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这又是一个令人心酸的年代。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官僚主义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后来被统称为‘五风’加以批判)”从中州大地兴起,很快肆虐全国,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随之而来的“大锅饭”,又致使全国出现了以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又因为刚刚“反了右派”,又在广大城乡“揪出了”众多的对“社会不满的坏份子”,将其列入“敌我矛盾”,所以人们只能忍受苦难......本文讲述的是本人的亲身经历,绝没有任何虚假成分。如果不是经历过过去的苦难岁月,又如何能体会到今日幸福生活的甘甜??
1958年的暑假,我们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56克稻谷
1958年暑假,同学们各自回家,我与我三姐一起渡过了我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十分漫长的、饥饿而痛苦地暑假生活。
我的家乡白亭乡在公社化后,变为白亭大队,归滔河人民公社管辖,原先的滔河区改为滔河乡,“乡社合一”,滔河乡又称滔河人民公社。我家属白亭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是那位硬把我家划成“地主成份”的袁大汉,副队长是他的本家兄弟,名叫袁秀平。
由于 “浮夸风”、“放卫星”(参看前文),按照生产队长们虚报的产量,这年麦子收获后,社员们连一顿白面稀饭也未喝上,就全部作为公粮上缴了。此时,距离秋作物收获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而社员们已无任何口粮了,于是,生产大队仓库里存放的一点稻种就成了我们的救命粮。从7月初开始,社员们由刚“吃大伙”时的每天一斤杂粮改为每天16两秤的(即16两一斤,当时未实行10两制)一两八钱稻谷(合56克)。这连一只鸡也喂不饱的稻谷,却要分成三份,作为我们一日三顿饭的口粮,但在经过层层盘剥之后(队干部、炊食员),吃到社员口里,恐怕{yt}连一小两(31克)也没有。因为带壳的稻谷是无法食用的,生产队食堂把它磨成粗粉,下到锅里,再放上一点青红薯叶,放上一点盐,就是一顿饭。
开饭的钟声响了,社员们每家端上一个大瓦盆,排着长队到食堂打饭,炊食员按每家人口计算,每人一“马瓢”(约合三碗),把这清水汤放进瓦盆。人们一个个从锅台边走过,每个打饭的社员都把双眼瞪的直直的,他们望着那肥胖的炊食员,希望他(她)们能“一瓢水端平”,更希望他(她)们能在盛往自己的马瓢中能多出几片薯叶。但是看着那表情淡薄的炊事员,和站在一旁监视社员的那位脑满肠肥的生产队长,人们的眼神淡然了。这位袁大汉队长,还有他的本家兄弟袁秀平,像两只恶狼,又活像两位凶神,正恶狠狠地瞪视着这些讨饭者的人群……。
一日三餐,就是这几碗只漂着几片粗稻壳和薯叶的清水汤。人们想挖点野菜充饥是不可能的,因为每家的铁锅和菜刀早被没收了,那一只只小灶台早已被砸了,队长们每天都要四处察看,看哪个地方有没有炊烟升起,如果发现有人又用小锅做饭,那是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或“坏份子”的。此时的人们一个个瘦的皮包骨头,却还要在生产队长的呵斥下干农活,因为如果你不去干活,这天就不让你喝清水汤了。
中国农民的忍耐和吃苦精神,的确是世界上{dywe}的。在短短几年经历的各种“运动”,使人们深深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他们宁愿饿死在家也不出去讨饭,因为一来是各地严禁讨饭,二来是他们认为跑到那里都一样,全国都吃“大锅饭”了,谁会把自己那“一马瓢”清水汤均给自己?
此时,“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右”们的生活待遇拉平了,只是“贫下中农”们在生产队长不在的时候可以悄悄地发一点牢骚,而“五类份子”家的人更是不敢“乱说乱动”了,否则,一有人告密,不仅挨斗,而且连这样的清水汤也喝不成了。
人们在默默地忍受着饥饿的煎熬,人们在渡日如年中企盼秋收的到来。那些年纪大的甚至一些年龄不算大的人开始浮肿,他们就像蚕儿吐丝前屙尽了肚里的屎一样,全身发黄,在那肿胀的两腿的皮肤上,裂出了无数的犹如干涸淤泥上出现的不见边际的裂纹,而皮下的水分越聚越多,皮肤也越来越薄,皮肤再也支撑不住了,于是这些黄色的液体从皮肤的裂缝中淌出,从双腿的各个部位流向脚面,在地下汇聚成一滩臭不可闻的水坑。黄水流尽了,人也就死去了……。
在这两个月中,姐姐每天仍要干三晌农活,而我必须完成60斤青草的任务。在割草时我尽量多挖一些茅草根,那甜甜的草根似乎是我的救命仙草,每次割草回来,我总不忘给我这相依为命的苦姐姐一大把草根。
开学了,我又回到学校。学生每月供应32斤口粮,虽然仍是以玉米面稀饭和红薯面馍充饥,但与在家相比,已经是好到天顶上了。而我的姐姐,仍是按十六两一斤的老秤,每天供应一两八钱稻谷的标准生活,直到红薯下来的时候。这年秋稻虽然长的不错,但社员们仍是连一顿大米稀饭也未喝上,就全部按“{zd1}的公粮标准”上缴了,社员们幸好还有红薯、玉米、和小米之类的杂粮,但口粮标准由此时起,每月只有15斤,这每天半斤的粮食定量一直维持到1962年,而“大锅饭”一直吃到1961年底。当社员们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岁月,农村里的生产队队长、仓库保管、生产队会计和食堂伙食长及炊食员,还有他们的家人,是一群骑在社员头上的特权阶层。他(她)们一个个大腹便便,如发现有人说他们的坏话,即使你是贫下中农,也会立即给你戴上一只“坏分子”帽子,让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此时,家乡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讲的是一位母亲,轻轻拍着她那只有两、三岁孩子的头,对孩子寄托着这样的美好希望:
“娃啊娃,你快长,
长大当个伙食长,
人家吃半斤,
咱吃16两,
人家吃不上半滴油,
咱烙的油饼喷喷香。
娃啊娃,你快长,
长大当个大队长,
别人吃不饱,
咱不受饥荒。
别人光屁股,
咱穿新衣裳。
此时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
端上碗,照像馆,
红薯叶子漂几片,
还未尿上两泡尿,
肚里东西全完完。
这是当年人们对吃“大锅饭”时的生动描述。
在那“吃大锅饭”的年代,人们最痛恨的是那些生产队的队长,最羡慕的是生产队的会计、保管、管伙的。而炊事员,又是直接“管勺子”的,他(她)想让你多吃几片菜叶,多“捞点稠”的,是他(或她)掌握着的,所以每当他们为社员们打饭时,人们的两只眼睛都直勾勾的瞅着他们掂勺子的手。人们知道,炊事员,特别是那个“掌勺”的权力{zd0}。如果是清水汤,炊事员向着你了,他(她)会将盛饭的马瓢轻轻的在锅上面给你多捞一些飘在上面的红薯叶;如果这锅里是稀饭,要是向着你了,他(她)会把马瓢轻轻的从锅底给你多捞点面疙瘩; 如果他(她)不向你了,他不会把“一瓢水端平”的,他(她)只要让手里的马瓢稍微用劲一糊搅,菜叶都飘到一边了,你就只有喝清水汤的份了。尽管如此,你只能干生气,也只能在私下里骂骂他,因为这些能够“掌勺子把”的人,都是队长的亲属或“红人”,所以,在那吃大锅饭的年代,女孩子的择偶对象,{sx}就是炊事员家,而谁要是娶了一位炊事员家的女儿,那无疑是被招上了“驸马”,这不仅让他们在打饭时享受到“优厚待遇”,而且还会享受到炊事员亲家们偷回去的食品,全家人都不会挨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