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苏联解体二十年祭 之三

苏联基于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僚等级名录）的官僚政治体制，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了西欧国家用两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完成的工业化。

回顾各国工业化的历程，大体上可以识别出两类模式：

一类以英美为代表，这类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它以官僚体系为私人资本保驾护航，属哈耶克向往的“财富控制权力”的模式。

另一类模式以德、日、俄为代表，这类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学者李斯特的“历史学派”, 这个学派主张，利用行政权力，保护本国工业生产能力的发展。因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此行政权力必须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因为在后发国家中，单纯追逐利润的“自由资本主义”只会将国家引入经济殖民地的泥潭。

从这个视角看，苏联与其说遵循的是xxx主义，不如说是将李斯特主义推到了{jz}。由一个xx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体系掌控整个社会，推动俄罗斯快速工业化。这条道路被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日本的经济体系中，政府竭力扶持大型企业，而大型企业则主动配合政府的经济战略。故西方称日本为“日本公司”，这其实有些名不副实。与之相比，苏联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苏维埃公司”。

前文已经提到，俄罗斯的工业化主要是借鉴德国，彼得大帝如此，列宁也如此。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罗斯的局面可谓漫无头绪，对德战场上xx溃散，国家陷入了失业与饥荒之中，走马灯似更替的临时政府松散、软弱。1917年9月，列宁写了《大祸临头及防止之法》，主张由国家实行监督、监察、统计和调节生产与流通，规定生产中劳动力的正确分配，爱惜民力，xx对民力的浪费。监督的主要办法是银行国有化，大型垄断公司国有化，取消商业秘密，强迫中、小工商业者实行合并，强迫人民联合于消费合作社。

列宁指出：这是“国家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是在德国早已实行了的。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强调：　　

“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那末任何起义也不会创造出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门阶，是历史梯子上的这一级，即从这一级到社会主义那一级是没有任何中间级段的。”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苏维埃公司”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的基点之一是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从整体的角度来安排整个国家的生产，借以使生产安排在宏观上合理化。苏联的统计体系《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简称MPS)，就是为服务于这一目标而设计的，它xx的焦点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任何一个管理过公司的人都知道，把握各种平衡对公司生存的重要性。

如果从公司治理的视角观察苏联，会发现，它的政治局就是董事会，总书记就是董事长。各部就是各事业部，而部长会议主席就是总经理。各部下设置各级部门，这些部门由各级“干部”们（кадры）管理运作。

由此，整个社会可清晰地识别出两个集团：“干部”与非“干部”。“干部”集团是高度有组织的，每位“干部”的权力均来自上级任命，因而对“干部”而言，获得上级的认可与赏识无疑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任何一位当过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甚至部门经理的人都会认同这样的权力结构——如果你的下属不由你任命，不听命于你，你这头儿是没法当的。

而非“干部”集团的社会成员（他们是人口的绝大多数），则在“干部”们的管理下，为“公司”的目标而工作。由于全国资源与权力都属于“公司”，结果全国人口都是“公司”的员工，“公司”必须负责他们的生老病死，而无法砸烂任何人的“铁饭碗”，令其“自谋出路”。于是这样的公司不是西方常见的“有限责任公司”，而是一个“无限责任公司”，它集中了全部资源与权力，所以无法将责任推给任何其他人。

这样的模式运行了几十年，其效率如何？从《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6）》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世界主要国家统计数据中，能查到美、苏工业增长速度，其对比见图一。

图一：美、苏工业生产增速比较

数据提示我们：

首先，直到1986年，苏联的工业平均增长速度都高于美国，在1976年以前，更是明显高于美国，且波动幅度明显低于美国。如果将两国1949年的工业生产均视为{bfb}，到1976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增加了2.21倍，而苏联增加了11.5倍！苏联在1/4世纪内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这表明，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苏维埃公司”体制在“赶超”方面卓有成效。

第二，从长期趋势看，美、苏这两大体系的工业增长率都持续下降，这暗示我们，在一个国家内，工业发展存在上限。且苏联的增长速度比美国下降更快，意味着随着差距的缩小，“后发优势”渐趋消失。

第三，苏联经济崩溃发生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际，即使这一年，其工业增长速度也超过了美国的历史低点（1975年），可见是国家解体导致了经济崩溃，而非经济崩溃导致了国家解体。

到1975年，两国经济结构对比见图二。

图二：1975年美、苏经济结构对比

    到1975年，美国{zd0}的产业是“其他”，即今天显赫于世而又创下塌天大祸的“虚拟经济”，它居然占到了将近一半的份额。而苏联的统计口径的中根本没有这一项，苏联{zd0}的产业是工业，占到了53%。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苏维埃公司”高效率地完成了这片土地上的工业化。

对这样的模式，俄罗斯人并不陌生，它与Дом类似；中国人也不陌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本质上是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利益共同体。

所不同的是，在农耕文明时代，人们的生产主要用于自己的直接消费，需要官僚承担的社会职能较少。而在工商文明时代，分工深化造成了事实上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每个人的生产，99%以上不是自己直接消费。于是全社会消费与生产间的协调，成为性命攸关的社会职能，导致“干部”们的作用远重于郡县制下的官僚。斯大林有句名言：“干部决定一切”，在这样的模式中，实为至论，相信每个管理过公司的人都感同身受。

然而，管理庞大的“干部”队伍成了这一模式{zd0}的难题。斯大林曾标榜，这个群体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而历史事实证实，其真正“特殊”的是特权。

这一难题在农耕文明时代的郡县制中就存在，正是官僚群体的功能异化，导致了一个个王朝的崩溃。

在每个王朝初期，官僚群体数量均少，惩于前朝覆亡之鉴，吏治较为清明，官僚群体中，理想主义色彩较浓，因而较能履行社会职能，社会相对和谐，官民矛盾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然而，官僚们终归要追逐自己的私利，这种追逐一开始往往是情有可原的。比如，希望退休后能悠游林下，衣食无忧（不要以为在体制范围内，这一定是有保障的，一些清廉终身的老干部，其晚年处境令人心酸），又比如希望给子女安排好一点的出路（事实上有些干部的子女已沦为“啃老族”，一旦父母去世，他们就只能以“当年我家如何如何”自慰了）。

然而，这种追逐的胃口随时间推移而放大、积累，必然导致官僚群体膨胀而吏治败坏，官僚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聚敛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数代之后，官僚群体中知道民生疾苦者渐少，而精通官场潜规则者渐成主流，官场潜规则成了一种强大的人才筛选机制，将那些独立思考、关心社稷前景者层层淘汰，{zh1}官场内有真知灼见者仅余凤毛麟角，而纨绔子弟与精通潜规则之徒日增。《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不下数百口人，能为朝廷效力者不过贾政一人而已，还还未见其为社稷做出过什么贡献。而社会却需为这数百口人的锦衣玉食提供资源，官民矛盾焉能不激化？

在这样的演化机制面前，王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对官僚集团的控制。然而，在官僚政治的构架下，不可能有制度化的社会监督，（武则天曾试图依靠群众监督，结果被士大夫集团臭骂至今。）于是只能依赖内部监督。事实上各王朝初期几乎都曾严厉地监管官僚集团。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酷吏立传以来，《汉书》、《后汉书》、《魏书》、《北齐书》、《隋书》等正史中都列有《酷吏传》。这些酷吏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官僚集团的腐败趋势。到了明朝，朱元璋甚至将贪官“剥皮实草”，以儆效尤。然而史实证明，这一切终究无法抗拒官场腐败的大趋势。大清朝总结历代经验，为御史台（相当于中纪委）搞出了十六册四十二卷的《钦定台规》---皇帝审定的御史台办事规则，在内部监督的创新和制度化方向上迈出了重大的步伐。然而《钦定台规》颁行三十多年后，清王朝就倒台了。

苏联的历史不过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