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分组讨论发言

　　今天这个话题是由一篇来稿引出来的。
　　2002年9月初，《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收到湖南衡阳市南华大学廖正夫先生的一篇投稿，题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应重视外国文学——兼谈语言与文学的关系”。编辑审读后认为，我们看重作者对本刊的这番xx，也会重视作者的意见，但稿子虽然是按论文的格式写成的，提要、关键词、英文摘要等都有，但终究属于议论，而不是学术论文，因此不便发表。本来，对此文作退稿处理就可以了，但就这么轻易退还，有负作者的一片热心。恰在这时，收到“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主办方的邀请，便寻思是否可以借这机会，就这篇文章来讲一个题目，顺便也与作者做些讨论。而这个题目也是我自己一直在思考，却至今未能彻底想明白的，那就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关系。

　　一

　　文章一开头说：我国的“外语专业教育依托语言学、文学等学科存在”。这句话引自一篇调查报告——“关于外语专业教育改革的思考”，登在《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3期上。这一点我们自然都是知道的。我国的中文系和外文系，或者分得更细的英文系、俄文系等，其实都是略称，它们的全称应该是“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等等。虽然 “语言”不等于“语言学”，但既然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的科学，那么宽泛地讲，把语言文学系理解为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两大块也就不算错。多年来，我们的中文系或外文系正是由语言学和文学这两大领域支撑起来的。文学和语言哪个方面都不可偏废。一个中文系或者外文系，如果一头重一头轻，要么文学特别强而语言学没有名堂，要么语言学特别突出而文学乏善可陈，短时间内虽可以用“侧重”“专门”来解释，时间长了却不利于这个系的发展。不但是研究方向失衡的问题，还会影响学生的培养，导致偏畸的知识结构。北大的中文系是国内{zh0}的，就是因为它的语言学和文学阵容都很强大。
　　这是一个系的教育取向和学术定向的问题。对于一本学术刊物，比如我们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呢？在廖先生看来，这样的问题是存在的。他说，“外语教学与研究，理所当然地应包括外国文学” ，所以，我们这本恰以“外语教学与研究”来命名的刊物，自然没有理由拒绝刊登研究外国文学的论文。可是事实如何呢？ 1957年创刊之初，这本杂志称为《西方语文》，它的宗旨也的确是“以研究语言与文学的专门问题为主”（王佐良“百期感言”，《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但据廖文统计，1978年复刊以来《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刊登的外国文学论文越来越少，近几年来更是几乎没有，偶或有之也多属于翻译一类（这一点其实不用统计，学界也早已看在眼里了）。于是廖先生批评道：“说其偏废外国文学，实不为过。……《外语教学与研究》轻视外国文学研究的倾向，在我国外语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作为全国最xx的外语学术性刊物，《外语教学与研究》理应对外国文学研究采取扶持、鼓励和欢迎的态度。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在《外语教学与研究》重语言学、轻文学的倾向影响下，各高校的外语专业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普遍热衷于语言学而鄙视（或畏惧）外国文学。他们言必称乔姆斯基，对韩礼德、索绪尔、布龙菲尔德的观点如数家珍，而对福克纳、斯坦贝克等文学名家却知之甚少。不愿教文学课更是他们的普遍态度。这使得许多外语院校的文学课无法开设。……之所以造成这种后果，《外语教学与研究》重语轻文的倾向难辞其咎。”
　　既然问题如此严重，我们就不得不认真对待。

　　二

　　首先，我想感谢廖先生的好意。他称《外语教学与研究》是“全国最xx的外语学术性刊物”，那是看重我们；他希望我们“克服重语轻文的倾向，大力扶持外国文学研究，为提高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的整体水平做出更大的贡献”，那是爱护我们。另外，我也感谢他提供了一些信息，使我们获悉“各高校的外语专业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普遍热衷于语言学而鄙视（或畏惧）外国文学”等等。假如真是如此，的确令人担忧。但我希望这种“鄙视”还不至于遍及所有的高校（在北外就看不出来）。当然，在廖先生任教的南华大学，这样的“鄙视”想必已经存在了，否则他也不会这么说。我本人是从事语言学研究的，说实话，当我得知语言学已如此吸引青年教师的时候，甚至有几分“窃喜”呢。记忆当中，不久前语言学好象还是一门不大讨人喜欢的学科，还需要研究者大力鼓吹，而现在，它竟然已经兴旺发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让从事文学的朋友们担心起自己的地盘将被吞噬了吗？
　　我虽是语言学家，但也喜欢文学。说起来，我也曾是“文学青年”，本想当个文学家。在激情涌动的年代里，我曾写过一些旧体诗和自由诗。不料后来岔入了语言学的门。由于有这层旧恋，我即使不做文学，倒也不至排斥文学。那么，我们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是否也有排斥文学的倾向呢？
　　《外语教学与研究》罕用文学稿，是一个事实，但其中的缘故却不能仅以“偏废”文学来解释。这本杂志原是北外的学报（现在名义上仍是学报，为社科学报研究会的成员），起初的确是取文、语并重的办刊方针。后来情况有了变化。1984年，北外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和“外国语言研究所”，由王佐良、许国璋两位先生分任所长。同年，《外语教学与研究》从外研社中分出，改由语言所主办，许国璋亲任主编。而1980年创刊的《外国文学》杂志，则由文学所主办，王佐良担任主编。同在一校，同为所办刊物，在取稿方面自然就有一种默契的配合。《外国文学》当然不会发表语言学的论文，《外语教学与研究》也不会去跟《外国文学》争抢文学稿件。这是一种历史促成的学术分工或稿件分流，与贬轻偏废无干。不过，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征稿启事中，仍保留着“对外国文学作品、作家、思潮的分析与评论”一项，这正是出于为文学留出一块园地的考虑。只是，投来我刊的文学稿子极少，既有之也多缺乏真识独见。久而久之，无稿见刊，搞文学的朋友便会觉得，上述取稿意向纯属虚设。而我们的刊名却又叫做“外语教学与研究”，听起来理当文、语兼顾，就这一点来看，廖先生说我们应该刊登文学稿，有一定的道理。无论如何，我想申明我们的诚意：如果确有好的文评稿件，我们会很乐意刊登。在这方面，我觉得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报《外国语》以及其它一些外语类杂志兼顾了文学和语言，做得很好。可是学术刊物各有所长，至少目前我们不会改变自己的取稿意向。

　　三

　　廖先生的来稿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表面上看，这是一位文学研究者不满于一家外语类杂志以语言研究为重；从深处看，则反映了文学和语言学这两个传统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会因时代的更易而变化，因学术的分合而重组，因建制的调整而张弛。
　　总体而言，文学和语言学都是独立的大学科，xx应该、也可以和平相处。但具体到单位，特别是在大学的中文系和外文系里，却容易生出矛盾。就说最现实的一件事：系主任的位子只有一个，由哪个领域的人来担任？不管出自哪个阵营，只要一碗水端平，按理说是一样的。但如果端不平呢？那么，在申报项目、评定职称、提拔下属等方面就会有所偏颇。即使端得平，也还有个代表权的问题。所以，为平衡起见，只有一届一换，这届由搞文学的人来当，下届改由搞语言的人出任。在有的大学，仿照西方模式建立了语言学系，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但在绝大多数语言文学系，问题仍然存在。
　　近年来，语言学的书好卖了，读语言学学位的人多起来了。语言学忽然成为热门，发展势头之迅之猛就连语言研究者自己也感到吃惊。前不久，就在武汉，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与武汉大学中文系合办了“言语与言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10.25-28）。会间得悉，在教育部目前评定的人文社科重点学科点当中，以经济学的最多，语言学则占了第二位。经济学有关国计民生，排在xx可以理解。语言学为什么会那么靠前呢？我想，有这样几个因素，共同决定了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兴盛：

　　{dy}，眼下社会对外语的需求很大，而在外语教师的培训过程中，要求普通语言学提供理论框架和基础知识，要求应用语言学提供教学手段和研究方法。
　　第二，港澳回归后，以及与台湾的经济文化联系开通后，普通话的使用范围更广了；内地省份之间劳力物流的频繁往来，也使普通话得以快速地推广。而这一切，连同新旧各种问题，都对汉语文的规范使用和语言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制立国家语言法，拟订相应的语言政策。这方面的研究属于广义的社会语言学。
　　第三，汉语在世界范围的推广促进了对外汉语教学，因此也推动了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
　　第四，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了语言研究。自然语言处理、言语识别、编码解码、汉字输入、自动翻译等等，属于计算机语言学和语言工程学，是{zx1}的科学发展方向之一，也是{zj1}实用价值的技术产业之一。
　　第五，还有一些领域也需要语言学的配合。例如，心理xx很大程度上依赖语言工具，利用语言来进行暗示、分析、诱导、劝服；言语障碍的xx则离不开临床语言学（或称病理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都有关系。

　　大概还有别的因素（比如哲学家对语言的重视），已不必举了。我之所以指出这些，是想说，当前的“语言学热”xx是由社会需要促成的；与强烈迫切的社会需要相比，一本杂志即使能够起到倡导学科的作用，其影响恐怕也是微乎其微的。

　　四

　　文学属于社会科学，这一点想来没有疑问。文学研究所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呢？社科院还有语言研究所。这么说，语言学跟文学一样，也是一门社会科学。可是在没有社科院以前，语言研究所曾是中国科学院的下属机构。即便在今天，假如把语言研究所划归科学院，兴许一半的语言学家会举手赞成。因为语言学是一门特别的学科，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从对象到方法都兼具二者的性质。语言学的传统分支——语音学，特别是实验语音学，就是一门精密科学，需要借助生理、物理、声学的分析手段和技术支持，如频谱仪、喉头仪。自从乔姆斯基1957年发表《句法结构》以来，语法学上很大的一派倾向于用“形式的”（也即数理的）方法描写语言结构；而乔氏本人则把语言学看作生物学的分支，他试图探明的“普遍语法”属于基因层面，由遗传信息决定。19世纪后期，赫尔曼·保罗写《语言史原理》（1880）的时候，力图把语言学纳入历史学；20世纪初叶，索绪尔讲授“普通语言学”的时候（《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把语言视为“社会心理”事实，要是他把语言学划归社会心理学，我们不会感到意外。那时的语言学，还可以跟文学同乘人文社科一条船，然而以后的发展使得二者日渐疏远。20世纪下半叶以来，语言学愈益朝着精密化的方向挺进，在很多方面借重自然科学的思路、方法和技术，产生了多门与自然科学交叉的边缘学科。语言学的疆域越来越大，用途越来越广，吸引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其实，在整个这一过程中，语言学并未蚕食文学固有的领地；它是在向外扩张，并且在多数情况下与其它学科共享拓展开来的领域。但是，在同一个系，投身语言学的人多了，问津文学的人自然就少了。这就难怪在有些学校会出现文、语失衡，研究队伍偏于语言学一面的情况。
　　从思路、方法、目的来看，语言学与文学的差别很大：

　　文学需要想象、浪漫、诗情。语言学需要规则、代码、统计，以至数理逻辑的推断演算。
　　文学作品可以虚构，其赏析基于印象、感受、遐思。语言现象不能虚构，其分析、描写和解释都必须基于事实；即便可以构想，可以假设，也必须加以验证。
　　文学追求个性、独异性、{wy}性，无论作品本身还是对作品的评析，都以特独为贵。语言学追求通性、普遍性、重复性，过于个性化的东西（例如纯属个人的用法）在语言学上少有价值。
　　文学喜欢丰富多彩，忌讳千人一面。语言学崇尚单纯简约，{zh0}用几条规则概括起所有事实。
　　文学使人心灵充盈。语言学使人思维严谨。
　　……
　　说到底，文学与艺术、美学同伍，是精神层面的享受，灵魂层面的需求。语言学则与科学为伴，是人类生活的需要，具有实用的价值。
　　
　　因为有这些不同，语言学家与文学家有时便难以对话，甚至因误解、不解而至于相轻相贬。
　　文学与语言学都是“一级学科”，各有各的研究领域和理论方法。文学和语言学的畛域通过各种建制稳固下来，形成专门的研究所、研究室及相应的专家阵营、研究队伍、教学体系，建有本专业的常设研究组织、研究会，举办定期或不定期的专业研讨活动，并且拥有本领域的刊物。文学与语言学判然有别，这种判别初看起来纯粹源自西方的现代学术分野，但在中国自身的学术史上也不无源流可溯。我们还可以从中国近代文、语分家的走向入手，联系当今实际，来探讨两门学科的关系。这个话题我愿留到以后再谈。

（2002年11月4日，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