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的十个问题

   为什么城市空间发展需要战略研究？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研究者是什么角色？什 么是城市空间发展研究的战略思维方式？城市空间发展的战略思维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吗？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是什么类型的研究？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主要选 择什么样的理论工具？城市的竞争优势等同于企业的竞争优势吗？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是要提出某种“{zj2}蓝图”吗？
1、为什么城市空间发展需要战略研究？
在城市建设与空间发展的决策与管理工作中，对于城市主要行政长官与相关的部门领导来说，xx的焦点问题是如何提升城市空间的投资、创业与居住环境。但 在日常的工作中，又必然经常性地为建设资金从哪里来、引进什么样的项目、项目在何处布局更为合适、有限的公共财政建设资金往哪里投、等等问题而xx；由于 众多的城市事务都与城市空间相关，往往需要在空间上落实，规划部门涉及的矛盾就更为烦杂，这些矛盾既来自于行政层级之间、平行行政区与平行部门之间，也来 自于市场与城市社会之间，需要经过多方面的综合协调与权衡，{zh1}的空间决策往往是折衷的。而且，如果不了解具体空间决策的约束（限制）条件，以及背后的权 衡过程，人们总会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与非议。
我们可能会问——“如果城市主要领导与规划部门不解决这些问题，那他们做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符合逻辑，但从城市空间的长远发展看，如果决策者 过份陷在具体问题中，疲于应对眼前的问题与矛盾，急于看到成效，或沉湎于某种既有的相对优势，有可能会使城市丧失更好的发展机遇与前景。因为在这个过程 中，如果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问题的解决就有可能缺乏全局导向，导致局部的进步偏离整体目标，甚至破坏整体目标。为此，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是为了使城市 的各项空间行动具有一个统率全局的可行纲领；充分的研究可以使这个纲领具有更大的说服力与号召力，对城市远景的认同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可以使城市空间 甚至整个城市经济社会有一个大的发展方向，并且能具有切实可行的实施策略。
2、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本质是什么？
什么是战略？我们可能常常用这个词，我们往往会用“方案”、“策略”、“方略”加上“长远”、“全局”等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战略的概念。我们在使用它 时可能都没有认真思考过“战略”到底是不是一个涵义明确的概念。再回想一下，有哪一位理论家介绍的知识或方案不附带成立和可行的前提条件？而现实从不给您 预留这些理论上的前提条件。理论家们往往回避如何在现实中综合运用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方案，而这恰恰是最复杂最困难的。
战略，就是对你所想达成的目标设定限制（porter，1996）。设定现实的限制并不意味着降低潜能，而是为了使决策者掌握真正的优势与主控权。 只有对目标设定限制，这个目标才是清晰明确的。没有限制的目标是含糊的，也就没有战略的指向和成立条件。对目标设定限制意味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很 辨证的法则。对于城市空间发展来说，制订有效战略的{dy}步是确定一个正确的城市发展目标。关于城市建设与城市空间发展，我们的xx焦点往往是如何提升城市 空间的投资、创业与居住环境。但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提升这些环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既然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那么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就应 该是从城市空间的集聚中获得回报。这种回报就是人类文明的提升与积累，分解开来也就是城市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在我们的城市空间发展中， 往往会过于注重城市规模的成长或城市经济总量的增加，但这并非是明智的选择。真正有效的战略目标是空间的投资报酬率（ROI），也就是说，在一些特定的指 标中是否体现了空间回报。在城市空间不断外拓的过程中，我们单位土地空间上的产出回报是增加了吗？居民对城市空间环境的满意程度是提高了吗？城市交通的便 捷程度是更好了吗？制订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第二步是考察城市所在的经济地理与产业空间环境，确保城市有能力从大区域空间产业经济与社会网络中获得多元资本 的积累。我们不能制定了战略却不知道在和谁竞争，因此，全面了解所在区域的环境，以及所在区域在更大空间经济社会网络中的位置非常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 如何通过空间发展，增强城市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比如，山地丘陵地带的城市与邻近丘陵平原地带的城市相比，在吸收加工制造产业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对前者 来说，以超低廉的地价吸引同类产业就是很危险选择。战略层面的考虑是如何迈向下一个阶段，近期土地储备与环境资源保护可能会使前者在中长期更具竞争力，获 得更多的发展可能（比如娱
乐休闲产业、绿色生态产业）。
对城市发展目标设定限制也就是进行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strategic positioning），然而，选择一个独特的定位并不能保证获得持久优势。一个有价值的定位会引起其它城市的争相仿
效。为此就涉及到战略的另一面的属性，即：我们对目标设定限制的同时，也在进行“权衡
取舍（trade-off）”。例如，一个城市必须选择自己的产业空间发展路径，这就是“取舍”。取舍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如无可取代的特色（旅游景观资源、城市风貌、自然物产、等）；最
佳价值链的差异性（比如我经常所讲的错位发展）；城市的品牌名声；等。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就是在竞争中做出取舍，其实质就是选择不做哪些事情。如：临海城 市一定要搞深水港口吗？特大城市一定要上国际机场吗？由此我们说：城市空间发展战略是在更大的空间维度中，给城市建立起一个非常独特的竞争力定位，对城市 发展的空间经济路径作出明确的取舍，同时提出如何加强城市空间中各项功能活动之间的协调匹配（包括各种功能空间的安排）。
3、什么是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
事实上，城市规划管理部门与技术部门一直在为更好的城市空间发展而绞尽脑汁，现在的城市并不缺乏各种空间规划文本、指令、方案与政策，但是常常没有一贯 的、可以持续有效的战略规划。现有的城市法定总体规划在编制时段上具有跳跃性，在规划的空间范围上也存在着行政区的局限性，其中的执行性内容多于引导性内 容，并且编制技术规范本身的很多内容也已不合时宜。由此，所谓法定的总体规划在城市空间的发展中，特别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经常性地会被突破甚至扭 曲。等到下一轮总体规划修编时，往往丧失了城市空间结构控制的良好机遇。在更大空间范围的一体化市场社会中，甚至会错失城市整体发展的良好机遇。
为此，对于中国当前的快速城市化阶段来说，在现有的法定规划编制体系下，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的功用在于为城市空间发展提供战略层面的咨询，其主 要内容在于：帮助城市决策者论证并明确城市在大区域中的发展定位；围绕这一定位提出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分项战略与若干策略措施，并据此提出不同城市功 能空间发展的方向与目标，使它们在空间布局上能形成有序的形态结构与功能结构；提出并论证城市空间拓展、更新、改造的时序安排，同时也对影响城市空间发展 的重要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的选址、建设时机提出相关的建议。
对于规划师来说，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从事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是幸运的。一方面城市空间还处于快速的生长拓展阶段，在形态上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另 一方面城市市民未能较高度地集群化与组织化，新的城市移民也在不断的进入，稳定的社会群体以及具有较强参与城市宏观决策能力与意愿的社会集团还未能充分形 成。因此，精英决策能够对城市空间的发展发生较大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规划师的空间建议被城市所采纳并发生好的作用，则可以获得非常大的职业成 就满足。一旦城市化进入中后期，城市空间与人口规模的增长趋于缓慢稳定，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尽管也会包含以上的内容，但其中可供创造、发挥的余地已不会 很大，往往是局部的战略调整，其中的战略定位一般不会作出多大的变动，并且会应对执政政府的施政纲领，提出相关的新口号、新目标（可能只是同样的理念换个 说法）；而且，更为主要的工作内容在于社会调查、公众咨询，试图在研究建议中协调、平衡不同城市阶层、社群的利益诉求。
4、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研究者是什么角色？
假设研究者在研究报告中说：“城市开发区的居住用地大量廉价供给导致了中心区的居住物业贬值”，那么我们说这是一种实证表述 （positive statements），是描述世界“是什么”的观点。作为实证表述，研究者企图描述某种城市空间现象，并对其作出解释。为了证明这 一观点的正确，使其具有说服力，研究者需要一定的证据。为此，研究者需要对城市发展的过程进行经验研究，利用观察到的现象或者统计上的数据来支持这一观 点。在我们从经验证据中得到某种结论的思考过程中，必然需要建立一定的逻辑关系，否则这种结论同样缺乏说服力。因此在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中需要应用若干理 论工具，这些理论工具可能来自不同的学科，并且是从过去发生的现象中抽象出来的，而且已经经过一定的检验，在同样的前提条件下，具有普遍的解释能。
假如研究者在研究报告中说：“城市政府需要控制开发区的居住用地地价下限或投放总，以减少中心区的居住物业贬值”。那么我们说这是一种规范表述 （normative statements），是描述世界“应该如何”的观点。作为规范表述，研究者企图描述城市空间应该如何发展，并且提出应该达成的 目标。为了使这种观点能够被城市决策者所接受，研究者同样需要说明理由，提出在达成目标过程中所需采用的手段、策略，并且需要论证其可行性。研究者作出 “应该如何”的规范表述时，既需要通过较充分的经验分析来说明城市空间中的问题，又需要根据某种价值判断，提出应该达成的目标，比如xx弱势群体这样的社 会理念；此外还需要根据某种理论或逻辑推导提出为达成目标所需的手段、策略。比如“减少中心区的居住物业贬值”这一目标，就意含着“不能让中心区居住物业 业主的利益遭受太多损害”的价值导向；同时又隐含着这样的价值后果，即：“新的置业者无论是在中心区，或者是城市外围的发区，都将不能获得更为便宜的居住 物业购置价格”。在研究的规范表述中，这类价值判断还只是对不同城市群体之间的利益权衡（trade-off），而战略层面的权衡则关系到城市的整体发 展，比如：“开发区居住用地的大量廉价供给会使城市的整体地价下降（开发区可以短期获益），造成土地价值流失，土地物业上的财政收入减少将使公共基础设施 的投入资金不足，影响城市的长远发展”。但同时又隐含着这样的问题，“如果控制开发区居住用地的供给，维护中心区的居住物业高价格，则高企的居住置业成本 将减少城市的人力资源流入，影响城市长远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
因此，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研究者在作出“实证表述”时，其任务是解释城市社会的空间现象，并尽可能地预测空间趋势。其中，由于所选择的理论工具、 或所凭借的逻辑推导不一定可、严密，其所作出的解释也就不一定正确。不管怎样，规划人的角色是在扮演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重在空间的经验解释与趋势判断， 并在表述中尽可能地基于事实，剥离主观的价值偏好；在作出某种规范表述时，需要对不同城市社群之间的利益、城市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利益、近期与长远之间的利 益进行权衡。在此，研究者的身份是一个公共政策建议者，基于某种价值理想，根据经验研究与趋势判断，从战略的思维高度提出某种{zy}空间方案以及若干可用对 策，以改造城市化社会的空间现象。研究提出的观点能不能被城市决策者接受，则取决于决策者的政治价值判断以及城市的决策权力结构。
5、什么是城市空间发展研究的战略思维方式？
战略一词是从战争中引申而来，因为关于战争的方案和知识最早具有下面的特点：一切要素都在快速变化，一切对含有前提条件的规律、方案的生搬硬套都会 带来“血”的代价。在空间经济（市场）日益广泛一体化的的现代社会，城市管理、国家管理、企业管理也越来越具有这些特点。那么，形成战略有没有一种含义明 确的、可操作的、程序清晰的思维方法呢？这种思维方法与我们常用的思维方法有什么差异吗？
在城市发展中，大部分事物的变化都是缓慢渐变的过程，不易察觉，即使察觉了，往往已为时过晚或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想想看，城市水质是突然恶化的 吗？交通系统是突然拥塞的吗？城市是突然变衰败而失去竞争力的吗？······。对我们威胁{zd0}的就是这种缓慢渐变的过程，而我们往往要等到它成为“重大 事件”时才会处理。但为此采取的措施往往看似在改善问题，实则却是在制造新的问题而不自知。我们之所以不能预知危机或者在问题恶化时矫枉过正，常常是因为 我们习惯了形象思维和单纯的抽象思维方法。抽象思维与直觉思维（拍脑袋）和形象思维相区别，它是建立在人类形象思维基础之上的逻辑思维，意图在于增加预见 性。预见性的基础是要提前看清某一事物的发生和其它事物的发生之间的联系或关系，即一些现象出现后接着又会出现什么现象以及何时出现这些现象。这种事物间 的联系、关系或规律，人们掌握得越准确就越有利，或者说预见性就越强。抽象思维假设事物之间是“线性关系”或“树型关系”，前者如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数 据，对城市经济增长或人口增长进行回归预测；后者如我们对城市功能的分解，认为城市必然由某些功能与子功能组成，这些分项不可或缺（例如特大城市需要一定 规模的中央商务区）。
战略思维方式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方法，在社会科学里又称之为“科学具象思维方法”。首先，它仍然运用抽象思维的概念和数量属性来代表现实事物，并描 述事物之间的联系，但很多概念的数量属性不再是观察所得，而是人类的自述。比如研究者将城市居民作为“客体”，请他们对城市形象的满意程度给出分值，分值 设计在“1－5”之间；其次，不同层次概念间的数量关系不再强求归纳出统一的数量单位，而是重在展示演进概念之间的“质”的变化。比如我们可能会判断一个 城市经济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但其与工业化初期或后期之间的区分就不会强求某种统一的、xx的计量标准，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这种工业化阶段的概念并非来自 直接观察；再次就是这种思维的非线性特征，或者说是跳跃性的、动态的思维。比如，对于城市既有的竞争优势，战略思维方法一般不会将其看作是城市未来的长期 优势，而是分析“优－劣”转换的可能，并试图寻找新的优势或作出不同的改进。通俗来讲，就是一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式的思维。

    6、城市空间发展的战略思维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吗？
非也，思维方式仅仅是思维的“运动”特征，战略思维是一个至少包含三个要素的结构，这三个要素分别为：战略思维方式、战略知识空间和战略价值观。 “战略思维方式”规范思维活动的程序和步骤；“战略知识空间”指进行思维活动时所运用的信息结构，即用什么信息来组织战略思维活动；战略价值观是进行战略 思维的功利取向，即战略为谁的利益而服务，这种价值观念（偏好）指导着在整个战略思维活动，并体现在{zh1}的战略规划成果之中。战略就其本质来说是竞争、对 抗的产物，否则，战略便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战略思维适用于企业管理、公共管理、军事等领域。
毫无疑问，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是为具体的城市而做，那么战略研究的功利取向（价值观念）就局限于这个城市吗？研究的战略思维过程又需要什么样的知 识空间呢？关于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城市化世界的空间特征与趋势进行简略的考察。一般来说，城市化空间的形成是由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集聚， 在很多国家中，经济活动日益呈大区域集中已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经验事实。对此，城市与区域研究领域存在着若干的概念描述，比如大都市区 Metropolitan District）、大都市连绵区（Megolopolis：Gottman, J. 1957）、城市地带 （urban field：Friedmann；Miller，1965）、世界都市（Ecumenopolis：Doxiadis，1968）、
都市圈、等。这些概念中都包含着对城市化空间的一种特征描述，即“城市（镇）密集以及城市建成区的空间连绵”。从经济活动来考察，若干这种规模超大的地区 经常在一个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集聚着该国{zy}素质的劳动力与生产力，其所形成的区域竞争力往往能反映这个国家在全球市场上的“国家 竞争优势（Michael. Porter，1990）”。而研究分析大城市定位与竞争力的概念也从World Citty（Hall，1966）、 Global City ( Sassen，991) 、Linked Cities（Sassen，2002）等，发展为了“全球城市区域 （Global City-Region：
Scott；等，2002）。从中可见，单个的城市空间战略已不仅与地区战略休戚相关，甚至还会
与国家战略关联。
一种战略思维的产生，必然服从于一定的价值要求，这种要求从性质上来说是偏于政治层面的。在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中，基本出发点在于增强城市在空间 经济社会网络中的竞争力。再考虑到战略本身所具有的对抗性，确立何种城市空间战略首先要将它放到竞争性的城市体系中进行思考：一个城市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是 其作出相应战略决策的主要依据，同时，这种战略又密切联系于该城市的内部条件。为此，在当前“城市－区域”竞争力互为支撑的城市化世界中，城市空间发展战 略的战略价值观并非是要求城市利益服从于区域利益，而是有必要从“城市利益至上”转换为“城市利益＋地区责任”的取向。这里的地区责任的大小轻重取决于我 们对该城市在其所处区域中的定位，因此这里的地区责任不但会是国家的，甚至会超出国境(如欧盟的城市)。我们认为，城市空间发展研究的战略思维可以作出这 样一个定义：基于“城市利益＋地区责任”的战略价值观，以战略思维方式分析、选取、组织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的知识与信息，结合城市所处的地理空间条件， 对城市空间发展进行综合权衡的思考过程。
7、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是什么类型的研究？
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经济学中，研究的性质一般可分为纯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经验性研究和应用研究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研究在目的和方法上是有所区别的，但它们之间又存在联系关系。

    所谓“纯理论研究”，是指我们直接关心的不是这些研究在实践有什么作用，而是为了解决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这类研究一般会创造出新的概念、概念体 系，或者概念之间的关系。在城市空间研究中一般很少涉及纯理论研究的内容，更多是借用其它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的成果。前者如经济上的均衡存在定理，社会学 的“共同体（community）”概念；后者如人体的生理感知特征。“应用理论研究”往往建立在纯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是用纯理论研究提供的概念工具或 者分析方法（如逻辑方法）来提出理论假设。我们会运用若干我们认为可靠的理论假说来预见未来，并指导我们的行动。比如社会理论家会应用“共同体”概念与一 些基本的人类社会行为理论，提出某种关于城市社区发展的理论假说。即，如果存在什么样条件与前提，则城市社区会形成何种方向的发展。由于纯理论研究提出的 是从具体问题中抽象出来的，具有非常一般性质的概念与概念体系，其对应用理论研究具有规范作用，能大大提高研究的效率。不同研究者的研究内容不但是建立在 对基本概念、概念体系以及基本思考方法的基础之上，而且对它们有着共同的理解，这样就具有了可比性。比如我们在评价某一应用理论时可能会说，“这个理论只 解释了某个现象的部分属性，具有局限性”，但我们一般不会说这个理论的逻辑过程不成立，因为提出理论者与评价人对基本的逻辑方法有着一致的理解。
“经验研究”则是运用观察统计到的数据和现象，通过计量或社会实验的方法来验证理论假说。这种理论检验比自然科学远为复杂与难处理，一方面我们可得 到的统计数据往往是根据过去常用的理论设计的，常常没有检验新理论所需的统计体系与数据；另一方面是我们很难对社会过程设计同样的实验条件；此外，社会理 论的一些概念很难做计量化的标准处理（比如社会资本）。“应用研究”是指用被经验研究所检验过的，可靠的理论去解释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和政策实施评价，以 用于制订新的政策或者作出新的决策。但这里所谓的“可靠理论”并不是一定可靠，因为任何应用理论都有着特定的解释边界，或者说是其成立有着特定的前提条 件。研究者如果对这些前提条件认识不足就简单套用，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甚至导致错误的决策。比如，人均GDP与城市化水平的特定关系，其实就是建立在 特定时期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等前提条件之下的，不同时期的经验关系就不能简单套用，在分隔空间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情况下，甚至同时期的不同空间区域也不存 在一致的相关关系（张颖、赵民，2003）。
我们往往会将“纯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统称为基础研究，把同时包含“应用理论研究”、“经验研究”，甚至“应用研究”内容的研究称为实证 研究。对于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来说，应该是属于应用研究类型，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应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目的与特征。为什么这么说？首先， 面对特定的城市，我们可能不满足于已有的可用理论，进而试图提出某种不同的理论假设或分析框架，并在研究中通过经验分析与经验比较分析进行检验；其次，在 应用理论对具体城市进行经验解释时，研究人可能会发现该理论与经验有不合之处，进而作出某种修正或增加理论的约束条件。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在于对具体城市的 空间现象得到可靠的解释与趋势判断，以作出更为切实可行的战略选择建议。
8、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主要选择什么样的理论工具？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界定规划研究的范围，以将所有工程意义上的规划研究hysical science）与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城市规划研究明 确分开。战略层面的城市空间规划研究只是涉及空间决策的“选择（choice）”方面的问题，规划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求“选择”背后的真实约束条件 （constraints），为决策者提供可行的参考方案。其中包括“工程技术与工程规划方案”的选择。例如，城市空间为了跨江建设发展“造桥还是修隧 道？”，尽管研究者需要了解“桥与隧道”具体的“技术如何处理”以及“给定技术下要多少花费”这样的信息知识，但这些却不是规划研究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工 程技术问题。
规划研究xx的是这样两类选择问题：（1）选什么穿越方式？桥？隧道？…，选什么建造技术？悬索桥？斜拉桥？…。这里的{dy}类约束条件是我们有哪些 “可以得到资源（available resources）”，我们不可能选择压根就不存在的东西或者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么为什么这样选呢？我喜欢？他 要求？只愿意出这么多钱…。这就涉及到选择的第二类约束条件，即我们存在着什么样的“社会需求（existing needs）”，包括那些潜在的、可创 造出来的需求。在集权政治下我们不会选择集权者不喜好的东西，在民主政治下也不会选择大多数人不同意的东西；（2）选择什么样的运行方案与实施手段？在一 个开放的现代城市社会中，空间上的可得资源是分散的，同时社会的需求也是分散的。因此，目标选择确定时还需选择何种资源配置是最节省的、效益{zd0}的。但这 又不仅仅是一个资源{zy}配置的问题，它还需要考虑到长期的增长与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的xx不仅在于“桥或隧道”本身，还需要考虑到其对城市空间拓展与整体 发展的长期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说，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应该选择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作为核心理论工具。这是为了使城市能根据各种可得资源条件选择可行的目标定位，并在 空间上选择各种可得资源的优化配置方案，满足城市社会的政治需求。研究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需要运用经济学的知识，而分析城市的政治权力结构与城市社群的关 系则需要政治学的知识。由于经济理性的分析结论并不一定能满足政治决策的需求，唯有对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能形成某种可行的、可被城市决策接受的成果。为 了使分析具有充分的信息基础，增加客观性与可信度，研究者还需要不同学科的辅助理论工具和方法，如生态理论、社会学理论、交通工程理论、社会调查方法、 等。
9、城市的竞争优势等同于企业的竞争优势吗？
对于企业来说，战略是给其建立起一个非常独特的竞争力定位，即竞争战略。按照波特orter，1996）的定义，所谓的竞争战略就是创造差异性，即 有目的地选择一整套不同的运营活动以创造一种独特的价值组合。独特的战略定位有三个不同的出发点，一是基于种类的定位（variety- based positioning），比如独特的产品形象品质；二是基于需求的定位（needs-based），比如服务于特定的需求群体；三是基于接 触途径的定位（access-based），尽管购买者有多种渠道获得某一产品，但其中的某一购买群体更喜欢其中的一种，比如网络直销的购买途径。
在日益一体化的空间竞争网络中，城市与企业的竞争战略设计有着相当程度的共通之处。比如，一个基于独特自然环境条件的旅游城市战略定位（基于种类的 定位）；一个重点面向中老龄人群度假休闲需求的，“第二居住地”式的旅游城市战略定位（基于需求的定位）；一个以多种会务、文化节日与庆典活动，提供参 与、体验式休闲产品的旅游城市战略定位（基于接触途径的定位）。尽管如此，城市的竞争战略设计与企业相比至少还存在着这样三个不同的重要约束条件。一是城 市的地理区位是不可移动的，尽管可以选择新的空间拓展方向，但这种空间偏移的程度是有限的，而企业则可以在空间上迁移或者以分部门形式进行多区位布点；二 是城市历史发展形成的空间是不能轻易剥离的，尽管战略在空间上会有所侧重，但很难真正做到“壮士断腕”，历史形成的空间问题同样需要时间来解决，它将总是 困扰政治决策者的问题。这就涉及到第三个约束条件，城市不能象企业那样自由地取舍内部的居民与社群，只能通过内部人力资本积累与外部人力资本引进，但却不 能排斥原居民甚至外来居民的“居留”。
那么我们要问，城市的竞争优势来自何处呢？城市如何才能获得并保持其竞争优势呢？城市现象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集聚。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社会 经济活动往往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尽管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区位比较优势，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差异，可以解释其间的人口密度、经济发展状况的差距，但真实世界 中那些巨大的空间经济不均衡，可以肯定不是区位之间“先天差异”的结果，而是源于一系列的积累过程，这种过程包含着因空间集聚本身而产生的循环增长，即报 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的作用。经济理论家早就注意到空间经济中的报酬递增现象，斯密（Adam Smith，1776）在古典 经济学巨著《国富论》中，就将报酬递增归因于专业化生产与劳动分工。即，不断加深的专业化生产与劳动分工，是经济持续增长、生产能力持续增加的源泉。在斯 密的经济思想中，隐含着两种类型的报酬递增：一是因规模经济而产生的报酬递增，其递增的程度受到批量化生产的有效规模约束；二是因分工经济而产生的报酬递 增，其递增的程度受到市场范围限制。这两种类型的报酬递增往往是同时发生的，而且后者对经济进步的影响更大。空间中的报酬递增思想经过几代学者的发展，内 容已经比较清晰。
由此，我们可以说，经济活动在城市空间中的集聚一方面是能产生规模经济的报酬递增，如某些公共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另一方面是集聚能降低分工深化而 产生的交易费用，如交通运输成本下降，法律、法规、管理规范更易于执行。城市的竞争优势不仅仅来自于的独特定位、个别优势或所掌握的关键资源，而且来自城 市空间集聚中的报酬递增能力，其中既有公共设施在城市与区域中能否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也有城市的产业分工选择、空间布局、城市运营管理水平等方面协调匹配 （entire system）。
在不断扩大并加深的竞争网络中，如果一个城市能够保持其自身的战略定位并能有所提升，我们就可以将这种能力称之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并将城市各 项活动形成的整体系统状况，称之为城市的竞争优势。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是城市“动态的能力”，而非“静态的优势”。城市与地区获得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在 既有比较优势耗净之前创造出新的优势”，或者说是保持竞争优势。因此，城市的“核心竞争力”综合了城市的区域要素资源配置能力，产业发展的综合服务能力， 以及人力资源的涵养能力。
10、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是要提出某种“{zj2}蓝图”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可能只会是模棱两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社会科学意义上，我们得首先理解规划研究的方法论特征。“规划 （planning）”这个概念总是意味着有目的的干预，而目的的设定又总是存在着某种价值指向。就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来看，从其产生之初就存在着理 想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理念交织。对城市理想空间或合理空间（urban space with legitimacy）的追求，是现代城市规划得以“立身” 的价值基点，而“对现实空间进行干预并取得某种效果”则是其功利性的“存身”要求。在此，理想主义理念讲的是“对合理空间的合理追求”，显然是一种同义反 复（tautologies），其中不存在因果关系，它涉及我们的价值判断，我们不能讲“因为我们要干什么，所以我们要干什么”，在概念上它事关人们的 “选择”，因而没有某种{jd1}的评判标准（criteria）。理性主义理念讲的是“对现实空间要进行有目的性地改造”，事关一系列“改”与“造”的行动本 身，其中存在着因果关系，有空间行动必有相应的空间结果。但是，对改造行动进行评价的依据却是我们事前的“方案选择”以及事后的“满意程度”，其中隐含着 “我们知道城市要什么”与“我们知道城市能干什么”这样的知识困境。
从“可得到的资源”中选出“能满足现实需求”的东西是一个决策过程，决策选择的范围是这两个选择集的共有交集，专业化研究可以使决策者在这两方面掌 握更为充分的信息。规划研究面临的困难主要出自于“关于这两者的信息”都不一定是客观事实。因为在城市化世界内这些信息往往是极其分散的，如果它们对实际 决策有所帮助的话，仅在于有人知道并了解它们，而事实上任何规划研究者的知识是有限的，并且有所专（specialized）。关于{dy}方面的信息与知识 还好一点，规划者作为内行或多或少要比外行知道得多，而且工作中可以认真地调查收集，尽力扩大这个选择集；麻烦主要出在第二方面，不但城市社群或集团有不 同的要求，而且研究者本身也会具有某种价值偏好。更为复杂的是，城市的若干内外部环境是不可控的；而且，我们对未来的预期往往会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比如我 们曾经认为卫星城可以缓解大城市病，但事实上人们并不是很愿意在卫星城长久的生活就业；此外，在城市社会的发展中，人们的价值偏好以及对事物的认同意识也 会发生变化，尽管这个过程往往很慢。比如我们现在对城市拥挤的心理承受度就要比以前要高，而亚洲的城市又要比欧洲的城市要高，这种差异的背后有历史的社会 心理因素，也有现实的资源约束因素。
因此，对于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来说，需要本着理想主义追求某种“{zj2}蓝图”，本着理性主义寻求“空间现象背后的约束条件”，“{zj2}蓝图”的绘制深 度取决于我们对这些“约束条件”的理解程度，知道得多就绘制得详细，少则粗略一点。并且，所谓“{zj2}”和蓝图”都是动态的（韦亚平、赵民，2003）。对 于快速城市化进程阶段的城市空间发展来说，我们对未来的预测以及目标设定的时段越长、越具细，往往也就意味不准确和不能实现。在具体的空间战略目标方案 中，所需控制的以及所能控制的，更应该是城市空间的结构，而非明确的布局。在较长的时间发展轴上，绝没有一成不变的恒定战略，往往因为城市政府的更替、城 市社群力量对比的消长，城市外部重要环境条件的变化，就需要作出调整，唯有动态的空间结构才能应对这种调整，使城市空间发展不会过于偏离既定的战略目标， 并保持战略目标的延续性。这就需要我们在战略实施中进行持续的研究，本着理性主义努力发现新的约束条件，并本着理想主义试图制订、修改那些能使“约束条件 获得改进”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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