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对外贸易的两大误判


如何判断2008年对外贸易形势?目前,国内出现了明显的两大误判:一种是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出口增长将因美国经济不景气而明显放缓;另一种是境内外许多人都主张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手段来缩小贸易顺差。这两种提法对国家宏观经济决策都会起误导的作用。

      贸易失衡的国际因素

      尽管2008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略有增加,金融市场风险可能会因次按问题及资产价格高涨而有所积累或逐步释放,但从总体上看,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比较快的发展周期中。目前,中国、印度、俄罗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50%。在2008年,这些迅猛发展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将继续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通过全球贸易关系有效地减缓美国经济下行的压力。

      从美国经济的发展前景看,IMF认为2008年的增速将明显放缓。但克林顿时期的总统经济顾问罗拉认为,美国经济2008年的增速将达到2.6%,低于2006年的2.9%,高于2007年的2.2%,而且经济复苏主要是美元疲软、利率低企及建筑业开支探底回升带动的。美国经济2008年可能呈现出先慢后快、全年稍快于2007年的特点。如果美国经济确实放缓,由于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廉价商品,因此,美国消费者信心的下降,不见得会导致对廉价商品需求的下降。所谓的中国出口增速将因美国经济放缓而明显下降的理论是不可靠的。

      从欧洲的情况看,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2007年将达到1300亿美元,与美国对中国的逆差比较接近。由于美元一路走软,欧元已升值至1.48美元/欧元,相应地人民币对欧元的名义汇率自汇改以来也贬值了8.7%。这对中国加快对欧盟出口是非常有利的。除非美国从伊拉克大规模撤军,财政及贸易双赤字的情况有很大改观,否则,美元在2008年的总体趋势仍将比较疲软。世界货币这种大的格局以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特点,决定中国对非美元国家的出口在2008年仍将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另外,为了减缓次按问题所引发的信贷紧缩及金融市场动荡的情况,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在过去几个月已释放了大量流动性。这些成本较低的流动性,在金融市场波动相对平缓之后,或会大量被投入商品、房地产、股票及相关的衍生产品市场,并由此蔓延至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金融市场,进一步推高这些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

      汇率利率对贸易平衡的作用有限

      为了避免经济发展由偏快转向过热,政府在2008年将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更加严格地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这可能会使进口增速有所下降。就出口而言,虽然加息和升值适当增加了出口产品的成本,但由于中国生产要素价格已被严重扭曲,储蓄率过高、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等结构性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因此,中国的出口在2008年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贸易顺差也将持续大量增加。

      在货币政策方面,利率主要是调节资金及宏观供求关系的手段。中国的出口主体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这些企业的自有资金比中资企业要相对充裕一些,加息一、二百个基点对企业的压力是有限的。何况目前中国的通胀率已达到6.9%,即使2008年的加息幅度是2007年的二倍,达到270个基点,一年期存款的利率升至6.57%,由于实质利率仍然为零或接近于零,企业在出口生产方面所受影响也是比较小的。

      就汇率而言,本币升值确实可以增加出口产品的汇兑成本,但日本、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升值历史已经证明,不去调整经济结构、不去解决导致贸易顺差大幅增加的深层原因,单单从汇率升值入手是无法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的。从1971到1987年,日元累计升值166%,但同期日本以贸易顺差为主的经常项目顺差却从几十亿美元攀升至870亿美元,增幅高达20多倍。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已累计升值12%,但中国的贸易顺差同样不见减少反见其涨:汇改前的2004年只有320亿美元,2005、2006、2007年已分别急升至900亿、1774亿和2650亿美元。这当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调整外贸增长方式、解决结构性经济问题、推进生产要素价格改革的步伐比较缓慢;而单靠人民币升值手段,不仅无法减少贸易顺差,还会因升值预期明确,导致境外资金混入贸易项目及其他经常项目。尽管混入出口收汇的资金规模远没有渣打某经济学家所说的那么大,但在跨国公司之间及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在中国出口格局中占大头、跨境关联交易比较频繁、转移价格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很难核实的情况下,境外资金假借贸易名义流入境内的渠道从理论上说是存在的,而且这一渠道不是靠海关、外汇或贸易监管所能堵得住的。不仅如此,中国的贸易结构以境外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为主,还使整体贸易呈现出大进大出的特点,并使汇率升值在以进口原材料及半成品为主的加工贸易面前失去原有的对贸易顺差的调节作用。

      顺差攀升的根本原因

      在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出口商品在价格上仍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要素价格已被严重扭曲:包括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投入较低,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安全生产方面明显不足,多数职工没有享受到正常的加薪机制,土地、水、电、油的价格没有反应正常的市场供求关系,以及加工贸易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税费负担较轻等。

      生产要素价格不合理,不仅不利于保护民工、保护环境,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还会导致企业应有的出口产品成本外部化和社会化,导致中国出口产品成为全球廉价商品的代名词,导致贸易顺差激升、贸易摩擦大幅增加、流动性问题也难以得到根治。在生产要素价格远未市场化的条件下,有些人主张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手段来调节贸易失衡问题,确实有点本末倒置,而且有违购买力平价理论及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前提条件。由于生产要素价格的合理化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在通胀情况下推进的步骤不可能过于急促,因此我们认为,2008年中国的出口仍会因生产成本低而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全球产业转移是出口持续增长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政局稳定、市场庞大、熟练劳动力的供给比较充足,加上生产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外资税负比较轻,因此外商投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发展比较迅猛,全球制造业向中国梯度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出口的比重已分别达到59%和53%)。这一轮规模宏大的产业转移,迄今仍未看到转向或放缓的任何痕迹,反而其转移的总体规模在本世纪已经因产业范围从劳动密集型大量扩散至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及高科技产业而有明显扩大的趋势。2007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将超过6700亿美元,高科技产品出口也将达到3600亿美元,以至西方国家的舆论都惊呼中国制造业已越来越有竞争力,其产品正在向价值链上端发展。实际上,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虽然有科技进步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相关产品加速向中国转移的结果。据发改委外经所的调查报告,目前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有97%是外资生产的,而且涉及中国的贸易大部分都属于跨国公司之间及内部的贸易往来,放在中国的环节基本上只是{zh1}一道加工或装配工序。有关调查还表明,93%的中资企业一般都不搞自主创新,国有企业高科技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目前也处于逆差状态。以上情况既可说明中国外贸占全球的比重迅速上升至8%、贸易依存度高达72%的原因,又可揭示外贸顺差和流动性的主要根源。由于加工贸易的权重比较高,新一轮产业转移目前正方兴未艾,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总体的出口规模在2008年仍会呈现比较快的增长势头。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中国的出口结构是以全球产业转移及加工贸易为背景的,而日本、德国在上世纪60-80年代的贸易崛起是以民族工业成长为背景的,这就决定了中国贸易顺差的规模将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要惊人得多。

      {zh1},中国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包括三农、住房和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的彻底解决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相应地,储蓄率偏高、消费增长低于投资和出口、整体供求关系产生溢出效应的局面一时也难以得到扭转。这种局面会推动外贸出口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非货币因素入手

      除非国家采取激进的、综合性的调控手段,否则,2008年中国贸易顺差的规模将进一步攀升至3200亿美元以上。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从好的方面说,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就业。但是,贸易顺差规模过大也是升值预期强烈、流动性过于充裕的根源。而且,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贸格局,既不利于民族品牌的发展壮大,又进一步推高了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招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急剧增加(2006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占全球的比重已高达37%)。要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必须先解决进出口贸易严重失衡的问题。为此,我们应当做到:{dy},在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适度调节人民币汇率的同时,更加重视生产要素价格的合理化改革。第二,在稳步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增加企业本来就应当承受的成本的同时,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及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比如补助低收入人士、增加对粮食生产及养殖业的直接补贴等),推动企业建立正常的加薪机制,以有效减缓通货膨胀的压力。第三,在坚持对外开放、提高外资质量的同时,更加重视自主创新,更加着力地扶持民族品牌及中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壮大,以逐步改变对外贸易过于依赖加工贸易的局面。第四,在继续与欧盟国家及美国政府对话、协调的同时,更加重视做欧美企业和民间团体的沟通、解释工作。因为欧美企业和广大消费者才是全球产业转移和中国廉价商品的{zd0}受益者。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利用财政收入形势很好的局面,加快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医疗和住房保障问题的步伐,更加积极地保护广大农民工的权益,以有效提升中下阶层的消费能力,促使进出口贸易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趋于平衡。

      (本文作者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