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中医管理“玻璃门”有望近期破

本报记者

　　进入12月，是老中医张泽民极为高兴的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是他53岁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这个月，运城市卫生局通知他，通过7月份的一个考试，他可以拿到“执业医师资格证”了。

　　也就是说，在晋南行医半生时间后，政府终于决定承认他是个“医生”了。

　　张泽民是闻喜龙到头竹林园老药铺的传人，现居新绛，以治“月子病”为专长。在张泽民之前，他家族已祖代行医近400年，张自己也已独立行医36年。不过，不管在百姓眼里张泽民如何高明与管用，在“证书管理”的体系里，张泽民却是一个“黑”医生。因为他“没证”。

　　运城市卫生局副局长田康立告诉记者，由于现行的医疗人员管理体系的某种设计，大量民间中医壅滞基层，得不到管理部门承认。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颁行后，运城民间中医已10年停考，粗略估算约有四五千实际从业者没有“证件”，沦为“黑医”。

　　按法律规范，“无证黑医”必须严打，而在现实的城乡间，民间中医却拥有广大的市场，尤其是医术高明的民间医生，屡打而不能绝。现行法规和民情民意在这一领域出现明显对立。老百姓认可的，法律不认可。法律认可的，老百姓嫌太贵。

　　 2008年春，全国因被“证书体系”抛弃的民间中医数量过多，反映强烈，卫生部专门下发了一个通知，由各省卫生管理机构组织一次“1989年以前从业者”考试考核，通过者发证；后由于“5、12”影响，工作一直被推迟。到今年7月，我省才组织了符合条件的百名左右民间中医考试。“竹林园”传人张泽民，即是这次机会中的一个幸运者。

　　运城50人参加了这次考试，占全省一半。经考试50人全部通过。

　　张泽民可算是运城民间中医多年来“灰色生存”模式的一个标本。而运城，是全国民间中医人数、民间中药制剂最多的地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运城民间医生向全国各地寄药，用麻袋到邮局装汇款单司空见惯，曾为当地一景。假如现存民间中药制剂放开，“运城将占领全国”，这是连资深的中医药管理部门人士也认可的，并非夸张。 ——这些医生中，有真正的名医世家、有各种专科高手，也有江湖骗子。当医师法实施，此类民间生长出来的医生在事实上遭到认证设限，医师法为这一人群留设的“师承或确有专长中医执业医师”考试，既没有考试所需的“具体考核内容和标准”，也从未有部门组织过，——时间长达10年。真的民间中医，和江湖骗子一道被一棒打死。没人再做骗子和医生的甄别工作。张泽民的家族是一个世代医家。从明后期直到清末，张家一直有人行医，家谱中记有张家祖上做“吏部医官”之类的记录。而至迟在清中期，据闻喜县志的记载，“竹林园{zc}张老药铺”已名噪一时，招牌技术是专治以产后风湿为代表的“月子病”。张泽民的父亲张治中，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当地名医。少年时的张泽民即被父亲要求在课本之外背诵《汤头歌》，张泽民深以为苦又无法逃避。不想这却成了他一生的职业。 “竹林园”治月子病有“秘方”，民众中有人这么传，张泽民也乐意这么宣扬，但当记者见到他时，他说：父亲教给他的其实只是几个基本方子，但父亲着重教他记诵的，则是加减。张泽民说，他几十年行医依赖最多的也是那千变万化的成方加减。凭着这一手，他治好上千例的产后风患者，绍续了父亲的荣誉。——世上没有不变的“秘方”，只有辨证施治、随证加减，他实际上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然而，祖代行医三四百年，从没有人怀疑过他们医生身份的张家，到近十年却像“撞了鬼”：尽管张泽民和他祖上治病救人的方法别无二致，国家却不再认可张泽民他们是“医生”，因为，他们没证。而这一次设定的“考证”界限，并不以“能不能治了病”为标准。对像张泽民一类的医生，它要求的是“和有执业资格的师傅签订过从师合同，而且得到公证单位的公证，三年师满。”而后才有资格报名。 ——但张治中并没有和他的儿子“签过合同”，这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更重要的是，张治中１９７５年就死于“xx”迫害，张泽民无论如何也不能补到这份“师承合同”了。从１９９８年之后，张泽民就变成“非法行医”，一边开方治病，一边接受卫生部门的查处和打击。在医药行业，“有证”和“无证”不光是一个法律界限，也早已成为一个观念陷阱：“无证行医”，就约等于骗子，尤其是在城市市民和知识分子眼中，找“无证医生”看病，是一种值得耻笑和值得怀疑的行为。好在，农村人对此观念并不强烈。这给了张泽民等民间医生不小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在看病难看病贵的背景下，农村人追求：一，能治好，二，少花钱。这时，张泽民等人的市场大大扩展了。但他们的生存却仍然是一种“灰色生存”。直到今年，卫生部对“１９８９年以前即从医，卫生行政部门曾经发过证”的民间医生开了一个小洞，张泽民这样极少数的符合这一苛刻条件的医生才得以参加考试，获得政府承认。 民间中医遭遇认证“玻璃门” 以运城为代表的大量民间中医被现行医师认证体系抛弃。在我省，约１－２万民间中医在“无证行医”。他们在近十年间没有机会参加执业医师考试考核，也就无法“拿证”。既然脱离体系，这批人事实上鱼龙混杂，无人过问。高水平的拿不到证，低水平的或存心骗钱的也就可以混入其中。自１９９８年《执业医师法》颁布后，民间中医取得执业医师资格之路事实上是遭遇到一扇“玻璃门”。 “医师法”第１１条和卫生部第６号令、第５２号令都对民间传统的“师承或确有专长”医生设定了考取“执业医师”证的途径；在法律层面上，国家没有抛弃这批人。但作为具体办法，６号令与５２号令条件繁苛，严重脱离实际，而且设定一个未出台的“办法”来支撑这个“办法”，致使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至今无法执行。运城市卫生局副局长田康立说：自医师法实行，运城市从没有组织过民间中医的执业资格考试，这个时间长达１０年。而且，医师法实施后，在医师法实施前即已从医的许多民间中医也没有安排如何过渡。今年进行的这个考试仅是解决“１９８９年以前从医，且曾经由卫生行政部门发过证件”的极少数医生。１９８９年以前从医，但没有“卫生行政部门发证”的怎么办？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８年间从医的怎么办？１９９８年之后从医的，到底怎么组织考试？都悬而未决。问题越积越多，民间中医像“xx”十年中的考生一样大量壅滞。两年前，运城市有个粗略统计是一千五六百人，但实际人数应在四五千。田局长认为，有关民间中医拿证考试考核的法规“高位截瘫”，不具有操作性，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２００７年出台的５２号令是规范如何对“师承和确有专长”的中医从业者考试发证的，但这个法令中另有一句话：“具体考试内容、标准由＊＊＊制定”。这个“内容、标准”至今未见出台。法令中对师承获取医术的人员参加考试，要求首先得“签有从师合同，并经过公证”，显得迂阔无根而脱离世情，“好像是从外星球来的”。据记者采访中了解，医术传授，在运城许多地方是作为一个善举，作为一个高尚行为而进行的，而不是一个冰冷的民事法律事件或经济行为。要求“签合同”无异于沾污当事人。重人品，“对缘份”仍是他们的择徒标准。大部分人无法想象，甲和乙很要好，甲愿意把一个有用的技术告给乙时，乙会板起脸问甲“咱们签个合同吧！” 一个法规，自它出台起就没有被执行过。一些基本卫生局干部认为：这样的事只会出现在上下悬隔的中国。立法者基本不理会基层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对民间中医如此苛刻的“执业医师资格证”，理应是一个极难获得、水准很高的证件吧？但事实xx相反：执业医师资格证考试考核的“随意”匪夷所思。记者查阅了卫生部网站上历年来的相关信息，得知１６对３２类（每对分为执业医师和助理执业医师）“医师资格”考试的分数其实是由一个叫“考委会”的机构每年人为设定的，而且是在考试结束后再划定。比如{dy}类“临床执业医师”，２００７年分数是３５０分，２００８年分数是３５９分，２００９年分数是３４５分。而分数在考试后再“划定”的原因，据行内人士介绍，是为了控制一个每年通过人数的“指标”：只能让一定比例的人通过考试。换言之，同一医术水平的人，今年考生少，就可能拿到证，成为“医生”；明年考生多，就可能通不过，他就不是“医生”。而且，参加考试的资格设定以学校学历为重要指针，面试考核时兴“人机对话”，对于实践性极强的医学来说，这种考试被一些“学院派”学生欢迎，却受到许多真正行医多年的医生的诟病。以理论为主的医xxx可以不靠谱到什么地步，在运城就有一个极端例子。运城芮城县永乐村有个70多岁的老药工王根锁，此人自小在河南灵宝的药铺里学徒，抓药、炮制药时间实在太久了，他也就成了医生。后来王根锁回到芮城开诊所看病，多少年来，诊治患者无数，百姓都认可他的内科十分高超，而行家评价王根锁对药品选择、炮制一技更是深得前人精髓，非常到位。但就这位民间名家，参加运城市卫生局组织的中医理论考试时，分数只有几分！ “群众认可不顶事，管理部门认可才行。治好病不顶事，治好过一千人、一万人都不算数，考过证书才管用！”这种本末倒置的机械式“考证体系”正在受到有识之士的不断炮轰。 “玻璃门”后头的那些“门” 民间中医在书面上获得承认，但在事实上遭遇否定。九成以上的民间中医目前是“黑”医生，显示了医疗界中西之争，官办与民间之争以及巨大的经济利益之争的激烈程度。这和民间中医的医术高低无关。哪怕你是五百年前的御医世家，只要是中医、只要没上过医学院而又不在公立医院供职，就很难获得医师资格。中医和西医具有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方法论。自西医逐渐在我国确立主导地位后，中医的从属地位、“补充”地位、“被”字化生存状态就如影随形，成为其摆不脱的梦魇。田康立认为，这本质上是一场文化之争。随着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有留美背景的人员大量增加，西方文化日益在医疗领域强势扩张，并借“科学”、“现代化”等类似概念索要中医的地盘。但“科学”概念背后其实是经济利益：以洛克菲勒公司为主生产的化学药品，借西医之力，横扫全中国各级医院，其巨额利润分配给除患者外的所有参与人员，业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中医的低成本治病模式成为这一利益集团的大敌。不能被西医理论和方法理解和验证的中医xx手段都通不过有关部门审核。比如，中国通过近两千年医疗实践，用数不清的患者的身体做实验而后存留下来的局方或验方，只要通不过西医的小白鼠试验，就为不科学。现代医院的经济取向和传统中医“哪怕架上药生尘”的观念在现实冲突之后已形成一个奇怪的现象：人们一方面抱怨西医院的“看病贵”，一方面又附和大医院嘲笑和鄙夷中医医院xx方法简单和经济上的贫穷。人们已经在潜意识里认可：挣不到好多钱的医生可能就不是好医生。在以经济成绩衡量一个医院搞得“好”与“不好”的潮流中，中医自身也产生分裂。一部分从高等院校毕业的中医管理者和中医从业者，认可中医必须经西医式的“现代化”——即实验室、还原方法方法验证才是“科学的”。这部分人掌握中医界的话语权，隐约形成“学院派”。另一部分在传统的师承方式和实践方式中产生出来的中医，主张并运用中医理论思考中医，以疗效相尚，这个群体的主体即是民间中医。在中西医之争中，他们属于中医；在中医学院派和民间派之争中，他们又属于民间派。在复杂的观念和利益博弈中处于双重弱势地位的民间中医，他们面对的不仅是《执业医师法》这扇“玻璃门”，他们承载的传统医学和医学传统将被怎么“化”才是他们社会地位定位的根源，“玻璃门”后头，其实是个“罗生门”。撞破“罗生门”：中医药管理局酝酿破题民间中医被“无形之网”拦在圈外，这个现实曾令田康立坐卧不宁。２００４年，田康立决定在运城地区搞一个小小的内部试验——通过申请省厅进行“农村中医药工作试点”，自主颁发地方性的行医许可证件。这个试点通过上下努力，很快批下来了。从２００６年起，运城市卫生局中医科对数量庞大的“无证民间中医”群体进行初步摸底调查，对４５岁以上的从业者实行报名考试考核，确实有水平，有一技之长的发给地方性证件。至２００８年，首批发出证件２６２个。田康立苦笑着称它为“地方粮票”。发证当天，曾经有记者要对此进行报道，田康立拒绝了。他说，国家的证件不开考，地方搞试点虽然符合实际，但也怕受到想不到的责难，不敢公开宣扬。而到记者采访时，田康立向记者宣布：当时不敢说的“地方粮票”，“现在我可以公开讲了！我们运城就是搞了试点，向一部分民间中医发了证。实践证明，效果很好。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我们知道很难避免，甚至常有发生。但这２６２个人，至今是一年半过去了，他们没有出过一桩事！” 没出事，没麻烦，只是一方面，田康立的底气其实来自另一个事件：运城的试点，国家局也知道。而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年还安排运城市卫生局做了一件更有意义的工作：为国家中医药法立法做前期调研。题目叫“中医药法制建设项目：民间中医范畴及管理的立法研究及法律草案起草”，完成时间是２００９年８月至１１月。运城市承担这个工作无疑和其中医大市地位、“农村中医药工作试点市”有关。而且，田康立告诉记者，承担中医药立法调研工作的总共十来个地方，地级市的只有运城一家，“其他的级别都比我高。”“这是个荣誉。”田康立认为。中医药法出台，有望结束中医中药借“现代化”、“科学化”之名而取消中医药的悲剧命运，打破医药界“山头”林立，为经济利益攻讦中医的混乱局面。如其然，则民间中医的尴尬地位也就可以顺势解决，１０年停考积聚下的问题就不至于瘀滞成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