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州对外开放过程中的消费文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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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探求
【 作 者 】蒋建国
【 年 份 】2003/05
【分 类 号】F129
【原刊期号】2003/05
【作者简介】蒋建国（1970—），男，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博士生，广州行政学院xxx主义研究室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史和消费文化。
【摘 要 题】消费文化史是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清代广州作为西方文化和消费品输入中国的桥头堡，是清代城市消费文化史研究的一个范本。本文从对外贸易、中西关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角度审视清代广州的消费文化，考察清代广州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消费文化的历史变迁，认为它是在西洋人、西洋货和西洋文明与广州的商业文化结合中逐步生成的，并带有强烈的开放性、世俗性、享乐性、时尚性和实用性。这对研究清代广州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市文化特征，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 正 文 】
消费文化（Consumer Culture）又称商业文化，既是经济消费者的行为方式，又是经济生产和社会结果的重要交接口，也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重要表现形式。 [1]（P117）从总体上说，消费文化可以分为三大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生态文化。[2]（P20）由于消费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显著的作用，近20年来人们对消费文化的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研究的边缘进入到中心，受到来自不同学科、不同理论派别的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的消费文化研究自八十年代后期兴起以来，在很大程度上偏向对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引入，进而对市场经济社会的消费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文化观察。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忽视了消费文化的历史源流和社会变迁过程，对消费文化史没有给予应有重视，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为少见。本文选取清代广州作为研究对象，从对外开放与文化演进的角度研究历史上的消费现象，考察清代广州物质和精神消费文化的特点和影响，以求教于国内相关领域的学者。
一
广州古称番禺，早在秦汉时期已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城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中记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这一时期，番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都会了，对外贸易给古代番禺人特别是封建贵族的消费生活带来了较多影响，例如，在考古发现的西汉南越王墓中，有苏门答腊的乳香，以及产于国外的玻璃片、象牙等，证明古代贵族对外来的消费品是较为重视的。二千多年以来，广州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始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和中外文化的交汇之地。而清代实行的海禁政策，允许广州一口通商，造成广州对外贸易的空前繁荣。同时，随着广州国际交往的增多，西方文化和消费方式对广州人的生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从而使清代广州人的消费文化具有鲜明的融合中西文化的特征。
清初，清政府对广东实行海禁和迁界政策后，广东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摧残，但在广州进行的朝贡贸易和广东地方官僚进行走私活动仍然较为活跃。广州是东南亚和西方各国进行朝贡贸易的主要港口，清王朝虽然对外实行闭关锁国，但是对国外的奇珍异宝充满向往，外国使臣进贡的贡品是王室成员进行xx消费的主要象征。康熙二年（1663年）荷兰入贡，“经礼部议准后，是年始由广东入贡，刀剑八，皆可屈伸；马四，凤膺鹤胫，迅速异常。”[3]（P16）同年，“暹罗贡龙涎香一斤、象牙三百斤、西洋闪缎六匹、胡椒三百斤、腾黄三百斤、豆蔻三百斤、苏木三千斤、速香三百斤、乌木三百斤、大枫子三百斤、金银香三百斤”[4]（P3088）对于此类珍奇贡品，{zg}统治者当然赏爱有加。暹罗贡使回广州时，地方官员设宴的标准是白银十七两五钱，而对贡使的赏物以及随员的费用开支也十分铺张。
消费文化源于商业文化，考察清代广州消费文化史，应该着重从广州对外贸易和商业方面去追寻其历史源流。广州的商业，“虽寻恒货殖与蕃商水火无交者，亦因市舶之丰歉为赢缩。”[5]（P128）商业文化的繁荣始终与广州的对外贸易联接在一起。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后，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立广州、江苏松江、浙江宁波、福建泉州等对外贸易港口。在开关之初，广州的商业并非特别繁华。法国传教士马诺瑟（de Premare）在1699年观察到的广州城市的商业风貌是：“在市内很少见女性，游荡于闹市者大都是贫苦农民，个个手提肩挑货物，因为这里根本无法用车辆运载那些出售和采购的物品，只得以双肩代车。……如果街上仅仅有房屋，那整个街道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呢？那里没有任何窗户，大部分都呈作坊状，相当简陋，经常是仅用竹栅栏作门。”[6]（P136）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粤海关成为{wy}的通商口岸，之后的八十余年，广州成为全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中心和对外开放的窗口，一口通商造成了广州商业的畸形繁荣。当时曾有人赋诗云：“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7]
十三行即洋货行，是清代垄断贸易的结果。范端昂描述广东市场商货流通情况时说：“其出于九郡者曰广货，出于琼州者日琼货，出于西南诸番者曰洋货，分列十三行中。”[8]（P241）十三行是当时中国中外商品最集中的地方，商业贸易造就了伍浩官、潘启官等拥有千万以上家资的富商巨贾，同时使广州的消费品市场空前繁荣。除了亚洲各国外，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西班牙、英国、美国、荷兰、瑞典、法国丹麦等都在广州做生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工业品和主要的农副产品，都可以在十三行的贸易中见到。而钟表、人参、毛呢、羽纱等xx消费品，成为官府和富商炫耀性消费的追逐对象。西方人在广州的活动日益增多，仅以十三行地带的外国人为例，1843年为200人左右，1845年增加到250人，1850年达到362人。[9]（P17）外国侨民在广州的衣食住行对广州人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外国人对广州生活和消费状况描绘得最为全面而生动的是英国人威廉·C·亨特，他是当时广州懂得中文的几个外国侨民之一。其所著的《广州“番鬼”录》和《旧中国杂记》，对广州人的生活状况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他在广州生活近二十年，作为一名外商，与广州的行商有深入而广泛的接触。亨特描述了行商生活的各个方面，行商建造的商馆布置豪华，“xx堂的尖顶上装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大时钟，这是广州{wy}的时钟，每个人都按它来对自己的表，登上宽大的石级，通过长廊，走过图书室，才进了客厅，等到主人的宾客到齐，巨大的双扇门被打开，我们走进辉煌的宴客厅。这里我看到的是金碧辉煌、群情欢腾、满桌奇珍的场面。”[10]（P23-24）在19世纪初，广州的行商对西方的社会有了初步的了解，在商馆的建设方面，已经考虑到西方人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但一般广州人对西方人的饮食习惯仍然感到不可理解。在1831年亨特的记录中，一位广州人对“番鬼”的饮食习惯大加讽喻，他描述说：“他们坐在餐桌旁，吞食着一种流质，按他们的番话叫做苏披。接着大嚼鱼肉，这些鱼肉也是生吃的，生得几乎跟活鱼一样。然后，桌子的各个角都放着一盘盘烧得半生不熟的肉。……这些“番鬼”的脾气凶残是因为他们吃这种粗鄙原始的食物。他们的境况多么悲惨，而他们还假装不喜欢我们的食物呢，想想一个人如果鱼翅都不觉得美味，他的口味有多么粗俗。”[11]（P42）这种在十九世纪初对西方消费文化的误解，是值得注意的。它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一些广州人对西方消费方式的陌生，同时也说明中西消费文化特别是饮食文化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在物质文化较为发达的今天仍然存在。
但是，在行商与外商之间，随着贸易交往的增多，已经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关系。他们经常进行聚会，一些行商学会了广东英语，与各国商人进行交流，这种语言“巧妙地运用了听惯的外国音调，成功地弥补他自己语言的不足，并按照他的单音节的表达方式，同时使用最简单的中国话来表达他们的意思。”[10]（P44）这种广东英语成为许多重大的生意和极为重要的事情的交际媒介。在广州商馆附近还出售一本《鬼话》的小册子，用形象生动的画面和丰富的想象力，巧妙地解释外文的意思，从而使当时一些下层的仆人、苦力和店铺主能够掌握较为简单的广东英语，与外国人打交道。这些能够粗通英语掌握一定交流技巧的广东人，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外贸易中，充当重要的中间交易商的角色。据统计，在十九世纪各口岸洋行的买办中，绝大部分来自广东特别是广州地区，如宝顺、琼记洋行的买办全部来自广州。[12]（P164-165）买办善于与洋人打交道，说洋话，穿洋服，吃洋餐，对西方消费方式日渐熟悉，并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西方消费文化。
二
作为世界xx的对外贸易中心，广州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商业城市，被当时的西方人称之为“东方的巴黎”。广州市中心的濠畔一带，商品琳琅满目，建筑豪华，成为富商纸醉金迷之地。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描述说：“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城市商业的繁荣，为富豪的xx生活提供了发挥的空间，琥珀、皮货、西药、钟表、毛织品、洋红等西方珍贵的消费品成为富有阶层炫耀性消费追逐的对象。位置消费理论认为：“炫耀性消费是以显示人们相对支付能力为目的的那种消费。”炫耀性消费主要是满足心理的、精神的，更准确地是为了满足虚荣心的要求，而不是满足生理的要求，生理要求的消费有其有限性，因为生理的满足是其极限，这极限也容易达到。用于显示相对支付能力的炫耀性消费却没有极限，因为这是一种相对名次（ranking）的消费。[13]（P33）这种炫耀性消费在当时的十三行行商当中表现尤为明显，xx行商潘启官（根据章文钦的校注，指的是潘仕成）的乡间别墅，“大门是用通罗抽木做的，房屋的布局令人想起庞培（PomPeii）的房子，地板是大理石的，房子里也装饰着大理石的圆柱，或是镶嵌着珍珠母、金银和宝石的檀木圆柱。极高大的镜子和名贵的木料做的家具漆着日本的油漆，天鹅绒或丝质的地毯装点着一个个房间。”这位行商“拥有上亿法郎的财产，50个妻子和八十名童仆，”“每年花在这处房产的花费达300万法郎。”[11]（P94）在亨特的描述中，这位富商的消费中，已经带有中西合壁的特点，日本的油漆、暹罗的柚木和西方的丝绒品在他的花园里巧妙地运用在一起。外国的昂贵消费品对他而言具有身份的象征，起着炫耀财富的作用。在当时，即使是富裕的清朝王室成员，也未必能够拥有如此洋气的住宅。
乾嘉年间十三行的总商潘有度多次接待外商，与他们品茶赏园，纵谈西洋近事。他对西方用品较为喜爱，收藏了当时{zj0}的世界地图和航海图，以及“千里镜”等珍贵物品，其学识和眼界超过当时的一般商人。他写下的《西洋杂咏》二十首，对十九世纪的西方文明，作出了自己的主观评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诗是对西方消费品和消费文化的总体认识。如招待洋人所写的诗：“客来亲手酌葡萄，响彻琉璃兴倍豪。寒夜偎炉倾冷酒，不知门外雪花高。”（潘有度：《西洋杂咏》第二首）”[14]（P74）在这里，他对西方人喜欢喝葡萄酒，且喜饮冷酒的生活习惯是较为尊重和熟悉的，可见其与外商交往之深。他对望远镜的描述更是独到：“万顷琉璃玉宇宽，镜澄千里幻中看，朦胧夜半炊烟起，可是广寒人家住。”（潘有度《西洋杂咏》第十二首）[14]（P75）这些夸张而生动的描述表达了他对千里镜功效的认识，也体现了他对拥有这种当时中国社会极为少见和xx消费品的优越感。正如鲍德里亚所言：“这是一种决定消费的神奇思想，是一种决定日常生活的奇迹心态，是一种原始人的心态。这种心态是建立在对思想具有xx威力的信仰之上的：这里所信仰的，是标志的xx威力。富裕、富有其实只是幸福的符号的积累。”[15]（P9）这种昂贵的西洋货，大多来自夷商的馈赠，“已经从商品状态中分离出来。礼品和遗产，从其加强人际关系的象征功能、激发接受者的记忆来看，对它们的接受也许就是非商品化的，其价格毋庸标明。”[16]（P23-24）这种物品的拥有和赏玩，是声望、身份和财富的象征，是在十九世纪初期广州富有行商区别于其他阶层的标志品，带有明显的符号化特征，是一种典型的“炫耀型”消费文化。
除了行商的xx消费之外，清代前期，广州商品市场的发达，反映了广州城市整体消费力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罗一星先生对清代前期岭南地区商品流通量的估计，岭南地区人均贸易额达到2.4两，远高于全国平均1两的水平。[17]（P75）广州是岭南地区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人均贸易额则大大超过岭南地区的平均水平。地区商品流通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其消费水平，而广州较高的消费水平带来了城市商业的高物价高利润和城市生活的繁荣景象。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到过广州的英国商人威廉洁·希克，对广州作过如下的描述：“当你到了这个城市后，发觉到它的景色是引人入胜而美丽如画，宏伟而新颖的建筑，经常使外人感到新奇，珠江上的船舶运行忙碌的情形，就像伦敦桥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上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里的帆船更为壮观了。”[18]（P75）商业的发达，为广州市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谋生手段，市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清末民初的民俗学家胡朴安记述一口通商后的广州“与粤省与外人通商最早，又最盛，地又殷富，故生活程度，冠于各省，而省城地方，则殆与欧美相仿佛，较上海倍之。”[19]（P370）以广州市场的瓷器销售为例：“瓷器全席二百七十件售价银十二两至七十五两，晨餐具一套二十件价银三两，上等茶具一百零一件价银十一两至十三两，次等茶具每套四十九件价银五至六两，都是成套出售的。”[20]（P456）这是广州瓷器商人为了满足国内外的需求，在广州大量投资办厂，使“广彩”这种原来基本上供应出口的商品，在1833年时已经成为广州一般市民消费的日常用品。
由于广州与西方各国交往频繁，西方的一些先进工艺技术也被引进到广州。特别是在钟表制造方面，在清代前期，广州的工匠能够仿造西方的自鸣钟，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大量形态各异的钟表，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广州工匠制造的，称之为“广钟”。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对广东人模仿西方名贵的鸟服作了如下描述：“鸟衣者，诸种鸟布所成，一曰天鹅绒。……粤人得其法，以土鹅管或以羊物，品既下，价亦因之，一曰琐袱，处于哈烈国，亦鸟毛所成，纹如纨绩，其大红者贵，然服之身重不便，粤人仿为之，以素纺绢而自起云，殊不逮也。”[21]（P427）另外广州艺人还能模仿西洋画和水彩画，一些纺织工人还能制袜子供给在广州的外国人穿。这种移植和模仿能力，使许多在广州通商初期的xx西洋消费品能够在流行一段时间后在当地大量的仿制，使广州市民在消费新奇商品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引导着消费潮流。
清代前期，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广州起了极为重要的桥梁作用。广州的国际知名度和它的开放度，是西清代前期西方传教士和其他人员作为{sx}的传教地的重要原因。传教士不仅传播宗教，在科技、在艺术、教育、文化等方面给广州市民的生活带来较大的影响。在医学方面，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孙将种牛痘的方法传入广州，当时前去种牛痘的小孩不少，在十二个月里，种痘的小孩约有数千，他写有《种痘奇方详悉》一书，还教会了他的广东徒弟海官。海官为人种痘，在三十年之间达到100万人。广州还开设了中国内地{dy}家影响较大的西式医院，1833年，德国传教士在广州开设了一间眼科诊所，1835年美国医生开设了一间眼科医院，开设的的{dy}年就珍治病人2152人次。[22]（P65）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对当时西医的收费和传统的中医进行比较，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对西方医学一般都保持着怀疑或者否定态度。但是，广州人比较快地接受了西方的高明医术，并积极传播这些先进的xx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当时广州人的医疗消费方式是务实的，愿意接受新鲜的医疗服务，只要对他们的身体带来好处就行，就是钦差大臣林则徐也在广州请外国医生看眼病，可见广州对西方的新事物是不抱成见的。
商业的发达，使广州能够在较快的时间引进和接受西方的文化艺术，给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生活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在xx战争爆发前，欧美许多画家如韦伯、斯波衣隆、威廉、华生等都由澳门到广州居住过，他们的绘画风格给当时的中国绘画带来了新的风格，西洋画开始成为广州富有人家的珍贵收藏品，成为上层人物精神文化消费的新时尚。西洋的音乐和乐器也经过传教士带到广州，风琴和铜管乐器是教堂音乐的主要乐器。西洋音乐受到一些地方官僚的喜爱，xx的捷克传教士严嘉乐于1716年9月14日来到广州，第二天就受到了总督的亲切接待，“两天之后（那是星期三，正好是季度斋戒日）他邀请我们赴午宴，席间他想听我弹奏羽管键琴。”[23]（P18）广州还诞生了中国境内{dy}份英文报纸《广州记事报》，创办了最早的教会学校，成立了最早的医学组织，较早地接受西方文化，使广州的消费文化在19世纪初期已经融合中西，时尚而又保持着岭南文化特色。
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也给广州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这种商业化的城市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畸形的消费，特别是xx的消费，给广州及全国其他地区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广州是xx贸易最早的地区，“1773年是英国商人把xx从加尔各答输入广州最早的{dy}年，xx的贩运听由私商经营了几年，但在178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行xx专卖，把这种贸易全部抓到手里，到1793年，广州的xx进口已达1070箱。”[24]（P97）到xx战争前，广州基本垄断了xx的进口贸易，关于广州的xx消费量，我们无法得到确切的数据。但根据经济学家严中平的估计，从1816年到1839年（除掉1834-1836年的数字）的十九年间，中国消费xx量为213899箱，合计白银188514393元。[25]（P23）而广州则是中国重要的xx消费城市，据英国公布的《1849年中国各口贸易报告》记载：“目前中国每年xx销售量约为五万箱。……其中以上海为中心的北方消费量占五分之二，以广州为主要市场的南方消费量占五分之三。”[26]（P33）而xx战争前广州是xx输入的{wy}口岸，广州的xx消费量比1846年估计的比重要高。这里，广州作为主要消费市场，起码可以证明广州的xx消费量是很大的。
在xx消费持续增长的同时，一些传统的进口消费品数量则大大下降，在总需求水平保持在一定水平的时候，xx的过度消费，形成一种畸形的消费现象。十九世纪初，广州城内出售xx及吸烟工具的店铺达六百家之多，可以说xx已成为许多市民的必备消费品。为适应吸烟者需求而产生的千奇百怪的烟枪、烟灯、匿烟物等烟具也应运而生，广州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广州灯”，其形较高大，有通体以玻璃制成者，透过灯体可窥油之深浅，因而成为吸食者的抢手货。[27]（P26）大量市民吸食xx，“实为耗损民财之大弊，亦风俗人心之大蠹”[28]（P123）林则徐在广州组织禁烟，对广州地区的吸烟现象深为担忧，他赋词道“双管横陈，何人对拥无眠。不知呼吸成何味，爱挑灯，夜永如年。最堪怜，是一丸泥，损万缗钱。”[29]（P6360）广州在清代盛行的xx消费习俗，对广州社会生活和整个近代文化造成了很深的负面影响。
三
1840年xx战争后，广州在对外通商的{jd1}优势逐渐失落，上海、香港两地迅速崛起，并逐步取代了广州的龙头位置。但是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仍然具有较强的优势。由于毗邻香港，近代资本主义的新事物、新观点传入香港后，很快便能够被广州人感知到，经过香港的“一传”，形成一条西学传入中国内地的重要渠道。[30]（P247）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很快传入广州，并很快被模仿流行和传播。近代广州仍然是传播西方文明，形成消费风尚，xx消费潮流的开放而具有生机的南方大都会。
由于广州通商较早，在接受西方消费文化方面沉淀较深，尽管广州的外侨人数在xx战争后大量减少。“1850年为362人，1859年为172人。”[31]（P389）但对广州市民消费文化方面的“西洋气派”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1859年年英国人呤唎在广州街头看到的情形是：“很多姑娘的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颏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我觉得广州姑娘的欧化癖是颇引人注目的。这些年轻的姑娘在结婚前，流着短短的刘海，给人的印象是介乎伦敦街头的宣教师和刚从禾堆里爬出来的人之间的光景。”[32]（P7）一个外国人的亲眼所见，最能说明当时广州人的生活方式受欧化影响之深刻，这在当时中国内地城市是无法想象的景观，连呤唎也对此赞不绝口，认为广州姑娘的头发xx漂亮，“她们后面的头发扎在一起，编成一条长辫子，这条长辫散开的时候，就像一匹黑色的谢特兰马的尾巴一样，”[32]（P7）呤唎的观察，反映了在清代嘉道年间广州消费风尚的客观情况。当时的广州，“人皆奢华，动用皆好体面，以至如今计算之，更有甚焉，比之以往更多十倍矣。”[33]（P290）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洋商品已经深入地影响广州的消费风尚。比如在八十年代，“你也可以看到常有几种葡萄干和外国糖果了。”[34]（P1096）洋货的输入不断增多，使一般市民也感到不再是新鲜奇异之物，但是对多数市民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洋货种类并不多，以比较迫切的日用品为主。而对广州的官吏和富人来说却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们买进扶手椅、沙发、弹簧床，形成一种“欣赏外国xx品”的倾向，他们买这些物品，“只是用于装饰，而不是为了实用。”[34]（P1097）xx的西洋商品仍然充当“消费调节器”的作用，“过去的稳定的身份系统受到来自商品数量与商品可获得性大量涌现的威胁的时候，它指示着什么样的群体能够消费什么样的商品，穿戴何种式样的服饰。”[16]（P24）商品的使用，是划分社会关系的重要尺度，在商业较发达的广州，xx消费品与物质消费的关联性不大，它往往代表一种符号体系，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标签。
精神文化消费则更多地体现了上层人物的消费区别度。在这一时期，广州社会生活的另一消费是宗教文化消费和教育文化消费。广州历来是西方传教士活动频繁的城市，西方宗教的影响可以从传教士主办的刊物中反映出来。“自1843年至1860年，传教士在广州共出版中文书籍、刊物42重种。其中28种为宗教宣传品，占总数的69％，另外13种为天文、地理、历史、医学等科学读物，占总数的31％。”[35]（P25）传教士对州近代的教育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新式学校如南华医学堂、真光女子学校、培道女学、培正书院、美华书院、格致书院等，教会学校传播了大量的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知识，对开启民智，推动广东近代化进程起了一定的作用。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知识的传入，大大改变了广州人文化消费的趋向。
在西式教育的影响下，广州更多的官办新式学堂和私人学堂。正如两广总督张树声在筹办广东实学堂的奏折中指出：“今日之西学，当使人人晓然于斯世需用之事，皆儒者当勉之学，不以学生步鄙夷不屑之意，不使庸流居通晓洋务之名，则人才之兴，庶有日也。”[30]（P266）传教士的努力，官方的推动，民间投资西式教育的热潮，大大改变了广州人的消费思想和消费模式。更多的商人和官僚认识到，比起购买地产和兴建豪华住宅，让子弟接受新式教育是改变家族命运的更好方式。并且给整个家族带来莫大的荣誉，特别是将子弟送往外国留学，更是当时广州社会生活一大新景观。1874年中国{dy}批留学生便是广州人容闳、黄宽、黄胜，1874年清政府派出的第三批30名幼童留学生中，广州府占了16名。[36]这些幼童年龄在11至14岁之间，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被选出国证实他们有一定的中西文基础。也反映在晚清广州社会对教育文化的重视，接受西式教育的消费支出已成为富裕家庭的一种时髦消费方式。
四
从1845年大英轮船公司在广州开设中国近代{dy}家工业企业开始，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广州先后出现外资、华资官办和商办的各种新式企业几十家。作为近代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广州的新式工业改变了城市的产业结构，也给城市消费结构和消费文化带来了巨变。“技术的发展，对于追求便利和舒适的人来说，不但可以大量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而且能够把过去不能生产的产品供应市场，从而扩大人们的消费总量。”[37]（P72）广州兴起的近代工业较早地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其中最早用于缫丝业，从而使机制丝成为出口商品的主体，大大改变了广州消费市场的商品结构。特别是洋米输入的增加，使更多人转入到工商业中来，进一步促进了社会总需求的扩大。总需求的增加又转而推动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使用机器的新兴工业的发展。二十世纪初的《广东商务调查》中称：广州之制造厂“凡用外国机器制造者曰袜、曰丝辫线、曰胶灰、曰玻璃，其出货俱称大宗，此外用机器制成之货尚络绎不绝。”机器制造产品的兴起，直接推动了广州商品的变革，有国外学者甚至把这种大规模的商业变化，称之为“商业革命”。[38]（P375）同时，工业化的进程使广州的近代金融业、交通业、建筑业业走向近代化，新式保险公司、银行、百货公司以及西式宾馆、酒楼等新兴行业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广州人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带来一次较为深刻的消费文化革命。
19世纪末，商业的发展首先体现在近代百货业的兴起。百货商店改变了传统的消费方式，原来的小杂货店经营品种单调，资金有限，也很难经营昂贵的洋货。随着西方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洋货的品种增多，价格下降，本地工业品参与洋货的竞争，使广州的消费品市场非常丰富。早在1880年，出现了均安、广丰、应发等商号，专门经营洋货灯色，当时煤油灯已经成婚姻嫁娶的必备之物，销路甚广。1903年有名的尤蒲记商号经营土洋商品达到230种，1907年广州{dy}家以公司形式出现的光商公司开业，1910年真光公司开业。百货业的兴起，使一般市民能够较为方便地购买各种日用商品。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广州的百姓，“日常所用的器物中，比北方人民更多地使用外国产品，椅子、火油灯等到处可见，士人住家的窗户也都模仿外国样式，城内卖西洋钟表的店铺就有数家。[39]（P167）如果说十八世纪洋货作为上层人士的xx品的话，到了十九世纪末，日用洋货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庭，洋货的广泛使用，改变了人们对土货的态度。在一般市民看来，商品的使用价值显得更为重要，传统的本地产品如果在价格、性能和功效方面差于洋货，就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如土布的消费，在十八世纪，它是市民穿着的主要原料，但是到了清末，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土布“在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前，仅次于茶叶和生丝居第三位，但是开关后的四十年内，中国消费洋货之{zd0}宗，首推xx，其次位棉织制品，以发展趋势论，则以棉制品，特别是棉纱的增加最为神速。……棉花地位之高，乃当时广东手纺业尚未衰落之故，二十余年后棉花的地位便被棉制品所取代。……棉制品则因中国手工业之衰落而进展神速。”[40]（P8）事实上，清末广州市民对棉布的消费增长，使土布失去了传统的市场份额，是导致广州、佛山等地的纺织业破产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由此观察到当时广州市场并没有对棉布的消费限制，而是民众的消费需求决定了市场的取舍。
在重视实用的消费方面，广州人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但这并不影响广州人消费文化方面的求新求异。广州人较早使用火柴，随着1865年巧明火柴厂和文明阁火柴局等新式火柴企业的创办，广州市民能够在十九世纪末消费到相对便宜的火柴。又如摄影技术，它在1846年传入广州，当时就有了以照相为生计的人。清末，广州人穿西服的人越来越多，广州沙面一带出现了本土的西服店，随着经济的发展，单车、雨伞也被市民所接受。最值得一提的是1888年广州街头开始用上电灯，这距爱迪xx明电灯仅仅9年，张之洞首先在总督衙门安装了一百盏电灯，张之洞认为“电灯除了照明外，另一优点即可减少火灾。”[41]（P1019）并鼓励华侨资本家黄秉常在广州设立电灯公司，到1890年广州四十条街道店铺和公共场所已经使用着七百盏电灯。“广州人很懂得电灯的好处：电灯便宜，在窄狭的街道上牵电线的困难已经克服。……电灯每月收费，十六支光灯一元流角，十支光灯一元，如用电表，每安培时一分半”[41]（P1019）广州人在使用电灯方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在消费文化观方面的务实求新的特色。
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商业的发达，使广州的消费文化中融入了更多的“洋气”。绅士阶层对西方消费生活方式已经较为熟悉，在1871年12月24日，美国人N．S.D受到广州绅士张晋皖（译音，Chang Ching Wan）的邀请，参加其家庭宴会，除了“很多小餐桌上变戏法似的摆满了食品”桌子上“摆放着刀、叉和汤勺”，“还有一盘码得尖尖的水果，当地人称之为“西伯利亚螃蟹”。[42]（P44-45）可见主人对外国人的消费习惯是了如指掌的。而清末的广州酒楼，将喝洋酒作为款待客人的{zg}礼遇。胡朴安描述广东的酒楼，“可谓冠绝天下，其建筑之华美，陈设之幽雅，器具之精良，装演之精致，一入其中，辉煌夺目。……菜以鱼翅为主要之品，其价每碗十元至五十元；十元以下，不能请贵客也。……至于平常之菜，大约八至十元，亦颇冠冕矣。……若军政两界及巨商富绅之宴会，则多用洋酒，其价更昂。”[19]（P371）酒楼是广州高消费的一个缩影，广州的物质消费文化之繁盛，由此可见一斑。
清末对外开放使广州人的精神文化消费有较大的提升，广州的刻书业较为发达，仅仅次于北京、苏州而居第三位，在旧城区一带形成了在全国较有影响的文化街。仅西湖街就有书坊21个。清末广州学风大盛，对学术典籍、诗文集、工具书的需求大增，使得广州城内的文化气息更为浓厚，文化市场的兴起，使广州市民能够在文化消费方面走在全国的前例，有力地推动了清末民初广州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
“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16]（P165）清末广州百货商店、酒楼、大众娱乐以及闲暇消费的发展，使广州消费文化的发展迹象，区别于中国一般封建城市的沉闷特征，受中国传统中的崇俭观的影响较少，而带有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消费特征。这与清代广州的对外开放有直接的关联，高度的商业文化使广州的消费文化具有强烈的开放性、世俗性、享乐性、时尚性和实用性。它绵延二百年，其历史积淀之悠久和文化特征之鲜明，在清代城市发展史上，是xxxx的，也是研究清代城市消费文化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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