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老牌大学，没有{gjj}科研院所的城市，如何平地生长出“中国科技{dy}展”？
   一个展会，如何源源成长出腾讯、朗科等摆脱血汗工厂命运的新贵公司？
   技术、企业、资本、政府，如何从这里开始构建成新的链条，一起踏上刷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新征程？

    本报记者 陈新焱 发自深圳

QQ如何意外回生
    11月17日，今年高交会开始的第二天，腾讯公司搬进新大楼，连省委常委、深圳市代市长王荣都特意参加了乔迁典礼。
   仪式上，腾讯预计今年会成为中国互联网{dy}家收入突破百亿元的企业。那意味着，这5000员工今年创造的财富，相当于上百个珠三角的制鞋工厂。至于所消耗的能源和资源，更是无从比较。
不过，如果没有高交会，腾讯也许没有今天。
   1999年，在深圳，一个叫马化腾的年轻人正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
   他开发的一款中文ICQ软件吸引了五百多万用户，但一直没能找到盈利模式，亏损严重，以至不得不忍痛准备卖掉。
   在收购方过来收拾桌椅的那一刻，他反悔了。这个28岁的年轻人拿着修改了6个版本的商业计划书，决定到高交会上去碰运气。
   一开始，没有什么人愿意投资——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深圳一家知名创投企业的投资经理至今惋惜不已，他和马化腾交谈了两次，但因为不熟悉互联网即时通讯工具，结果把这个金蛋扔到了一边。
   风险投资IDG和盈科数码捡到了这个宝贝。一直在高交会上寻找项目的两家公司一共给腾讯注入220万美元，这成了马化腾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现在，这个彷徨无措的年轻人身家早已超过百亿，而他叫卖的那款“高科技产品”，则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交流方式。
   腾讯的故事只是发生在高交会上众多财富神话中的一个。
   正是那一年，在深圳“世界之窗”，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朗声宣布：“为了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国政府决定每年在深圳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首届高交会大幕由此拉开，此后每年一届。

 中国高交会缘何在深圳
   10年前，深圳没有高交会，而有荔枝节——那被称为“深圳市市节”。
   每年6月底，蝉鸣荔香，深圳市政府都会以“荔枝”为主题开展各种形式的经贸、文化联谊活动。
   在以“三来一补”为主业，经济规模每年增长50%的80年代，这个节日向外界展示着特区的欣欣向荣。
   但当历史步入90年代，这个节日已难以承载深圳的内涵。这源自1992年起深圳的艰难转身。
   那一年，xxx再次南下，改革开放的浪潮迅速向内地推进，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渐次开放。《光明日报》头版刊登长文发表质疑：优惠政策已普及内地，深圳能否继续独领风骚？
   强烈的危机感由此激起。大讨论之中，深圳开始二次创业。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敏锐的深圳人迅速将高新技术产业定为二次创业的重点。
   在这种情况下，荔枝节已经不能够反映深圳的功能定位，也不能为深圳的转型助力。
   1998年4月下旬，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张高丽和时任市长的李子彬率队考察。行至大连时，当地正在举办每年一届的“国际服装节”，吸引了大批海内外游客和客商，旅游观光和洽谈服装贸易都红红火火。
   在考察结束后的总结会上，张高丽提议，把“荔枝节”改为“科技节”。后来又被被具体化为“深圳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这个决定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高交会交易中心副主任康永魁说，“高交会符合时代对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呼唤与需求。”
   当时，中国在科技成果转化上非常薄弱，国家没有专门的机构研究推进促进成果转化，很多科技人员、科研院所搞出成果来，就放在实验室里。
   为了提升展会“层次”，1998年8月，深圳市主要领导飞赴北京，向国家外经贸部、科技部、信息产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寻求合作。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公关”异乎寻常的顺利，“三部一院”均明确表示愿意合作。
   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不过几年的中国，实在需要一个郑重其事的科技大会。而深圳，恰好挠到了痒处。
   随着这些“国字头”的加盟，“深圳高交会”自然成为了“中国高交会”。

撬动创新产业链
    高交会的举办，真正开启了深圳产业转型的序幕。
    深圳的算盘是，让高科技项目在高交会上直接变现，让那些在高交会上发家的企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然而，这个想法要变成现实，却不是简单的事情。
    与广交会上的商品买卖相比，“技术成果”的买卖显然要困难得多。买卖一个杯子，双方讨价还价，交易在现场就可以完成。但技术成果更多的时候看不见摸不着，要想将其转化成产业化运作的商品，实现价值和利润，风险极高。
   “当市场力量比较薄弱时，最初是政府出手在帮助建立信心。”深圳市创投元老，创业投资公会秘书长王守仁说。
    从首届高交会开始，深圳一头建立高科园，以“供应”企业和项目，另一头一直在努力建设科技产业投融资体系。
    政府先后出资成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高新投、中科融、创新投等风险投资机构，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投融资渠道；同时出资成立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为风险投资寻求退出通道。
    此后，随着深交所开张，创业板面世，风险投资已蜂拥而至。
    为了承接高科技企业，2001年，深圳市政府从寸土寸金的土地中挤出百多平方公里，从东向西，兴建高新技术产业带，面积比1996年扩建的高科园大了12倍。
    产业带将高科技产业化、研究开发和高等教育集于一体。清华、北大、香港大学等名校都在这里设立了虚拟大学园，深圳没有老牌大学的短板就此补上。
    深圳市指望借此再造一个深圳：2010年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工业产值达到4000亿元。
    作为一个没有老牌知名大学，没有一家{gjj}科研院所，没有数百上千年的文化底蕴的移民城市，在这一系列配套措施下，通过高交会将政府、科技、企业和资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而高新企业，也的确在政府的强力孵化下诞生。本斯电器就是其中之一。
    1999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张滨带回了一个柔巾机（一种将预置进去的布切割、加湿、成卷后，自动将湿纸巾送出来）技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到高交会组委会报名，但当时的参展商爆满，已没有展位。不甘心的张滨每天都来软磨硬泡，{zh1}得到了楼梯下方一块不足四平方米的空地。
    没想到，小小的柔巾机大受欢迎，在{dy}届高交会上，他不仅卖出去上百台的机器，还拿到了5000万的投资。
    后来，用柔巾机赚来的钱，张滨进入了金融和投资领域，拥有了4家公司。更有趣的是，十年之后，在去年的高交会上，他得到了一个国内xx的风险投资商的青睐，投资1亿多帮助他打造一个新的担保公司。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今天，深圳的一大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代表，如朗科、三诺电子、迈瑞、研祥、航盛电子等，其创业初期至关重要的{dy}推动力——技术、资金、合作伙伴、品牌推广、订单等等，均出自高交会现场。
   在1999—2007的近十年中，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加了9.27倍，出口增长了14.13倍，企业家数增长了19.53倍。目前，高新技术产业占到了深圳工业总产值的54%，已成为深圳的{dy}支柱产业。
   不仅仅是深圳，各地政府也迅速抓住了机会，近年来的高交会已越来越成为各地政府竞争的战场。他们不仅组团展出高新科技项目以期望招商引资，还竞相在展馆之外自己组织投资推介会。

   “高交会撬动了整个创新产业链，就像《变形金刚》中擎天柱胸口那块芯片，”走秀网一位负责人如此评价。正因为看到高交会已成为创新之源，这家时尚购物网站今年派出了一大队人马天天驻守在展馆，而这位负责人则一边忙着跟风投们“喝茶”，一边忙着组织上百品牌商共同讨论网购如何创新。

走向世界？
    过去十年，高交会推动深圳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榜样。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反思“世界工厂”模式的今天，深圳已经成功产业升级，造就了一批具有科技竞争力的{lx1}企业。深圳和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下一个10　年目标锁定为全球科创新{lx1}者。
    去年10月，在第十届高交会现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高交会提出期望：“希望再过10　年，力争将高交会打造为世界科技{dy}展。”
   “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高交会交易中心主任，深圳会展中心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真坦言。
   高交会曾经孕育了国内众多明星企业，但现在，北京有科博会，上海有世博会，随着全国各地会展业的兴起，参展企业的注意力有所分散，企业参展的热情也有所下降。
    而在目前阶段，由于中国还不是全球技术成果产生中心，每年值得交易的技术成果并不多。这决定了高交会似乎只能扮演三个角色：企业展示形象的舞台；企业发布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平台；企业寻找潜在客户的场所。
   走向更大的舞台，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成为无可回避的选择。
   实际上，早在2005年，高交会就尝试着走出国门，分别在奥地利、西班牙、匈牙利等国举办了分会。
而金融危机后，世界更关注中国，则为高交会的国际化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一个可资佐证的细节是，历届高交会每年都举办部长论坛，但今年来的人最多。曾举行过分会的匈牙利尤其积极，前总理、发展和经济部国务秘书都来了，带来的团也最为庞大，有四十多人。
   匈牙利技术中心主任艾明·库巴斯告诉记者，其中多数是企业，都是“带着资金或项目”过来的。
   今年6月份，高交会在匈牙利举办了第二届分会，中国企业拿到了两千多万欧元的订单，深圳一家公司还当场签署了7个亿的太阳能薄膜项目。匈牙利已和高交会达成协议，将高交会的欧洲分会场每年固定设在匈牙利。明年，他准备建议高交会组委会将匈牙利分会的侧重点放在新能源、生物技术和医疗设备等高新技术上，因为“这是欧洲市场最热门的领域”。
    人们将拭目以待，这一张深圳向世界发出的名片，将会收获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