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的

 

近年来，民众对中共政治改革的期望及政改的踯躅不前使得他们逐渐失去了耐心，中国社会越来越逐步暴力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代表中国政府于今年两会所做的工作报告，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给外界重启政治改革的信号。

 

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要求必须启动政治改革

之所以说重启，是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中共曾经试图进行政治改革，并作了某种程度的舆论、思想和组织准备。当年xxx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动员。这篇讲话迄今为止还是中共最重要的政治改革的指导文献。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因素，有组织的政改停下来了。但这并不是说中共此后就没有进行细节和技术上的甚至局部的政治体制的改革。

从那时起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及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社会发生了xxxx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逐步形成了一个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社会有产阶层；二是不论贫富，几乎所有的人，其权利意识都比过去大大增强；三是社会日益多元化，形成了不同利益和不同主张的群体，但不同利益群体的交集和共识越来越少，社会的分化越来越严峻；四是社会进步严重受制于政治结构，两者的背离程度越来越大。

对于中国社会发生的上述变化，尽管政府一直在努力调整自己的施政行为，创造一些形式以适应这种变化，但基本局限于行政体制的修修补补，在政治结构、政治参与和政治开放上，变化不大，甚至在某些时候还有所收紧。总的来说，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的需求。后者要求自己能够当家做主，有从事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自由，但政府及其官员还习惯于用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来衡量和代替民众，替民做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和发展时，政治体制应该适时进行相应改革。以xxx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共当然清楚xxx主义的这个基本常识。但现实却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对社会的变化高度不敏感、不自觉。出现此种情况，原因在于，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权力规范和结构，它一经形成，就具有历史的惰性，较之其他社会制度更具稳定性。政治制度的此种历史惰性，一方面是由掌握政权的精英阶层的独占地位和利益决定的，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希望维护现有秩序，不愿承担风险，即使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投入）远小于预期的改革收益（产出）。中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尤其明显，长达30年的渐进改革在避免激进改革给社会带来动荡和破坏的同时，也使得在改革中生成的既得利益逐渐刚性化和结构化，他们已由改革初期的促进者变成现在的阻扰者。另一方面，政治改革工程浩大、深刻复杂，往往缺乏足够的动力支持。如果找不到一个好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想改革也无从下手。

但不管怎样，长期漠视民众的权利和政改要求，会积累起越来越大的社会矛盾和风险，它不仅使得高层和学界一直强调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迟迟不能实现，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也会使得腐败变得更加不可救药；另外，弱势群体因无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可能会铤而走险，诉诸于激进手段进行利益分配，从而使社会出现失序化和暴力化。最终这些矛盾和风险都会传递和反馈给执政党。

不同于传统革命的暴力夺权，现代社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是权利本位上的人民授权。中共的领导地位无疑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所决定的，但暴力夺权隐含的合法性之承认在现代社会失去了理念的正当性支持。目前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但若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将会动摇这一基础。所以，为着长期执政计，中共和中国政府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启动政治改革，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授权的基础上。

 

政治改革的目标和路线图

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虽然也存在分歧，是个问题，但对中共来说，更重要的问题其实是政改的目标模式以及在这一目标下的路径选择。中共至今的政改步伐迈得不大，可能主要与此有关。

政治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政治体系的各个方面和人们的切实利益，甚至攸关身家性命，包含着相当广泛的内容，因此，在具体实施时，的确必须慎重。

在讨论和设计中国政改的目标模式和路径选择问题时，我认为要考虑两点。一是目标模式的层次不能太低，太低体现不出政府的诚意，会让民众有一种受骗上当感；二是也不能脱离当前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实际，制定一个不易实现的目标，目标太高，实现不了，容易引起社会冲突。

按照上述两点要求，我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是政治民主化，实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事实上，市场经济的政治逻辑是宪政治国、有限政府，它要求对市场中的个体产权和民主权利进行{zd0}限度的尊重和保障。所以，要使政治民主在中国成为现实，必须依照现代民主和法治的要求，建立起配置合理的权力架构和治理结构。这是关键。

在目标确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着手推进。我认为，应该从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出发，从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的关键问题出发，去寻找政治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政改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并非只有一个。就政改的复杂性而言，任何单一的突破口成效可能都有限，必须从多方面同时或先后推进，形成一个政治改革的具体实施路径。

首先，改革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执政方式，推进党内民主。某种程度说，政治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党自身的改革。党的改革的方向和内容是党内民主，即由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或许是中国在现实约束条件下实现民主化的{zh0}方式。它包括，进一步提升党的代表大会的xx，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由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并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引入竞争机制，在全党尤其是基层党组织推行竞选制度；党员有就党内事务自由表达的权利，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纲领，在辩论阶段可以公开质疑。

其次，扩大代表的直选范围和层级，强化人大的作用。民主最重要的是选举权，直选范围的大小是衡量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就必须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扩大直接选举，坚持差额选举，适当采用竞选制。{dy}步，可就市级人大代表和县级政府领导通过直选和差额选举产生，成熟后，推广和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和省长由直选和差额选举产生。由人大代表组成的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是国家和地方的{zg}权力机关，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zg}的法源地位，因此，必须加强人大的作用，各级官员只有经人大任命才能行使权力，政府的重大事项必须向人大报告，经由人大批准才能发布和实施。强化人大作用还要改造人大常委会尤其是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组成，增加代表性。中国的立法其实是由人大常委会各专门委员会具体负责操作的，因而其委员组成是否具有代表性将影响立法的质量和公正。

第三，实行政务公开，建立预算民主。公开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没有公开就不可能有民主。只有当民众充分了解国家事务后，才能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在政治公开中，当前要重点实行预算公开，建立预算民主。因为预算关系到政府收支，而政府的一切行政，必须有钱才能运转，如果能让民众约束政府的支出行为，进而约束政府的政策选择及其他行为，那就能真正做到有效地制约和监督政府。从这个角度说，在对政府行为的各种监督中，政府预算是最重要的监督。例如，在民主国家，议会对政府的制约主要是控制预算。这就要求，预算过程必须公开和透明，除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全部预算要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公开，并接受人大的审查。

第四，大力发展民间组织，扩大工会的独立性，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是利益多样性和利益独立性，政府并不能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所以需要发展各种非政府组织来代表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并表达其主张。他们之间的博弈和妥协形成社会各阶层和群体都能接受的均衡利益。这其实就是公民社会的形成。而要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前提是开放公民的结社权。公民只有实质拥有结社的权利，才能自由地组织社团而不受政府干预。当务之急是扩大工会的独立性，使它真正成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工人的组织，更好地维护工人的利益。

第五，民众和舆论有自由批评政府的权利。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其基本人权之一，也是政治民主化的一项基本内容。公民不单有权自由地表达其政治见解，更可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政治过程提出批评。各级官员不得滥用政府公权力和所谓名誉权、隐私权等限制和打压这种自由批评之权利。只有言论和批评自由，才能更好地监督政府及其官员。

第六，建立真正的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杜绝官员腐败。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尽可能减少官员的腐败。从民主国家的实践来看，财产申报制被证明为一种有效的反腐“利器”。因为如果一个官员通过种种手段后仍不能把权力变现，或者变现的代价太大，那么他追逐权力进而进行权钱交易的动力就可能大大减弱，也就可能更有意愿接受无论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对自己的监督和制衡。由此看，财产申报制实际上还能起到促进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催化剂作用。中国要减少腐败，也必须在公职人员中实行普遍、公开的财产申报制。

{zh1}，司法要{zd0}限度地保持独立。民主作为一种权利构架和生活方式，有赖于法律的保障，民主权利也需要依法来实现。所以，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政府的权力运行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公民个人也须依法行使民主权利。这乃是法治的过程，从而也就意味着司法必须保持{zd0}程度的独立。作为人们权利救济和社会正义的{zh1}保障，司法如果不独立，就无法发挥其监督功能，无力控制市场经济下党和政府内的权力外溢与寻租活动，也不能保障民众的权利不受侵害。司法独立目前可以从审判开始。

上述七个方面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它形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路线图。这个路线图的主线，就是扩大民主，增强民权，xx民力，惠及民生。{zh1}，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推进政改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单方面垄断政改的解释权，而是须将自上而下的设计与自下而上的探索结合起来，发挥民众的积极性，扩大民众对政改的参与。只有如此，方能保证政治改革的公开性和民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