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对魏静玲死亡原因的调查结论》中，为何始终没有涉及录像资料？在家属提出疑问后，调查组的答复是：审讯期间没有任何录像，26日零点至17点间，死者所在的2号休息室也没有任何录像。对于这样的解释，死者家属表示不接受。
2、死者家属通过研究上述5份文件后发现，魏静玲xx的结论严重缺乏法律依据，法医鉴定的结论是不排除xx的可能性，并没有认定就是xx，也没有排除他杀的可能性，因此，他们无法接受主要基于这个依据上的xx结论。
3、关于刀具的疑问。一是死者的耳环、戒指、手镯都被收走了，刀具为何不收；二是刀具的刀刃长度仅仅4.8厘米，但死者伤口深度超过9厘米；三是在接受调查中的刀具照片与《鉴定书》中的刀具照片不是同一种刀具；四是刀具上没有死者的指纹（法医的鉴定结果）。
4、调查组在没有得到家属认可，有效证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对检察机关的6位当事人匆忙作出行政处分，盖棺论定，更为严重的是，有关部门在没有告知死者家属的情况下举行新闻发布会，这些行为让他们难以理解。
5、此案发生后从通知家属到迄今为止，有关部门给家属留下的种种迹象似乎都表明，调查部门始终想把案情的调查朝着xx的方向发展，xx的{dy}现场被破坏，使得案情疑点重重，越来越复杂。
而从昭通检方对参与该案办案人员处理的结果来看，使人联想到 当前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对热点事件的快速反应公式，为使事件的关注度在舆论界快速降温，平息更深层次的调查和揭露事件真相，打出处理的结果，以便获取媒体界和舆论界的认同，转移焦点问题，使存疑之案在风头上热度过后就无所谓真相一说。而此次女科长系xx的案件可以说明了这一规律，昭检方对参与办案民警以各种警告处分出炉，却没有正面回答女科长为何要xx，以什么样的嫌疑对其开展调查都没有相关的说明，而对于xx结论发生冲突的是，xx者所用刀具没有自已的指纹，以及xx工具与伤口深度的不对比就有明显的漏洞，不能提供审询现场的录像说明，就使xx的结论站不住脚跟。但通报结果出炉后就可以轻易结案，结案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地把这热点问题冷却化，躲避真相的追查！
毕竟，xx答案的出炉，相关办案人员只有工作上的缺失，而不会构成刑事上的犯罪，大不了以留党察看、警告处分、记过、免职等不痛不痒的处罚决定，待大众的关注度从这事件上转移过后，所有的处分便不值一提，相关人员还是在原来的岗位上会生龙活虎，干着他们所干的反贪反腐事业。而被xx的情况就xx不同，参与办案的相关人员，不仅在行政上要受到相关的处罚，还要接受刑事上的惩罚，这种概念就是直接与犯罪相挂钩，而涉案人员的所有前程就会毁与一旦。那么，在利益相关的前提之下，xx与被xx的论定，其结果就是截然不同。但是舍车保卒之事总在关键的时刻才会运用，运用的目的就是为规避刑事上的风险，也为自己的前程打保票。
当昭通官方草草做出xx的结论，而对相关的质疑点无法做出明确的答复之时，这种结论只会引人发笑。试想，一把只长4.8厘米的刀，身体上怎么会有9厘米的深的伤口？魏静玲用此刀xx，为什么刀身上却没有她的指纹？难道是传说中的意念使刀xx？不留痕迹。而根据家属所反映的接受调查中的刀具照片与《鉴定书》中的刀具照片不是同一种刀具，这种结果只会让更多的人相信魏静玲xx是一场精心导演的戏剧！相关部门在这其间充当了导演，但在编导之间却漏洞百出。
作为一个惩罚犯罪弘扬正气的国家机关，检察院审询犯罪嫌疑人，是为反腐倡廉在做着自己应尽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的范围，是不能超越法律所赋予的权力界线范围，诸如严刑逼供、诱导式提问作为证据等等，这些行为就是明显的知法犯法，而一旦知法犯法，在明知故犯的前提之下，理应加重处罚。那么，当犯罪嫌疑人发生意外死亡之后，检方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必须提供相关的证据链，诸如提审录像等等，然而在这一刻，这些证据链无法证明的时候，为何要对相关当事人做出行政上的处理决定，这样匆忙的结果只会让人想象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在另一方面，对于家属的质疑，却又无法提供有力的证据进行澄清的时候，如何让死者家属以及舆论来相信昭检的公信力，死者魏静玲xx的真实性？而昭通检方有意规避质疑，只能说明xx的结论是在愚弄民生，而草率的通报更能说明女科长魏静玲xx的蹊跷，只能让民众的思维往“被xx”的路上走，这个时候，昭检失却的不单单是法律之下的xx，而更多的是公信力。为重塑昭通检方的公信力，在对该案重审时，昭通的官方应对此避嫌，引用异地审查，第三方介入的方式，才能取信于民，方能证明女科长魏静玲是xx还是被xx，才能还昭检方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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