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西希望之路福
策 划: 郑红伟 李旺泽
统 稿:
燕胜三 郭芳全 撰 文:郭芳全
郭晓鹏 杨学文
费孝通七下定西“挖穷根”
编者按: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党和{gjldr}多次视察定西。可以说,定西的发展,见证了共和国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农村所取得的瞩目成就。定西八十年代以前以“苦”出名,九十年代以“干”出名,进入新世纪后以“变”出名,时代烙印深刻,时代特征突出,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凝聚着党和国家对人民的倾情和关爱。
值得一提的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的这20多年里,作为我国xx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一生“志在富民”的费孝通老先生,便与这“苦瘠甲天下”的定西结下了不解之缘,20年当中,费孝通先后七次到定西考察指导工作,并且撰写了《边区开发——定西篇》、《关于定西地区区域发展刍议》、《又一次访问定西》、《小城镇、大战略》等文章,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观点,为定西留下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为使古老的旱塬将永远记下{gjldr}的无限关怀,本报从本期开始推出“定西希望之路福”纪实文章。
在此,对中共定西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郑红伟,定西市委常委、安定区委书记李旺泽,中共定西市通渭县委书记燕胜三对此文进行的系列精心策划和统稿工作深表谢意,并对定西市文联副主席杨学文先生在撰写此文中所提供的大量的一手材料表示感谢!
(一)
2003年8月31日,曾六次来过定西的当代xx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又第七次来定西考察。
时光倒流至1984年,被称为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的费老,当他与贫苦的定西偶然遭遇的时候,就忍不住把目光停了下来——定西成为他之后的又一个人生驿站,并穷其一生关心这里的“穷人事业”。
费孝通作为xx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的研究成果早引起中国共产党各中央部门的关注。1980年,他因为贡献突出而获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林诺斯基纪念奖,1981年又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纪念奖章。
1984年,他在考察后发表了有关江南的“小城镇”系列文章后,于自己人生的暮年,又一次将睿智的目光投向贫困中艰难发展的定西。
他对定西人解释说:“我是研究农民、研究农村的,研究了几十年。我一辈子关心的就是穷朋友,定西是块穷地方,所以我多次地来”。
正是费老这实践了一生的“志在富民”的崇高理想,使他来到定西后就与这片赤贫的黄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84年到2003年的20年间,费老曾七到定西考察指导,每一次来,费老都急定西之所急,为定西发展出谋划策想办法。
费孝通来定西的时间最早可上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1984年的9月17至21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费孝通老先生,就已经率领着民盟中央种草种树考察组一行十人,来到当时还相当贫困的定西,{dy}次对这里进行了五天的考察访问,分别在定西的石家岔、大坪、安家坡等地现场察看了小流域治理、种草种树、水土保持和旱作农业等,并向地直单位职工作了学术报告。
这个时候他到西北还是{dy}趟,原来他听说西北特别是定西没有水,看后他发现不是没有水,主要是水用不上,用不好。这就使他增加了感性认识:定西要治穷,首先是甘肃省委提出的“三年停止破坏”。在这中国的西半部,发展慢的原因是自然资源薄弱。
他了解到定西的穷困不只是在此时,而已经是很久的事情了。53年以来就吃掉的国家回销粮食达26亿斤,81—82年就吃了6个亿,还未达到自然状态。虽然1983年是个好年成,定西的粮食总产量为十二点七亿斤,人均不到五百斤粮,只能勉强维持现有人口的口粮,实际还没有xx摆脱半饥饿状态。
新中国成立时定西的人口为一百二十六万,这个时候已达到二百七十万,三十五年增长一点一倍。他判断说,之后的十几年,因前一个出生高峰的影响,定西人口仍将继续上升,到本世纪末,定西的人口将达到三百三十万。而定西的总耕地只有一千一百万亩,水田只占十分之一,其余均为旱地,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景,粮食依然很紧张。
他说这一矛盾启发大家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从今后开始,定西人不要在粮食上老是打算,农副产品中的土豆(当时这里的土豆,还只是一种养家糊口以及喂猪的普通作物,多年以后这里竟然会成为全中国{zd0}的土豆集散地,生产的名叫“新大坪”的土豆已俏销四海)、等可以成为大宗商品,各种瓜果及党参、黄麻、发菜等等可以兴办农副产品加工的食品工业。
由于定西离兰州市比较近,他建议以靖远(当时为定西之辖境)矿区、陇西铝加工厂、敬东厂为基地中心,发展三个十万人左右的小城市——靖远的煤可以搞火力电站;陇西有铝加工厂,可以发展成为铝城;定西有敬东厂,可以发展成为电子工业小城市,这样就带动大约十万农民进入商业、服务行业等生产领域。
他说随着种草种树成果的不断扩大,定西将由单打一的粮食生产转向以农牧结合为主导的大农业生产(多年以后这里的畜草业已成为该区的另一主导产业)。而农牧业的发展,要有一个为其服务的商流转中心和产前服务、产后加工的中心,即小城镇。他计算说,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定西一百八十个乡政府所在地,以三个乡建起一个小中心来算,就需建立六十个小城镇,如每个小城镇的从业人口为二千到三千人上下,定西的小城镇建设将会吸收十二万至十八万的劳动力,到二十世纪末,定西地区小城镇与小城市相加,有可能容纳五十万左右的城镇人口。
他看到了定西的人口压力来源于地区内部分布的不平衡——某些县由于未能利用水源或水利失修而留不住人口,兴办“旱转水”的工程,对于周期性受灾地区的农民来说,一方面具有保障温饱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新水地”的出现,定西在以后的十五年内,将有三十万左右的人口要作内部移动,这就从区内分布上减轻了人口的压力。
他想到了为贫穷的定西培养人才:培养一批用得上的人才,甚至把现有的高中毕业生训练成一批人才。他在了解到各方面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时说,不能单纯依靠国家分配渠道,建议地区注意培训专业人才和初级技术骨干,就地办学校或培训班,师资问题可与大专院校挂钩,聘请在职的专家、教授讲课,还可聘请离退休的大学教职员,请他们帮助培训人才。这样就地培训出的人才能留得住、用得上。
他安慰定西人说:“你们不要xx粮食,如果把安徽的粮食调来,用你们的大理石换他们的粮食,他们总是很欢迎的。现在养羊换粮吃,要比直接搞旱农粮食的强,要把钱搞到手。总之,要赶快办工业,不办工业没有出路。将来国家建设重点移到大西北,如果定西没有工业基础,人家也不会在这里搞建设的……”
(二)
早年,他那富有建树的“三访江村”曾为他在中外学术界确立了地位。在他七十多岁高龄的时候,又把目光投向曾在历史上被称为“苦瘠甲天下”的定西。
费孝通与这块贫穷的土地似乎已经有着不解之缘。1986年8月2日,冒着盛夏酷暑,长途奔波,他来定西进行第三次视察。76岁高龄的他下车后只做了短暂休息,就催促当时的地委书记韩正卿向他“谈谈情况”。
汇报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费老兴致勃勃,边听边问。他关心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路子,他就这个问题专门让行署专员张国维汇报。张国维在汇报中谈到把沿海的技术引进来,又把产品向西面打出去,使地方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时,费老非常高兴。
作为建树卓著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比常人更深切地体会到20世纪剧烈变化着的定西社会,将会以更快、更大的变化速率向21世纪延伸。
对于20世纪,费孝通用社会学家的笔触描述发生在中国的社会变化,作出了“三级两跳”的形象比喻,这便是先后出现了三种社会形态,又包含了两个大的跳跃,即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
他便是在{dy}个跳跃时期,即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开始转变为一个引进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社会之时,进入了他在定西的研究领域。他的工作主要是力所能及的实地调查,从个案分析到类型比较,写出相当数量的文章,然后指导这里的经济发展。
他这次在定西就说:本位主义、主观主义是办不成事情的。我们要把沿海和发达地区的技术引进来,把技术工人请进来,也可以高价买技术,用他们的技术资源帮助贫困地区挖穷根。费老说:贫困地区如何致富?把资源变成了商品,农民变成了工人,经济效益就会越来越好,这是挖穷根的一个好办法。用纯粹救济的办法,是不可能发展一个地方的经济。他主张不要以救济代替治本,而要靠自己的力量,靠群众的力量来发展。他要“各级领导培养和支持农民当企业家,靠资源优势和劳力优势挖穷根子。”
费老这次为期四天的考察,召集各方面人士举行了三个座谈会,为正在这里举行的全国贫困地区经济文化开发学术讨论会作报告,还参观国营敬东电视配件总厂,走访定西、临洮、会宁等地的一些乡村,所到之处,他亲自问,亲自记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