张布告，写的是由于公社调不来供应学校食堂做饭用的柴禾，让每位同学报名时除了交8元钱的学费外，还要缴50斤干柴，否则不许报名，也不准到食堂吃饭。

我的天啊！看到这样的一张布告，对我无异是大晴天响了一声霹雳！在家里，所有的农作物秸杆都是“大伙”的，谁也不能动用，一个冬天我们连一次柴禾都未烤过，更何况大炼钢铁已把所有的大树小树全砍光了，哪里有什么柴禾可缴啊？我呆呆地望着这张布告，心儿一下子凉了下来。忽然，又来了一位我们班的同学，他名字叫孙敬宇，外号叫孙猴子，他一看这个布告也立即傻眼了。他家住在距学校30多里的丹江河北岸，那儿的树木也砍光了，怎么办？交不了柴禾我们就不能吃饭啊！于是，我和这个“孙猴”跑到伙房，借了一把钢锨，一把镢头，在那尺来深的大雪中盲无目的的走着。

雪野茫茫，看不到任何可以当作烧柴的东西，我们只好向村镇上走去。我们获着“淘金者”的心情，希望能在这里发现一些木柴。当我们走到一处无人居住的，门窗已被拆掉的破房后面，突然发现在这断垣残壁的小院里有一棵一人多高、根部有饭碗粗细的海棠花树。一时间我们二人欣喜若狂，如获至宝。这棵海棠，或许因为它的枝杈太细无法烧炭，所以才得以悻免，但今天遇到了我们，它算是“在劫难逃”了。此时，我们二人也不顾饥寒交迫，立即抡起镢头、钢锨，向这海棠发起了进攻。为了能揍够重量，我们挖了一个大坑，足足用了两个小时，才把树根全部挖出，然后，我们硬把这棵海棠树从雪地里拖到学校食堂，一过秤， 谁知只有75斤，还差25斤才能报名。食堂的司务长说，你们可以先吃点饭，吃完饭再去找25斤柴禾。我们狼吞虎咽的吃了点蒸红薯和玉米面稀饭，又开始寻找柴禾。这次我们来到原先是大炼钢铁时烧木炭的地方，就用镢头和钢锨在雪地里扒来扒去，寻找烧木炭时丢弃的小树枝。我们扒呀，扒呀，这正是“工夫不负有心人”，又是两个小时过去，我们背回了20多斤木柴，此时，我们已经精疲力尽了……。

次日上午，同学们还未来，我和“孙猴”首先来到了教室。这个“孙猴”天生的活泼性格，特别是{za}学着猴子的模样，两只手背向下弯曲，呲牙咧嘴的学个猴样，常常逗的同学们捧腹大笑。由于“孙猴”对我们咋日寻找木柴事十分感慨，于是他拿起粉笔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写了这样一首打油诗：

    北风怒吼，

    冰天雪地，

    五十斤柴非易矣，

    让我何处寻觅？

    无柴不许报名，

    真是岂有此理，

    费尽九牛二虎力，

    总算解决问题。

“孙猴”写完后，我俩望着黑板上的杰作哈哈大笑。

谁知“祸从手出”，第二天上午，同学们陆续到校。大家争先恐后的朗诵黑板上的诗歌，而“孙猴”更是洋洋得意地出起了“猴样”。 正在“孙猴”暗暗为自己的杰作沾沾自喜的时候，我们班的女团支部书记余子华来了，她也钻入人群读了起来。她读着读着，似乎从这首诗中嗅出了一股“反动”气味，于是，她立即走上讲台，向大家招了招手，大声对同学们说：“请大家不要再念了，这是一首对学校规定不满的反动言论诗。这是谁写的？请马上站出来！”她那鹰一样的眼睛环顾了一下四周，继续说道：“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不马上站出来，只要等到我查出来，我立即报告学校党组织，非让学校开除他！”这时，“孙猴”垂头丧气的站到前边，他呐呐地说：“于支书，黑板上的诗是我写的，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随便写了几句，我今后再也不敢了……”

于支书于是对“孙猴”的诗大加批判了一通，{zh1}，她警告“孙猴”，“如果不是你家庭成份好，并且是初犯，再加上你能出来坦白，敢站出来承认错误，我要是把今天发生的事报告给学校党组织，就管开除你的学籍。”在这位于支书的训斥下，“孙猴”再三认错，并用板擦擦去了自己心爱的杰作。

这触目惊心的一幕过去，我出了一身冷汗。对于我这个很喜爱写诗歌的孩子来说，十分庆幸没有和“孙猴”一起在黑板上“表演”，但对于这位于支书，我早已领教过她的厉害。

在一个多月前，也即快放寒假时，我曾受到这位于支书的一次严厉“批判”。我们班有个副班长名叫韩成军，他虽是个“罗锅”，但也比我高大，他上中学前就结婚了，如今已当了父亲。他好开玩笑，更爱拿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学生逗着玩，这天他把我逗火了，我打又打不过他，于是就想变个法子出他的“洋像”。晚上吃过饭，天还不算黑，我一个人跑到教室，拿起粉笔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画了一副漫画。画的是一个“罗锅”男人头上顶了一盏油灯，跪在一个女人面前，标题为“怕老婆顶灯”（这取材于民间的一个笑话），在那个男人身边写上了韩成军三个字。第二天上课前，招来了同学们的哄笑声。我的目的达到了，手上拿着板擦正要去擦的时候，这位于支书突然从人群中跑了出来，她一把拉住我，大喝道：“保护现场！”然后就立即对我严加“批判”：“周光敏，你知道不知道韩成军是班干部？”我说：“知道。”“他是不是青年团员？”我回答：“是。”“你知道不知道他家是贫农成份？”我回答：“知道。”“那么，你为什么要丑化我们的班干部？你为什么要丑化我们青年团？你为什么要丑化我们贫下中农？”这一连串“上纲上线”的质问，把我吓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只好战战兢兢的回答：“于支书，咋天他把我打哭了，我又还不了手，我只是画了一下，想开开他的玩笑，再没别的意思。”“不对！你这明明是丑化我们班干部！丑化我们青年团！丑化我们贫下中农！这一切，与你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地主家庭”是分不开的，你的举动与“右派”份子没什么区别！”在我不断地承认错误下，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了。

尽管这已是50多年前的事了，但现在回忆起来仍是历历在目，心有余悸（因为那时，我才是一个14岁的孩子啊）。特别是在7年后又经历了“{swql}的文化大革命”，人们的一切言行皆被泛政治化，对人们的政治迫害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你如果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或对社会有一点点不满，发一点点牢骚，就会立即将你“上纲上线”，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右派”、“坏份子”，或叛死罪，或叛徒刑，或让本人及家属“戴上帽子”，“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因为属于“敌我矛盾”，除上面说的外，已工作的革除公职回乡务农，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而其家人子女，在就业、找对象、升学等方面都要受到极大的影响，更不用说当兵了。所以我常说现在的社会{zh0}，与我三十年前所经历的前三十年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了！因为现在的人们有言论自由，特别是不为衣食发愁，虽然人们也有不顺心事，即使有人骂骂{gjldr}，也不会追究刑责，可在当年，那是要被“砸烂狗头”的！要被定为{dy}“反革命”大罪的。

（以上选自周光敏：平民传记--《漫漫人生路》第二卷：辛酸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