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对话保育钧：打破“玻璃门”靠内外合力

朱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

保育钧  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九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保育钧曾自嘲“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官员，是‘四不象’”。这个一干就是30年的老媒体人，告别新闻界后，受组织安排调入全国工商联。“工作变动之大，当时是远远没有想到的。”

时值中共十五大（1997）前夕，中国正处在一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大辩论中，堪称1978年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历史大辩论中，民营经济被推向了风口浪尖，原本可以明哲保身的保育钧，却成为了民营经济的斗士。

任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期间，他潜心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和体制障碍，在推动政府放宽民营企业准入、出台“36条”及保护私有财产入宪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还在1998、2002年两度负责“一号提案”的起草。

尽管他后来又就职于全国政协，但人们印象中，保育钧依旧是那个为民营经济高声鼓与呼的老人。至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社会理解民营经济，理解他们这些研究民营经济的人，一如自己那本书的名字：《呼唤理解》。

被逼出来的民营经济

个体经济是上山下乡知青回城“逼出来的”；农村的联产承包是饿肚子“饿出来的”；三资企业是借债“借出来的”；经济特区是是深圳居民逃港“逃出来的”

朱敏：在媒体做了30年的经济守望者之后，您是如何转向为民营经济奔走呼号的？

保育钧：工作变动当时是不得已的事情，是组织上的决定，我只是服从调动。当然，个中原因就不必说了。从人民日报社到全国工商联，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可以说是一生中重大的转折。作为一名老中共党员服从组织安排是理所当然。

朱敏：随着角色的变换，您的思想是怎样一步步转变的？

保育钧：说起转变可谓难，也可谓易。一个切实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从国有经济到私营经济，通过1956年公私合营之后，私有制基本上消灭掉了，为什么又重新出现私营经济？这个弯是怎么转过来的？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文件。建国以来经济方面的一系列文件，以回顾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发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以逾越的，什么时候跨越了初级阶段，国企就要犯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