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堪回首：泣血冤魂
——摘自章回体回忆录《犟牛本色》
瘦叟刘沂生
今事令人忿愤，
往事不堪回首。
执管在手，
忧忧，
极左路线，
何时休?
此感，因何而发?且听我慢慢道来。
没有亲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人，很难相信在xx期间，中华大地上到底出现过多少混蛋逻辑。“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便是其一。根据这一混蛋逻辑类推，如果某人是叛徒，那么，在他叛变前所发展的党员，所领导的部下，以及所结交的朋友，将都难脱叛徒的嫌疑，就一律该被xx，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能翻身。为了达到将某些革命干部整死的目的，那些红卫兵干将们，竟不惜血本地四处逼供，挖掘材料，去寻找“铁”的证据，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信？我就目睹、耳闻过这种怪事。
一九六七年，王效禹在省里夺权以后，全省各地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建革命委员会，推选谁做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是各路红卫兵竞争最为激烈的大举。原因很简单，哪路兵推举的干部上了台，似乎那片领域便成了他们的天下，其地位便高人一等。为此，各路红卫兵，不惜用任何手段，哪怕是卑鄙的手段，贬彼之举，扬已之荐。更有甚者，竟为推举革命干部，大打出手，酿造血战，死伤多多。这哪里是在革命？简直如士匪抢占山头一般！xx中的土匪，又何止一股？
淄博地区的刘干，是xx前淄博地区的一把手，为一九三五年前入党的老党员、老干部。xx兴起后，淄博的红卫兵势力，大体分为保刘、倒刘两大派。保刘者认为保的有理，因为刘是老党员、老干部，曾驱逐日寇负过伤、流过血，是响当当的革命干部，应该站出来主持革委会大政。倒刘者则坚持，刘是托派嫌疑犯，闹不好是个漏网托派分子，革命大权交到这种人手里，是对革命的极大威胁。像刘干这样的人，只能xx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令他永世不得翻身，让他站起来骑在红卫兵闯将们的头上，那是万万不准许的。于是，淄博的两大派，派人四处外调，用以证明自己那一派是正确的，革命的，另一派则是错误的，反动的。
刘干何以是托派嫌疑呢？这得追溯到一九四○年沂中县的肃托事件。
刘干，原名于国述，刘干是他在日伪占领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化名。他是沂水县老二区张岱村人。老二区李家营有个李哲堂，是一九三二年入党的老党员。于国述的入党介绍人，即是李哲堂。
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几乎每一个时期都出现过极左派；只要有极左派，就难免有屈死的冤魂。一九四○年沂中县曾一度开展过肃托活动，挨整的党员干部不少，当时的组织部长郝心昌，副部长耿启明，都被划在被肃的范围内，几乎被“喀嚓”掉脑袋。
老二区的老党员哲堂未能幸免，也被当托派关押起来。关押他的理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那时大哥春生在老二区做青运工作，归民运委员李哲堂的直接领导。那时搞的是一种连环审查、扣押，谁扣到环上，谁就算倒了八辈子血霉。传言组织部长郝心昌与上面的托匪有关联；副部长耿启明与心昌不错，启明便是嫌疑犯；启明常到二区工作，与哲堂关系甚密，启明被捕，哲堂岂能逃得过——这便是当年肃托的混蛋逻辑！
肃托工作，地委派专员一抓到底，将县一级领导凉在一边，执行人员都是七区（地委）的保卫科人员。心昌、启明等人是县里的领导干部，对突审人员敢顶，敢抗，至死不认罪，办案人员也未过于惩罚他们。到了突审李哲堂，情势便不同了。他仅是个小小民运委员，出身又是二地主，对他自然逼得紧，刑得重。在刑审室里，他多次被打昏过去，然后再用冷水泼醒。他再也忍受不了那种残酷的刑罚，为了少受点苦，便承认自己是托派。于是，人们便不再刑罚他。
哲堂被两个审讯人员架回关押室，扔在地铺上。被关押在同室的耿启明急忙过来，将他轻轻扶起，关切地问：“怎么样？哲堂。”
李哲堂无奈地摇摇头，悲切地说：“我受不了啦，只好承认下来……”
哲堂生活条件很优越，从小没有受过苦，经受不起那种折磨，他对启明说的是实话。
还没等他将话说完，启明猛地将他一推，点划着他的头顶，忿忿地说：“你，你，你怎么可以承认呢？作为共产党员，要忠骨铮铮。在敌人的法庭上胡说八道，是叛徒！在自己的法庭上胡说八道，也是叛徒！你，叛徒！”
哲堂被骂得面红耳赤，心如刀绞，深深地低下了头……
第二天，傍晚，哲堂被几个人五花大绑着架出去。启明以为又要提审他，可能是逼他牵连别人。启明不放心，扒着窗口，向着哲堂的背影，大声呼喊：“哲堂！要顶住，不能乱咬人！”
哲堂已去远了，再也听不到启明的喊声。
李哲堂被送的，不是审讯室，是刑场。刑场在村头的山沟里，那儿早有两人提着日本鬼子洋刀候着。哲堂知道事情不妙，拼命地挣扎，仰着头，张开口，大声呼喊：“冤枉啊！我不是托派，我不……”
尚未等哲堂再喊出声，一个押送人员，从地上抓把土，一下子塞进哲堂口里，噎得哲堂直伸脖梗。那个给他向口里塞土的人，恨恨地骂道：“叛徒，到阎王爷那儿告状去吧！”
当时，正值日暮时刻。天上乌云漫卷，太阳放射着惨淡的光辉。远处，似有隐隐雷声。一阵风刮来，裹着枯草败叶，撒落在人们身上、脸上，让人睁不开眼睛。几个人把哲堂飞架到沟底，用力一按，硬将哲堂按跪在地上。趁两边人一闪的一霎那，一柄东洋刀，带着一股疾风，飞落在哲堂的脖颈上。“咔喳”一声，哲堂的头颅落在地上，“咕噜咕噜”滚出好远；他那断颈上的鲜血，“嗤”的一声，窜了好高好高；他那尸躯，“卟嗵”一下跌倒，两腿蹬了几蹬。他是要蹬掉冤屈呢，还是要教训那些错杀他的共产党人？可怜的革命老人李哲堂啊：
敌阵弹雨幸未亡，
惨死自己屠刀下。
哲堂死后，谁也不同他的弟弟去收尸，唯恐沾上托匪嫌疑，也被共产党抓去“喀嚓”掉。
我父刘德亭惊获这一噩耗，赶到李家营，与哲堂的弟弟一起去为哲堂收尸。
父亲看到哲堂身首异处的惨相，悲痛地流下苦泪：这个仗义助人的好兄弟，竟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
至于他是不是托匪，老父自然搞不明白 ......
回述完历史，且再回到现在。
一九六八年春，淄博市建革命委员会前夕，也是淄博两大派争夺干部席位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我有病，适值回益都在家休养。一日，正与老父在屋内闲谈，忽听二门外有人带着浓重的博山语音呼喊：“刘德亭在家吗？”
来人的呼喊很没有礼貌。父亲已是近七十岁高龄的长者，他们竟直呼其名，我的心里已有几分不满。来到屋门口，立在台阶上，我冷冷地问，口气也不太恭敬：“干啥的？大呼小叫，连点礼数都不懂！”
“我们是红卫兵战士，来自淄博市，执行革命任务。”两个三十来岁的壮年汉子，臂带红袖章，已出现在大门里，沿着甬道向北屋走来。其中一个戴眼镜的，仍在滔滔地说，“xxx教导我们，对敌人的仁慈，便是对自己的残忍。还要什么好听的话？”
“站住！”我几步迎上去，将双臂一伸，拦住他们的去路，“这是我的家！我们家只有革命者，没有敌人。要革命，到别处革去！”
“你，干什么的？怎么这样讲话？”另一个小鼻子、小眼的来者问。
“东方红，同你们一样。”我开始以毒制毒“怎么着？想革老子的命？”
“你哪一级别的东方红？”那眼镜一听我是东方红，话有点软下来，“昌潍东方红，当当响的革命左派。好说，好说。失敬，失敬。”
“我是东方红八、二八战团团长。怎么着，要审查审查吗？”我是顶着猫皮当虎皮，故意震唬他们。我这个团听起来怪吓人，实际上是光杆司令一个。
“沂生，别和他们罗嗦，叫他们进来。”老父历来好脾气，对他们的态度，倒不怎么在乎。
我将他们让进屋里，坐在方桌旁两个小凳子上。父亲要让出上座给来客，被我劝阻住。他们这类莽汉，也配坐上座！我极不客气地坐在陪位上，冷眼旁听他们问些什么。
“刘德亭，你……”那眼镜迫不及待地开了口。
“嗯！”我把眼一瞪，对他的称呼提出抗议。
“对。刘老先生。”那眼镜倒乖巧，立即改了口“你是托派吗？你与刘干什么关系？”
“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认识刘干。”父亲没发火，平静地回话。
“不对吧？刘干说与你是朋友，你们的入党介绍人都是李哲堂。你竟然否认历史事实？”那眼镜动用审讯的口吻，“你想蒙混过关吗?”
“哲堂，我认识。和我同时入党的是张岱的于国述。”父亲好度量，不计小人过。
“这就对了，于国述就是刘干。”小鼻子插口解释，令老父恍然大悟：淄博的书记刘干，原来是老朋友于国述。他还健在，好极了！
“老实交待！你和李哲堂是怎么勾结在一起的？”那眼镜气势汹汹，像在审讯父亲，打断了父亲的深思。
“喂！你是来外调，还是来审讯？来外调，态度放老实些；来审讯，滚蛋！”我已有七分火气。
“是外调，是外调。”那小鼻子较世故，怕闹僵了得不到想要的材料，急忙打圆场，“刘老先生，你怎么认识的叛徒——不，是李哲堂？”
“我认识李哲堂，是一次偶然机会。那是一九三三年……”父亲略一沉思，向这两个外调人员叙述了他认识李哲堂的经过：
一九三三年，那时我父刘德亭仍居住于益都（青州），给东门里茶店掌柜做掌柜伙计。这年秋，父亲赴沂水替掌柜批销茶叶。这次共运去十篓子茶叶，住在老二区的葛庄村赵家店里。葛庄，地处沂博老大路，大路便穿街而过。这村设集，是周围一带名镇。一个集日，茶叶已经销去一多半，仅余下四篓子茶。这四篓茶，便存放在所住的店里。第二天早上，茶叶竟丢失了两篓子。
茶叶丢失后，父亲去找店家：“赵掌柜，昨天夜里，我少了两篓子茶，你看……”
“你看什么？”那掌柜非常蛮，还没等父亲把话说完，就封住了父亲的口“有什么好看的？看看怎么赔你茶吗？你这老客，天知道，是真丢了茶啊，还是赖人！”
他正在那里刷碗。说完这话，气乎乎地将碗向水池子里一扔，“哗啦”一声，竟摔碎了好几个碗。看那架式，像真的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有民谚曰：“说得愈好愈孬，装得越像越假。”父亲心里明白，这掌柜是故意充硬汉子唬人。这正说明了，他与丢茶叶有关系。然而，又没抓住人家把柄，再与他吵下去没用。父亲这人，很有心劲。前两天，他曾见有个三十来岁的汉子，在放茶叶的地方转悠，似乎不那么地道。那人是客店里的帮工，似乎喊店家“姐夫”。因为是店家的亲戚，他没有多作他想。看来，这丢的茶，与那小子有关。于是，父亲开始不露声色地寻找丢失的茶叶。
葛庄的西北方向，距葛庄六十余里地，有一个大集镇叫东里店。那个村明天逢集，父亲估计那小子很可能去集上销赃，以防夜长梦多。父亲常跑沂水，对周围的集镇较熟。这{yt}下半夜，他悄悄地越墙而出，直奔东里店去。六十里路跑下来，累得父亲满身冒汗。天将东南晌时，他赶到了东里店集上。
集上人已不少，熙熙攘攘，人头涌动，吵闹声，叫卖声，此起彼伏。老父穿人墙，钻人缝，满集上巡视。终于，在干货市找到了店主的小舅子。那小子面前，果真放着两篓茶叶，篓子开着盖，似已卖了不少，他还在扯着喉咙叫卖呢：“干烘——喝了败火，百病不生！茉莉——喝了百顺百利！青州名茶，代客经销，晚来的，没有啦——”
那小子正叫卖得得意，老父一步闯过去，一把抓住那小子手腕，高高举起，向赶集的人们高声说：“父老乡亲做个见证！我是青州茶商，姓刘，名德亭，住在葛庄赵家店。这老吉是赵掌柜的舅子，他昨夜偷了我两篓子茶。大家请看，篓子上有字号……”
不少赶集的人围上来，低头一看，茶篓上果真用毛笔书着“青州、刘记”的字样。于是有人高呼起来：“不要脸！揍他！”
沂水人忠义好友，向不欺生。“呼啦”一下，拥上来几条汉子，举拳就要打那个偷茶贼。父亲慌忙伸臂拦住众人，连连作揖，谢道：“谢了，众位好汉。此人打不得，还是让他姐夫处理吧。谢了，谢——了！”
人们尊重父亲，认为他是个光明正大的商人。啧啧称赞着散去。那时的沂水农家汉子，肩上大都有一条披布。父亲将那贼小子的披布扯下来，回店后好做证据。他向那小子说了声“店里见”，便从容离去……
父亲回到葛庄，已是西南晌时分。他找赵掌柜论理，赵掌柜死不认账，到了情急时，举起菜刀，要斫父亲。父亲怕吃亏，一下子窜到大街上，站在街心与他辩理：“我住你家店，你让你舅子偷我的茶，竟敢动凶，想xx灭口吗？”
葛庄是大集镇，街上闲人必多。父亲这一喊，吸引来不少人。人们围起父亲，问长问短，众人亦不住地窃窍私议。
赵掌柜恼羞成怒，握着刀，赶到街心，挥刀就要斫父亲。他的刀刚刚举起，一条大汉分开众人，闯到赵掌柜面前，一把掐住他的手腕子，用力一攥，那刀“当啷”一声落在地上。他狠狠地吐了口唾沫，忿忿地对赵掌拒说：“给咱葛庄丢人！你也配当掌柜的？有种，你照我头上来！”
这位老兄一看便是：
满腔正义，
一身铮骨，
膀宽腰圆，
临风玉立可镇虎。
那赵掌柜看了来人一眼，羞愧地低下了头，灰溜溜地回到店里去……
“那救我的汉子，就是李哲堂。他替我讨回茶叶，逼赵掌柜请客，谢罪。从此，我与哲堂成了好朋友。”父亲回首往事，似在目前，感慨地对那两个外调人员说“一九三六年，我家属寻到沂水后，每逢我家揭不开锅，都是哲堂给我送粮接口……”
“算啦！别替叛徒涂脂抹粉。你知道他是托匪吗？”那眼镜又要耍熊，气得我瞪他一眼。
“不知道。我只知他是好人。”父亲对他的横相，置若无视。
“是李哲堂介绍你与于国述入党的吗？”那小鼻子问。
父亲点点头，未多开口，他已不想与这些人多讲什么。
“刘德亭，不，刘先生，李哲堂在肃托中被党判处死刑，你知道吗？”那眼镜转了新话题。
“是否肃托，我不知道。他的确是被xxxx的。”父亲脚正不怕鞋弯，实事求是地追述“他被斫了头，身首两处。我同他弟弟去收的尸。他弟弟害怕，是我拣起那颗头颅，为他拂去面上泥土，将头对在他的断颈上。他的眼瞪得大大的，像在向我诉说什么。我用手给他抹下眼皮，刚一松手，那眼又瞪起来了……”
“别说了，同情阶级敌人！你为什么为他收尸？”那眼镜质问。
“因为我们是朋友。朋——友，小子，你懂吗？他能为朋友两肋插刀，我刘德亭又何尝不能呢？”父亲有点火了。
话已至此，那两个外调人员，已不再问话。那个眼镜“唰唰”地写了一会，将写的东西交给父亲，命令似地说：“来，在上面签字！”
父亲接过去，粗看一眼，摇摇头说：“我只能证明哲堂是被共产党斫了头，不能证明他是托派。国述不与我在一起工作，他是明的，我是做地下工作的，他与哲堂的其他关系，我不能证明。这字，我不能签。”
我料定他们写的证明材料，一定是胡说八道，从父亲手中接过那材料一看，我的气直往上冲，那材料是这样写的：
托派李哲堂，沂水县李家营人氏。我与于国述的入党介绍人，都是李哲堂。我们入党以后，一直与他保持密切联系，是同志加朋友的关系。李哲堂在肃托中被党组织判处死刑，是我与其弟收的尸，特此证明。
证明人：刘德亭
看完这份证明材料，我冷笑一声，不无讥刺地说：“眼镜先生，你很聪明！这份材料一到手，你便能取到两件证据：{dy}，李哲堂是托派。第二，于国述与他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这个托派嫌疑，国述是逃不掉了，将他打翻在地，理由非常充足，是这样吗？”
“不错，不错，还是革命左派心清目明。我们要的正是这两个证据……”那眼镜沾沾自喜，认为我是真在夸奖他。
“慢着！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材料还能证明另一个问题。”我引狼上套，反问一语。
“什么问题？”那眼镜愕然。
“我父亲更是托派嫌疑犯了。他老人家是托派，你说，我成了什么？唉！说！”我将那材料撕得粉碎，“叭”地一下子，摔在那眼镜的脸上，忿怒地吼道，“滚！少来我门里耍小聪明！我父亲与于国述干革命时，你他妈的还不知在你娘的什么地方呢！”
我的话骂得很难听，这俩小子，知道从我们这儿再也捞不到什么“稻草”，便灰溜溜地溜走了。他们走后，父亲不满地教训我：“沂生，大学生，又是教师，话说得太粗了吧？”
“是，以后注意点。不过，这种人，吃硬不吃软。太软弱了，他会扯着你的鼻子走。”我耐心地向老父做解释。
“倒也是。我这人总是硬不起来。也许是个缺点吧，哈哈哈……”老父像打了胜仗似的，欢快地笑起来……
往事忆至此，似乎应搁笔。不过，此事的尾声，似乎还得加上几笔。刘干同志复出，后来做了山东省纪委书记。他曾给父亲来过信，除感谢他能顶住压力，不做伪证明外，还向父亲介绍一九四○年沂中县肃托的结局：
当年肃托，刚胡闹了不久，上级来文，山东无托可肃，立即煞住肃托活动。党组织向被肃托人员道了歉。沂中的主要被肃对象，组织部长郝心昌，不久提升为县委书记，接替了王翰卿的工作。由于当时李哲堂自己承认是托派，又有书面认罪书，一时没做处理。不久形势恶化，便成了悬案，未能公开平反。xx后期，已正式为李哲堂案落实了政策——他是党的好党员、好干部……
可惜，这封信来得太迟了！父亲还没有弄清李哲堂被杀的委屈，已经仙逝了。他老人家的去世，与xx中受的委屈有直接关系。他，也是死不瞑目呀！他与他的好朋友李哲堂，应该说是：
为党征战空自许，
同怀一颗屈辱心。
但愿吾党能自洁，
兹后不出同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