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所谈的是我个人的感受。我这里首先要谈起我所xx的一些现象，有很多的社会学或者人类学书籍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景军的《神堂记忆》和潘毅的《中国女工》这两本书，这两本书也是我这段时间xx过的，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书籍在中国大陆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就我现在所接触的量看来，这些书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质性研究。相比之下，我觉得定量研究的东西在中国出版是很少遇到像质性研究那样的阻力。

一个可以出版，一个不可以出版，在这里我简单地归纳下两类研究的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比起定量研究，质性研究更容易得出与中国的政治环境不符合的结论。如果把政治环境这个因素加入到比较二者不同之处时，根据我的主观“臆断”，我觉得有以下的不同：

1、资金来源控制。在研究时，定量研究要比质性研究需要更多的资金。在目前中国研究经费“锦标赛”分配体制下（周飞舟语），定量研究需要更多的政府资金，比起定量研究，质性研究与这些政府资金的距离要远一些。那么质性研究的研究者所受到政治环境的“资金控制”也相对来说要小些。

2、同一主题下，对于研究现象的把握和对研究结果的呈现。相对于定量研究，质性研究的对同一结果的发现更稳定一些，其对研究现象的把握更多地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定量研究的不同数据采集出现的研究结果差异较大，对于通过不同时期的问卷调查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受环境影响较大。这是两种研究方式内在根源性的差异。

3、让人相信的方式不一样，一套程序化的研究过程。定量研究从头到尾是有这一套明确的步骤的，研究者要想证明研究结果的可信性就必须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地论证，整个过程走下来程序不出错的话，其结果就具有了让人相信的理由；相对而言质性研究的并没有一套固定的程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个人对于问题的分析逻辑，比起定量研究，质性研究者对于现象分析的抽象性要更强一些。外界环境对于这两种研究方式分析的介入程度是不一样的。定量研究的标准化作业使得外界可以对任何一个步骤加以聚焦，从立论到验证，在努力塑造“结论可信性或者科学性”的形象下就必须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外界环境也利用这个“科学性”的{wp}对其研究的整个过程进行监督或者监控，当然也可以利用“科学性”对整个研究过程进行类似于混淆视听的判断，使得定量研究者内在自身根本性的“科学立场”的“可信度”造成改变。而在外界“科学性”的大环境，质性研究则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从整个研究过程中对“意义”一词主观性的把握上，质性研究的可信性更多地源于研究者本身对“意义”的内在诠释和把握，而外界环境的“科学性”对于这个可信性的过程的影响是鞭长莫及的。

在这里我对加入外界环境因素之后对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的不同之处的分析更多地是从外界环境“科学性”的倡导对于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所造成的不同影响而展开的。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我觉得质性研究是更容易产出与外部环境（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其他的）不一致的作品，这是我对类似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出版不了的一个分析。

如果把这个分析继续往下进行的话，就会得出另外一个结论，“科学”是对周围环境的一个维护，或者说周围环境是利用科学来对整个社会实行控制的。我在这里可以提出另外一个例子。。。。。我这里没有为其翻案的意思，只是藉此想说明“科学”已经成为周围环境的话语至高点或者之一。

我这里的对于“科学”的分析与贝克对于“科学”的分析时候很大不同的。我这里更多地是“科学政策”的角度来说明的，贝克关于“科学”的分析是从知识的“域限”来考察的。他是从科学内在的应用逻辑和建构逻辑来分析风险形成的原因，在贝克那里，风险的形成是因为科学和政治的普遍化，科学的内在缺陷、科学的无中心普遍化、科学的易错性等都是风险所产生的原因。这一个也是其现代性分析的一个基础。贝克认为，科学本身内在的决策是造成风险的原因，这是由社会建构的。“如果我们原来关心的是外因导致的危险（源自神和自然），那么今天风险的新的历史本性则来自内在的决策。它们同时依赖科学和社会的建构”。同时科学不再垄断一切，而且科学本身也在经历着持续性的断裂。“废黜科学的不是它们的失败而是它们的成功。你甚至可以说，科学在20世纪里越成功，它们最初的有效性要求就越快和越彻底地被相对化”。科学不论是在研究中还是在实践中，都是易错的，这必然导致风险的产生。他对于科学这种情况的解决之道是，人类必须寻求一种科学理性的教育学，通过对自我生产的威胁的讨论使理性成为改变科学的理论，以规避风险。

一方面，如果说中国是一个没科学的国家，那么贝克这里对风险社会中“科学”的问题分析的逻辑起点与中国社会中对所谓“科学”问题的逻辑起点是xx不一样的。另一方面中国似乎在西方科学的道路上，似乎走的又不是这条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风险社会比贝克的风险社会所面对的复杂性要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