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已不算小了。二十一岁的风华少年。总渴望有一个绚烂的前程。可是因为长久的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真不知道这江湖上水深水浅。每回事情都是张罗的好一阵子,等到着手做时,却逡巡再三,主意全无。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缺少一个面善而心慈的前辈,在团团的浮云迷障面前为学生引引路子。一直以来。或许是因为我眼界太高远。性格太孤傲,思想太驳杂,而头脑又太单一。致使我虽具备有闲云野鹤的外征。但却没有云鹤闲与野的实质。没事的时候我喜欢走到赣江边去看水。看见那些散弃的浮渣还有碎木屑,我就似乎看见了我自己。没有家似地在外边飘。
大学里我学的是工科。土木工程。当我在工地上呆了近两月。我才开始没天没地的反悔。当我身临其境,我才明白周作人曾经说的那句话,其中的蕴含: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件也没用,坏思想无需写,可是却被用尽了。工地上有很多事我是不愿写的。一写就会把素白的稿纸熏黑染黄。我师傅是上海人,六十岁了。一个典型的上海市民。他的性格复杂而诡谲。哪怕就是相处久了,这性格也未必能够准确的描述出来。我是每天写一点,像做观察记录似地,费了很长的时间他的雏形才稍稍的在纸面上凸显出来。他姓孙,题目就索性叫做《孙工趣闻》。这是我在工地上写的{wy}的一篇文章。少也有三万字吧。我所在的项目部三天两头的开会。尽管自己头上带着小红帽。帽檐上挂着安全监察的字样。可做的事却相当的杂,我推过翻斗车,在数十层的外脚手架上系过安全网。有时候也很闲,我便陪工人聊天。去年冬天雨水特别多,有时候天冷些,毛竹片上全是冰花。脚踩上去,疙瘩疙瘩的响,需要扶持铁栏杆才能行走。可是架子工们很胆壮。六米长,四十来斤的钢管就这样在上边直愣愣的竖起来,他们身上系着一件雨衣,一双解放鞋,身子敦实而又灵巧。我有时候很替他们伤心。可是他们觉得自己活的却很幸福。因为每天都能挣到钱,少有一两百吧。
后来反抗情绪越来越来强烈。终于选择了离开。我舍不得这些一身泥脏水臭的朋友。但我没有法子,就像余秋雨在《文化苦旅·自序》中所说的一样:从小习惯于走山路的双腿开始默默的反抗。我要是身子离开了案桌,腰板就直立不起来。我爱好写作。再也没有什么工作比写作更能够平复我内心的波动的了。今年几个小说已成雏形,可是风尘碌碌。一篇也没完稿。我恨自己,我恨自己从前所有的一切。但我痛恨自己的同时,已经开始学会了隐忍。偶尔也借笔抒发。
想起从前朋友在时。云集在一起。聊天到深夜。这其中有 傅君。王君。李君。还有俊少。远龙兄以及真翁。可是朋友走了,读书,抄书,写字。成了我打发永昼的{zj0}方式。
先前总以为鲁迅在补树书屋里抄书的那段日子,也会同我一样的烦闷。一个人在屋子里抄古碑。想来就是伤心的事情————这样一个胸怀抱负的读书人竟如此郁郁寡欢,无所聊赖之极。同时,又暗暗自喜:自己总算可以和先生沾上一些边了,尽管是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后来才明白,鲁迅在会馆里抄书之前。曾随蔡孑民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里任职。随后又跟了教育部移至北京来。一直兼任科长。洪宪帝制活动时。袁世凯的特务继承东厂统系。由此失踪的人无可计算。北京的文官大小一律警觉,他们为了避人耳目。或嫖赌续妾。或古玩字画,例如蔡松坡之于小凤仙就是很好的例子。鲁迅连xx也不会打。于是只好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由此看来,当时的鲁迅一点也不落寞。落寞的应该是自己。我时常读古人文,替古人伤心。故人已逝。徒留白云千载空悠悠。这或许也要算作“多情却被无情恼”的一列吧。
套用王勃的一句:朱强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恳请天下明眼人为学生指点迷津。朱强感激涕零。三拜九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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