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户籍所在地和原工作单位是安徽六安，走出行政，刚开始律师执业，也是在六安。六安辖三区五个县，均属{gjj}贫困县，从2002年首次司法考试时，考生就享受20——30分的降分待遇，结果，每年录取的近二百人中间，资格证书B证、C证的占70%以上，律师队伍几年翻了将近一番；同时，经省司法厅注册登记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人员也有四、五百；这还不算，既不是律师，也不是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在六安同样有市场，跟在退休的公、检、法人员后面，在法院附近租一间门面，照样接案子，照样打官司，照样收钱。在老百姓眼里，人人皆是律师。僧多粥少，龙蛇混杂，法律市场混乱是必然的。

       我是持有A证的律师，不客气讲，有些傲气，看不惯这种乌七八糟的局面，所以，两年前选择了孔雀东北飞——到北京注册登记，成了一名北京律师。人在北京，根还在六安，隔三差五地回来，接一些疑难杂症和民告官的案件，常与老家当事人接触，接触中，心就产生隐隐阵痛，多次想写出来，苦于时间不够，这次回老家接了一个省公安厅挂牌的盗窃案件，实在感触太深，有鱼骨在喉不吐不快之冲动，于是，我写。

      去年冬，我的委托人W，她的丈夫和儿子因涉嫌隐瞒、掩饰犯罪所得罪（以前叫收脏罪）被关进看守所，不久，法律皮条客主动找上门，胸脯拍的咚咚响，愿意为她疏通关系，并为她推荐了一名“律师”，W交了律师费4000元，又交了活动费46000元，两个月过去，事情没有任何进展。

      今年三月份，丈夫多次打电话，要求律师会见，W找到那位“律师”，“律师”说还要交5000元，侦查阶段即将结束了。经过一番哀求，5000元成交。付钱后两周，看守所的丈夫打电话说律师仍然没有会见，W觉得不对劲，这才通过我的一位曾今的当事人、她的近邻找到我，准备让我担任她丈夫的辩护人。W说，以前给那位“律师”的钱算打水漂了，给那位法律皮条客的46000元也不要了——孤弱女人，想要钱也没有那个胆量开口啊！

       我接案的第三天，W的公公因为看到省电视台法制频道，播放自己亲人的专题，脑溢血突发，驾鹤西天；丧事还没有结束，W的儿媳丢下不满周岁的孩子，离家出走，她与关在看守所的男人没有领取结婚证，没结婚就不存在离婚，自由的来，自由的去，两无牵挂。

      我会见了W的丈夫，得知去年冬天，一个陌生男子曾经会见过他，只十几分钟，风扫残云一般，xx；W的儿子，压根没有人去会见——W现在重新聘请的她儿子的律师告诉我的。也就是说，9000元的对价是十几分钟的会见，而这个会见者竟是“律师”聘请的律师。那位收钱不眨眼的“律师”不是律师！是一名法律服务者，根本无权代理刑事案件。

       办案警官告诉我，听说有人借他名义收取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的钱，败坏他的名声，他很气愤，他要查。我说，要查，要查。

       喏喏，把办案警官弄恼火了，无疑火上浇油，能有好事才怪呢！

       现在案件已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未来的路不知怎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W露出了她久违的笑容，不为别的，只为找到了不欺不瞒又肯下苦工的律师。无序混乱的法律市场，让老百姓不敢打官司，不愿打官司，怕遇见官司，这是法律的悲哀。

      法律骗子，法律皮条客，这个市场是谁孕育出来的？终究还是广大民众自己——这句话大家可能不愿听，但客观真实。现实法律服务中，讲真话、讲实话、不愿虚假承诺的律师、法律服务者，往往不能取悦于当事人，当事人腿一抬就迈进胆大、敢拍胸脯的律师办公室，因为他们头脑中只想着胜诉，却没有想到胜诉与否不是律师、法律服务者能够决定的，也不是哪个法官、检察官、办案民警所能决定的，案件的胜诉除了取决于案件本身理长理短，还有许多许多人为因素；许多当事人，聘请了律师却还相信法律皮条客的话，在律师眼皮底下上了皮条客的当，交了活动费，扔到水里都不响，却还拱手说谢谢。

      贫困地区怪事多。许多人骂法律不健全，骂办案人员枉法，到头来自己做的怎样？是推波助澜还是自觉xx？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

      当然，法律服务市场最终还得由司法行政机关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