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李卫疆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4月20日晚七时，北京朝阳区文化馆，一场“时装版”的试验话剧《哈姆雷特》上演了。这是今年以来在这家文化馆上演的第210场话剧，虽然仅仅是北京一个区的文化馆，它却能每天为观众奉上两场不同内容的演出剧目。
而这仅仅是这个文化馆系列文化活动中的极少一部分。
十四年的时间里，这家文化馆有多个文化项目享誉全国，曾被中国文化部评估为“全国一级馆”。
“我们做的，只是让公众文化回归本来的面目。”
4月22日，馆长徐伟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清晨的哭声中起步
4月22日下午14时，北京朝阳区文化馆三楼传来阵阵鼓声。
不少人循着鼓声上了三楼。
在三楼的排练厅里，二十余位并不年轻，也不算漂亮的女人整齐地敲击着一种大鼓，声音很响亮，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微笑。她们中间年龄{zd0}的已近五旬，而且都是下岗女工。
“这是‘红半天’女子鼓乐队的成员，全都由下岗女工组成，她们现在不但有一大半找到了工作，而且这支鼓乐队还可以依靠表演和培训创收。”徐伟介绍说。
1990年，全国各地的文化馆被推向市场，要求自行创收，很多省、市、自治区的文化馆都缺少创收的渠道，于是只能靠出租场馆、压缩开支、缩减编制来勉强支撑，短短数年间，全国的五千余家文化馆萎缩到了两千余家，时值今天，全国各地的文化馆仍然在继续萎缩。
“让公众文化失语，对于社区文化建设将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徐伟说。
朝阳区文化馆在当时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1996年，徐伟成为该文化馆的{dy}位聘用制的馆长，他开始为文化馆寻找出路。
徐伟说，当时，一提起文化馆，总有人认为那是一个“老年人活动中心”，在他开始组织女子鼓乐队时，{dy}批队员中有不少都认为自己还不够老，不需要参加文化馆的活动。
1997年春天，每天清晨朝阳文化馆外都会传来阵阵哭声，徐伟非常好奇，他想知道，到底是谁在哭。
朝阳区文化院对面，有一家针织厂，由于厂子效益并不很好，当年有很多工人下岗了。
这些下岗的工人，大部分都是女工，年龄在三十五到五十岁之间。下岗之后，她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她们只能集体去厂里哭诉，希望能够重新上岗，但随着更多的女工丢掉了工作，她们知道她们的希望xx破灭了。
每天清晨在针织厂门前哭，几乎成了一些下岗女起床后必做的事。
“她们除了专业技能之外，几乎不会做别的事，而且也根本没有心情去做别的事，当我们找到她们时，她们很怀疑。确实，让生活窘迫的人去参与业余文艺表演，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她们可能根本没有想过，她们也可以成为全国知名的鼓乐队，可以到国外去演出。”
徐伟说，当时文化馆的资金很有限，但馆里还是购置了器材，并且开始组织这些几乎没有接触过音乐的女工排练。一年多的时间，她们的演出水平提高得很快，开始在社区里承担一部分演出任务。
“当时，每场表演，每人可以得到餐费，还可以拿到几十块钱的演出补助，这是文化馆能够做到的事。”
又过了一年多，这支“红半天”鼓乐队，已经享誉京城，演出任务越来越多，队员们也变得越来越乐观。很多人开始去找其他的工作或者去学习其他的技能。
“如今的这支鼓乐队，{dy}批队员都已经离队了，她们找到了工作，生活有了保障，而针织厂的门前，再也没有了哭声。”徐伟的话语中透出欣慰。
2000年，“红半天”去了德国交流演出，受到欢迎。
其后的十年间，她们已经去过了美国、泰国等10个国家演出。她们还为社区的街乡鼓乐队培养出了500余名队员。如今，这支鼓乐队已经不需要文化馆发“演出补助”，她们有很好的创收。
2009年10月1日晚，天安门广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广场文艺演出队伍中，这支“红半天”鼓乐队显得非常引人注目。不仅仅是因为她们震撼人心的鼓声，也是因为她们是{wy}一支全部由下岗女工组成的业余表演队。
“社区里总会出现不少消极的声音，而用一种文化的魅力去化解这些消极的声音，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徐伟说。
老物件里找到新定位
4月22日下午14时30时，朝阳区文化馆的瓦舍博物馆开馆了。
馆里收藏东西，都是从朝阳区的老居民家中收集来的。是一些“正在消失的老物件”其中，“聚元号”xx、北京彩灯等多个项目目前已成为{gjj}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最初，这些老物件都是朝阳区居民丢进垃圾箱里的东西。
2002年，文化馆重归“公益事业”，文化馆市场化的尝试多以失败告终。
然而徐伟却并不认为文化馆重归“公益”就可以取得长足的发展。
“使文化馆能够在公益、市场和民间三方找到一个合理的定位，应该是文化馆未来的一个很好的出路。”徐伟说。
由于此前“红半天”等文化项目市场化运作取得了成功，让徐伟开始思考一种新的发展方向。
徐伟说，2002年之后，随着北京城市化建设的步伐加快，很多原来是农村的地方，建起了高楼，农民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城里人。虽然他们的身份变了，但他们的文化基础却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农民上楼’成为了朝阳区的一个难点。由于拿到了大额的征地补偿款，又不需要再去从事耕作，这些人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但他们并没有把那些钱和时间用在丰富健康的文化生活上去。当时打xxxx成风，很多刚刚成为城里人的农民失去了生活的目标。虽然市里也给他们安排了工作，但由于衣食无忧，他们并不在乎那些工作。”徐伟说。
当时，有一些人拿着征地补偿给自己的孩子每人买了一辆奥迪小轿车，而这些孩子又被安置在城郊公园里当清洁工，于是他们会把扫帚放到奥迪车的后备箱里去上班，把车停到自己的保洁路段后，从后备箱里拿出扫帚草草清扫几下，就下班了。“开着奥迪车扫地”，成了当时朝阳区的一大“风景”。
“这些人，无疑给社区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他们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生活。当时，文化馆有着‘年节文化馆’的戏称，似乎文化馆只会招收一些有着文艺天赋的成员进行年节演出，但是，这样的文化应该叫做‘爱好者文化’，而不是真正有着惠民实质的公众文化，我们也必须给文化馆重新定位。”徐伟说。
经过市场调研之后，徐伟组织了一次“老大妈论坛”，从朝阳区的各家、居委会请来了一批老大妈，商量文化馆的新型文化活动。
经过多次商讨，“社区一家亲”老物件征集活动终于出台了。
“我们开始向所有朝阳区的家庭征集老物件和老照片，并由朝阳区的家、居委会负责收集和鳞选，很多‘上楼农民’都参与了进来。后来物件实在太多了，我们几乎找不到存放的地方。于是，我们为这个活动专辟了一个展馆，把那些正在消失的老物件归类展出，结果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此后，这些老物件开始了自己的“旅行”，不但在北京的其他博物馆展出，还曾经到香港参展，而“社区一家亲活动”由于总参与人次达到130万人次，并且成功在全国推广，
于是被列入区“十一五规划”，并获得300万元的专项拨款。
“实际上，这个活动也已经能够创收，而那些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还有着巨大的市场前景，这一活动的成功，说明公众文化确实可以在公益、市场和群众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更重要的是，这个活动对社区的公共安全建设产生了了直接的效果。”徐伟说。
“挺直身子，也是一种力量”
4月22日下午15时，北京下起了小雨，但位于朝阳区皮村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仍然迎来了上百名游客，因为这里有个“打工文化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已经成为朝阳区文化建设的一个“品牌”。
馆内记录了北京的农民工三十年的打工历程，还有很多的实物，包括各个时期的暂住证、工具、摄影等等。
中心还有一个“新工人剧场”，平时，一支全部由农民工组成的乐队在这里排练，而节假日，这里会播放免费电影。
这个活动中心，最初也由朝阳区文化馆出资建设。
如今，博物馆和乐队也可以自行创收了，但免费电影却一直都保持着。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北京街头开始出现大量的农民工，到了2005年，朝阳区已经成为一个“农民工大区”，一个区就有近500万农民工，朝阳区的建设开始提速，但同时，也出现了更多不稳定的因素。
“北京人有一个排外的习惯，他们很看不起农民工，他们认为，是农民工抢掉了他们的就业岗位、挤占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污染了他们的生活环境，于是老北京人和农民工之间经常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摩擦。我们一直在想，在朝阳区农民工的总人口已经要超过老北京人了，但这个庞大的群体，并没有得到应得的尊重，我们应该搞一些活动，让人们正视那些被他们称为‘城市耗子’的人。”
2005年，朝阳区文化馆举办了一期“民工学雷锋”活动。
他们并不要求背负着沉重工作负担的农民工再去承担社区的义务工作，而是给农民工设计了一次“活体雕塑活动”。
他们在文化馆的门口，让农民工穿上迷彩服，再在身上涂上一种特殊的颜料，然后排成队伍进行展示，而文化馆的宣传喇叭中，播放着农民工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我们住的房子，是他们盖起的，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买得起这些房子；我们的一日三餐，由他们推向街头，但他们的餐桌上，却不会出现这些新鲜的蔬菜……”这一次的活动之后，农民工的形象在北京人的心目中有了很大的改善。
“挺直身子的站立，也是一种力量。”
徐伟说，一次活动是远远不够的，改善农民工的形象，应该只是一个开始。后来，文化馆推出了“农民工免费影院”，被评为道都精神文明建设{zj0}活动品牌，并在全区进行了推广。
“我们帮农民工购置了电影放映设备，并送一些农民工参加放映员培训，之后，由他们自行组织的放映队就下到北京很多建筑工地，为那些同样是农民工的兄弟姐妹们免费放电影。后来，我们还给皮村文化活动中心投资，建立起了免费影院——新工人剧场。并建起了一个博物馆，本世纪初出现在朝阳区的那股躁动不安空气，就这样一点点被无声地化解了。现在，这个区的农民工生存状态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徐伟说，这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众文化，这才是文化馆真正意义上的价值体现。
年轻，就会有无限的爆发力
4月20日晚的试验话剧《哈姆雷特》，吸引来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是没有超过30岁的年轻人，而参与演出的演员，也都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年青演员。朝阳区文化馆每晚的戏剧演出，都能吸引很多年轻人的目光。
徐伟说：“年轻，就会孕育出让人惊异的爆发力。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化馆的认识，几乎类同于‘老年大学’，并不认为文化馆是年轻人该去的地方，如果想去搞真正意义上的公众文化，当然是缺不了年轻人的声音的。我们一直在想，怎样才能让更多的年轻人也来到文化馆参与活动。2005年后，北京的青年群体中兴起了‘戏剧热’，一时间，去剧场看话剧成为一种时尚，但仅仅靠北京人艺这样的单位，无疑不能容纳如此多的戏剧爱好者，而年轻人，不但希望去观赏，还希望能够参与表演，这种风潮，给文化馆带来了机会。”
在进行了市场调研之后，他们开始在文化馆筹备小剧场，并找来了不少年轻的演员来演试验话剧，一举获得成功。之后，文化馆的小剧场建设开始一步步实施起来。
今年，文化馆已经设置了“TNT剧场”、“后SARS剧场”、“行动剧场”、凹剧场等9个剧场，这9个剧场，{zd0}的可容纳500人，最小的仅能容纳100人，每天，这些剧场都会为北京的戏剧迷奉献两场戏剧表演。现在，文化馆已经开始承揽“全国大学生戏剧节”、“非非（非专业、非商业）戏剧群英会等全国性的戏剧活动。这个‘9剧场工程’{dy}年就创收70万元，而到了去年，创收达到一千万元，北京三分之一的小剧场演出都由‘9剧场’来承接。”
徐伟说，这些演出中，有四分之一是纯公益性质的，表演者自订票价，自取收益，剧场免费提供表演场地。
在吸引了这些年轻人之后，朝阳区文化馆的“立体大众文化工程”终于有了一个雏形。
而朝阳区的社区文化，也让躁动的空气变得柔软。
调研、创意、实践
“文化，是消解社区负面情绪的一个‘好工具’，但每一个活动，每一项工程都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得知乌鲁木齐的社区文化建设尚处于摸索阶段，徐伟说，乌鲁木齐也是一个移民城市，多种文化的碰撞，可以形成很好的文化品牌，但同时，也会需要一个彼此磨合与适应的过程。
“朝阳区文化馆的成功，是无法直接去套搬和借鉴的，因为文化底蕴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我们或许可以与乌鲁木齐的同行分享一些经验。”
徐伟说，通地十多年的经验积累，他们总结出了一些成功的模式。
首先，是一个成功的调研。
“我们的‘老大妈论坛’其实就是一个初级的调研。后来，我们又从社科院和北大请来了专家对每一个项目进行调研。调研的过程是很复杂的，包括问卷、实地考查、研讨和立项等流程。有一个成功的立项，就相当于成功了一半。立项之后，还要进行评估和预算，对资金流向的控制要力求细致。”徐伟说，从红半天女子鼓乐队开始，每个项目的调研都在半年左右，而真正实施起来，时间却并不长。
第二，需要一个好的创意。
“比如在“9剧场”的立项完成后，怎样通过选择剧目、组织宣传，来吸引年轻人参与，就需要很多的创意。像试验剧《哈姆雷特》，虽然使用了很多传统的对白，但也加进了很多流行元素，看这个话剧，就像是同时在欣赏一场“后现代时装秀”，这是很受年轻人欢迎的。”徐伟说，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次创意，没有创意，就无法有持久的发展能力和创收能力。
第三，需要有大量的实践。
“在‘农民工免费影院’的活动中，我们起初播放的电影并不受农民工欢迎，但后来，依据农民工的欣赏品味和价值取向，我们重新选择了一些电影，结果在演了多场之后，终于取得了成功，而由农民工自己组织放映队，也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由他们自己组织，往往更容易被他们自己接受。”徐伟说，有时候，项目进行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挫折，但在实践中能够调整和完善，就可能会取得成功。
“乌鲁木齐有着独特的融合文化，又是个新兴的移民城市，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些，都是乌鲁木齐发展公众文化的良好基础。而当社区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之后，就可以让社区躁动的空气得以软化。这是我们朝阳区文化馆可以给乌鲁木齐的同行提供的一点点经验。”徐伟说。
图片说明：001~004 ：试验剧《哈姆雷特》的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