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民物俱昭融

——论《西游记》对人与自然美好关系的向往

《西游记》是明代继《平妖传》之后神怪小说的力作，是中国神怪小说史辉煌的里程碑。

作为《西游记》的原型，玄奘孤征万里，历17载，经50馀国，西行取经，堪称宗教史上的壮举。但作者关心的显然不是佛经本身的价值，而是取经这一“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行为所蕴含的意义。《西游记》通过对取经历程长卷式的渲染，极大地拓宽了读者的眼界。《大唐西域记》写其艰险情形道，“山谷高深，峰岩危险，风雪相继，盛夏合冻，积雪弥谷，蹊径难涉，山神鬼魅，暴纵妖祟，群盗横行，杀害为务”，“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魅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从艺术上看，为了表现取经的艰苦，《西游记》固然采用了胡适所揭示的“用奇异动人的神话来代替平常的事实”的手法：“沙漠上光线屈折所成的幻影渐渐的成了真妖怪了，沙漠的风沙渐渐的成了黄风大王的怪风和罗刹女的铁扇风了，沙漠里四日五夜的枯焦渐渐的成了周围八百里的火焰山了，烈日炎风的沙河渐渐的又成了八百里‘鹅毛飘不起’的流沙河了……”(《〈西游记〉考证)》)；但从神怪小说的发展历程着眼，《西游记》的真正贡献在于，它{dy}次运用长篇白话小说的形式，为读者展示出极为广阔的大自然奇幻疆域，集中描画了由生活在其中的形形色色动物和植物幻化成的“妖怪”，并且让怪中之怪、妖中之妖的孙悟空，充当了居于全书支配地位的主角。“西游”这种结构的方式，既是构建长篇神怪小说的需要，也是表达作者独特的天道观和神怪观的需要。

《西游记》的开卷诗，精要地道出了作者的天道观。小说紧接着又引《易》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及顺承天。”引《历》曰：“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交合，群物皆生。”明晰地道出了作者关于天地生人、生兽、生禽的天、地、人三才定位，万物并育的观念。乾隆年间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回后总评曰：“《西游记》开卷却从天地阴阳、三才四象写起，自‘无’以至于‘有’，轻轻落在东胜神洲，一层一层，自然而然，并不假半点涂染，妙想天开，来龙不可以万计矣。”虽是从章法着眼，却点出了个中的要义。

小说首先展现了“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的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的美好环境：“丹崖上彩凤双鸣，削壁前麒麟独卧，峰头时听锦鸡鸣，石窟每观龙出入，林中有寿鹿仙狐，树上有灵禽玄鹤，瑶草奇花不谢，青松翠柏长春。”正是这毓秀钟灵的美妙环境，方得以孕育出通灵xx，这是古老神怪小说关于人与自然之物相感相通精神最集中的体现，也是对神秘的覆载群生的大自然最美好的颂歌。

妥善处理人与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是神怪小说历久不衰的核心主题，《西游记》也不例外。小说对自然界的细腻观察和出色描写，向为读者所称道。它既写了优美的山水胜景，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的水帘洞，“金光万道，瑞气千条”的五台山，“岩前草秀，岭上梅香”的万寿山，皆是婀娜多姿，充满生机，是人和千万生物栖息繁衍的{zj0}场所；它又写了许多恶山恶水，如“却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若过得此山，就是铜脑盖、铁身躯，也要化成汁”的火焰山，“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沉底”的流沙河，则是大自然对于人类、同时也是对于一切生物生存空间的限制和留难。还有那“夹道柔烟乱，漫山翠盖张，密密搓搓初发叶，攀攀扯扯正芬芳，遥望不知何所尽，近观一似绿云茫”的荆棘岭，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本来是差堪称为优美环境的，但“荆棘蓬攀八百里”的过分繁茂，只有蛇虫可伏地而行，而对人的旅行则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于是就转化为一种“有害”的存在。这也充分证明，人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总不免渗入自己的意向和价值观，从而将人的规定性融入自然界中。这种关于自然环境“优”、“劣”判断的相对性，在稀柿衕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典型。

柿子本是极好的果品，八百里满山尽挂金色的柿果，亦可算得上是极好的景致，但听凭柿树自生自长，不加管理，熟烂了的柿子无人采摘，落在地上任其堆积腐烂，遂成了环境污染之源，便朝着反面转化了。

对于美好的环境，《西游记》是主张认真加以爱护的。但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的种种行为，尤其是那互相残杀的战争，却总是给大自然的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破坏。“恺甲生蛆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从曹操的《篙里行》起，抨击战乱带来的灾患，历来是古典诗歌的强音之一，但在以“朴刀”、“杆棒”、“铁骑儿”为重头戏的通俗白话小说史上，只有《西游记》才称得上是{dy}部关注战争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的作品。第二十八回写孙悟空重回花果山的情景，通篇充满凄惨的意味。但是，处在花果山的位置上是受害者的孙悟空，转换了一个场合，也多有破坏自然环境的举动。东华大帝君曾说，“树乃土木之灵，天滋地润”，万寿山五庄观的特产人参果，更是“天开地辟之灵根”，它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三千年方成熟，食之延年，有一种“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的脾气，实在是一种难得的珍稀果品。孙悟空因与猪八戒偷了来吃，遭仙童的毁骂，一时性起，掣金箍棒往树上乱打，又运用推山移岭神力，将生命之源的树木一一推倒，造成大煞风景的后果。幸得孙悟空知过能改，遍游三岛十洲，访间仙翁圣老，以求活树之方，终于在观音处求得净瓶中的甘露水，将树医得依然青枝绿叶。

《西游记》固然主张顺应自然，但又不赞成放弃对自然的必要干预。小说中的取经之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条在广袤的范围内巡视督察生态平衡之路，而孙悟空所担负的，则是改造恶劣环境的责任。他盗得芭蕉扇，“尽气力挥了一扇，那火焰山平平息焰，寂寂除光；行者喜喜欢欢又扇一扇，只闻得习习潇潇，清风微动；第三扇，满天云漠漠，细雨落霏霏”，改善了八百里的生存环境，使“地方依时收种，得安生也”。他又使猪八戒拱开稀柿衕，“千年稀柿今朝净，七绝胡衕此日开”，都属于这种性质。《西游记》还认为，这种干预又应该是有限度的，还应当采取正确的方法。如面对八百里荆棘岭的拦阻，取经者希望能“直透西方路尽平”，但沙僧所提出的“学烧荒”的方法，却遭到务过农的猪八戒的反对：“烧荒的须在十来月，草蓑木枯，方好引火，如今正是蕃盛之时，怎好烧得！”

神、人、怪之间的相互沟通和转化，本是神怪小说的共性，《西游记》的{zd0}突破在于，它不仅承认作为万物化身和代表的“妖”“怪”的生存权利，并且从根本上极大地抬高了它们的地位。《平妖传》尽管写了妖，甚至让它们基本上充当了小说的主角，但《平妖传》书名中潜在的主语却是人，它所写的是人去“平”妖，妖在总的方面讲，仍是被否定的对象——虽然是有条件的否定。《西游记》则将以往神怪小说中处于对立的地位的怪和神统一了起来，它不仅时时让神变成怪，如猪八戒是猪精，沙和尚是河怪，但他们一个是天蓬元帅下凡，一个是卷帘将军下凡，连唐僧骑的白马也是龙王的太子，出身都是很高贵的。只有孙悟空，是花果山上一块地地道道的顽石，因感受天地之气变化成形的。当他降生以后，目运金光，射冲斗府，遂惊动了玉帝，当他问明情况，便垂赐慈恩曰：“下方之物，乃天地精华所生，不足为异。”《西游记》就这样借玉帝之口，不仅批准了xx的生存权，还以“下方之物乃天地精华所生”的提法，对“妖”和“怪”的本质作了准确的概括。

但小说毕竟是“人”写出来，供人阅读的，因此从骨子里讲，总不免要将人写得比妖怪更高明，《西游记》也难能免俗。孙悟空{dy}次上天，被玉帝封了个“弼马温”，他并不感到其中有什么贬低自己的地方；第二次玉帝虽然满足了他当“齐天大圣”的愿望，但并不付给一点实权，他也依然没有看出其中的破绽，直到摘桃的仙女道出了他连参加蟠桃会的资格也没有，他才知道是上了大当，方大闹了天宫。在小说中，无论是给他“弼马温”的官职也好，给他“齐天大圣”的虚衔也好，都是人的化身的上天诸神想出来的，是人类在物类面前某种可鄙的优越感的流露。

鲁迅曾以“神变奋迅”来概括孙悟空形象的本质特征，“奋迅”，指的是他的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这是对高速度的向往和赞美；“神变”，更是《西游记》中的精髓所在。在传统的神怪小说中，“变”指的是人和物之间的可以转化，但到了《西游记》里，“变”却成了一种克敌制胜的本领。孙悟空向须菩提祖师学道，他不愿学“术”字门的请仙扶莺、问卜揲蓍(而这正是《平妖传》和其他许多神怪小说所津津乐道的)，不愿学“流”字门的儒、释、道诸家，不愿学“静”字门的清静无为、参禅打坐，也不愿学“劫”字门的采阴补阳、攀弓踏弩，单要学那长生之妙道，由此可见孙悟空立志之高。待到正式学习那变化之数，孙悟空又不取三十六般变化的天罡数，而取七十二般变化的地煞数的“多里捞摸”，这也与《平妖传》写“天罡”、“地煞”之法有质的不同。经过一番学习和磨炼，孙悟空不仅会变各种会飞会爬的动物，也会变各种形态的植物，会变仙丹，变小虫，变桃子，变海东青，变乌凤，变饿虎，变狻猊，变赖象，还会变成小虫钻到对方的肚中作怪，翻筋斗，竖蜻蜓。大闹天宫时孙悟空与二郎神的比试，是集中写“变”的精采场景：大圣摇身一变，变作个麻雀儿，二郎神摇身一变，变作个俄鹰儿，抖开翅，飞将去扑打；大圣变作一只大鹚老，冲天而去，二郎变作一只大海鹤，钻上云霄来；大圣又入涧中变作一个鱼儿，二郎赶至涧边，变作个鱼鹰儿；大圣掩出水中变作一条水蛇，二郎又变了一只朱绣顶的灰鹤，径来吃这水蛇；水蛇跳一跳，又变作一只花鸨，二郎现原身取过xx打去，大圣乘着机会，滚下山崖，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作门楣，舌头变作菩萨，眼睛变作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作一根旗杆。真是好看煞人。

车迟国斗法，也是孙悟空七十二变的集中展示。他先后变成假行者、五色祥云、蟭蟟虫、七寸娱蛤、破烂流丢一口钟、老道士、剃头刀、直裰儿、木鱼儿、黄犬、饿鹰、枣核钉儿，终于战胜了对方。孙悟空不光自身会变，还有身外身法，只要从身上八万四千根毫毛中拔下一根，丢在口里嚼碎，望空喷去，叫一声“变”，就会变出各种物品来。他在车迟国，还将一根毫毛嚼得粉碎，给每一个逃命的和尚一截，捻在无名指甲里，若有灾难，叫一声“齐天大圣”，就有一个孙悟空出来，手执铁棒，千军万马也不敢近前。每当用完之后，只须将身子一抖，所有的毫毛就立刻收上身来。

《西游记》所写的变，是有条件的，它总是从一种物变成另一种物，也就是说，是由“有”变到“有”，而不是由“无”变到“有”。《平妖传》有变钱米法，似乎是从无变有，但钱米还是有它原先的出处。孙悟空的毫毛可以变成世上千万种物品，但如果没有了毫毛，就什么也变不成了；猪八戒素质蠢笨，只能变些粗物，如变山、变树、变石头、变土墩、变癞象、变水牛之类，却不能变轻巧华丽飞腾之物，变人也只能变大胖汉，实在要变小女孩，却是“肚子胖大，郎伉不像”。他在稀柿衕变成个高千尺的大猪时，他的肚肠也随着身体的变大而加大了：这大约也是算得上是神怪小说关于变化的唯物主义观吧?

在《西游记》里，还有一种“变”是需要凭恃宝贝来实现的。在神怪小说的发展中，“宝贝”走过了一段由财富的象征到新型武器的道路。宝贝在《西游记》中的频频出现和广泛运用，与《平妖传》之主要依恃咒语作法，遂有了根本性质的不同。《西游记》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写出了世界上“一物降一物”的普遍规律，不论如何厉害的宝贝，终有另一个宝贝能降住它。铁扇公主芭蕉扇能将人扇出八万四千里，但孙悟空噙了定风丹，就能岿然不动；孙悟空能将金箍棒变作千百条，好似飞蛇走蟒，金兜山独角兕大王将他亮灼灼、白森森的圈子望空抛起，就把金箍棒、甚至火德星君的火龙、火马、火鸦、火鼠、火枪、火刀、火弓、火箭，一圈子套将去。《西游记》的宝贝，有的还保存了原始巫术咒语的残馀。如平顶山的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拿出紫金红葫芦和羊脂玉净瓶，叫谁的名字，只要答应一声，就会被装进去，一时三刻就化为脓水。按照原始巫术的原理，名称关系着实体和本质，是实体和本质的反映。某种怪物的名字被点破，也就意味着它实际上已经被了解、被掌握了。

从神怪小说演进的角度看，《西游记》还有一个大的贡献，即它{dy}次将神、仙、佛、道的系统，彻底地完善化了。鲁迅以为：“作者虽儒生，此书实出于游戏，亦非悟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迎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中国小说史略》)但恰恰由于作者xx不管三教的源流，将其间的界限统统打破，重新捏合、梳理，在新的艺术世界里，将它们有序化了。在作者的法典上，号称“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的玉皇，理所当然地成了天宫的{zg}统治者，那赫赫有名的西王母，大约和东王公脱离了关系，成了玉皇的王母娘娘，构成了以太白金星、托塔李天王为文武辅弼的中央统治集团，掌握了天地三界全部命脉，五方五老、五斗星君，上中下八洞神仙，乃至四海龙王、幽冥教主，也都归玉皇统率，惟灌江口的二郎真君，却是听调不听宣，有着相对的自主权。西天佛祖如来及南海观音，却与玉皇有敌体之礼，但在名义上仍得奉玉皇为尊。这一秩序的排定，对于民间信仰，可以说影响极大。而在这贡献之中，最突出的却{dy}次将观音从顶礼膜拜的符号，变成了集真、善、美于一身的艺术形象，一个由小说家塑造出来的文学典型。只有到了《西游记》，方{dy}次地将观音推到了前台，成为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观音一手导演了西行取经的活剧：是她主动去东土大唐国物色取经人，策动了唐僧取经的行动；又是她先后动员点化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为唐僧保驾，组成了阵营强大的取经队伍；又是她在取经途中一次次在紧要关头除妖灭怪，终于促成了取经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观音是小说不可须臾缺少的灵魂。

但是，《西游记》中的观音，又是一位活生生的艺术形象。首先，她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角色，她深知唐僧虽是金禅子xx，但在现实层面里，却是地地道道的凡人，与众多的精怪和神灵相比，作为凡人的唐僧是最无能力、最缺少智慧的，要让他在取经队伍里担负领导的责任，驾驭那几位属于“怪”的范畴的徒弟，除了依靠师徒之间的伦理道德的制约之外，还得靠某种强制的力量，于是她骗孙悟空套上那超人的科技成果“紧箍咒”，这称得上是人所能想出来的制伏异物、以求得“收放心”效用的{zj0}手段。同时，她又是大慈大悲的善的化身，在收伏红孩儿的大战前夕，她事先对团围三百里远近生灵的安危作了安排，甚至将那窝中小兽、窟内雉虫都送在{df}之上安生之处，后方把净瓶扳倒，水淹山头，连孙悟空都感叹“果然是个大慈大悲的菩萨！”更重要的是，她又是一位有平人之心的活人，从不大摆架子，为了制服黑风山的熊黑怪，她不惜屈尊化成苍狼精凌虚子，惹得孙悟空调笑道：“妙阿，妙阿，还是妖精菩萨，还是菩萨妖精?”观音亦不为意，笑道：“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当还时又对孙悟空开一点玩笑，说是：“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来寻你?”不失幽默之感，使人感到平易可亲。

总之，由于《西游记》的成功，它所塑造的“眉如小月，眼似双星，玉面天生喜，朱唇一点红”、“缨络垂珠翠，香环结宝明，乌云巧迭盘龙髻，绣带轻飘彩凤翎”、“净瓶甘露年年盛，斜插垂杨岁岁青，解八难，度群生”的观音的圣洁形象，从此就成为一种标准，深深铭刻在读者的心头，使后起的诸如《南海观音全传》一类的新作，尽皆失去光彩和亮色。

（《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