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期，我很偶然地开始接触生物动力学方面的书籍。我总是试图遵循科学的规律，但同时又不是xx无动于衷地来思考问题。因此我立即对于生物动力学的目的发生了兴趣。洁净的食物和符合自然规律的农业生产方式成为我恒久追求的目标。但是神秘的占星术却使我大为反感。如果那时我就读到阿尔文·赛福尔特(ALWIN SEIFERT)的《远离农药的花园和农田》，或是西尔·阿尔伯特·霍华兹(SIR ALBERT HOWARDS)的《农业xx》，也许当时我已经离开巴斯夫公司了。 1963年或1964年，当我访问位于路德维希港 (LUDWIGSHAFEN)的公司总部时，我的一个上司把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塞进我手里，他同时告诉我，这本书是关涉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耻行径的。我在得到这本书的{dy}天夜里，就一口气读完了它。我并没有在这本书中发现什么恶毒攻击性的言辞，相反，我被卡逊夫人所叙述的一切及其富有激情的语言深深吸引。书中的人类，尊崇生命本来的形式，而不像那些冷血的技术官僚，为了眼前的利益 而头脑简单地肆意毁坏自然的壮丽图景，他们无法看到其间所蕴藏的巨大联系，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看到这一点。 读完这本书我才开始意识到，虽然过去我曾注意到了一些东西，也曾经为一些做法感到忿忿不平，但是我对于这些问题从来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在潜水中我发现了一个典型的实例:因为肆无忌惮地向海洋倾泻化学废料，海洋中巨大壮观的珊珊礁正濒于灭绝。童话般美丽的景象遭到毁坏，死亡的珊瑚林鬼影憧憧地伫立在海底。虽然这一切与有毒农药无涉，但是少量化学废料流入海中所造成的如此巨大的危害，实在令人震惊。 从那时起，我开始重新审视化学农药。对于某些混合了20%高效物质的磷酸杀虫剂，每公顷只要施洒200至500克，也就是说每平方米0.02克，即可杀死那里全部的昆虫生命。然而这种杀虫剂并不单纯是一种农药，而是一种更为奇妙的物质。我早就听说过，这种毒剂组合最初并不是作为杀虫剂，而是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毒气来研制的。在战争结束时仍有大量的制成品，于是人们想到，这种毒剂最终也可以杀死昆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作聪明。 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相信，我们当初在与毒药打交道时是多么的漫不经心，而今天那些在化学领域里致力于研究超级农药的同事们又是怎样的粗心与轻率。在没有受到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这些毒药被交到对其危险性一无所知的使用者手中，全然没有考虑到毒理学方面的问题。在当地的农业学校里，年轻学生们的头脑中被灌输进了大量毒药配方，但是校方却没有提供一节有关化学植物保护剂毒理学的课程。现在，我对于我们自己的植物保护剂产品也开始胆战心惊了。 迄今为止，我对于那些美丽的化学分子式仍然缺乏足够的xx。它们于我太过单调与乏味了。那些混杂在一起的化学的、技术的、商标的名称，尤其令我大伤脑筋。当时，我可以记住几百种植物的拉丁文名称，但是对于不同品牌的滴滴涕或是2，4-D-制剂的名称，我所知道的不过几十种。我觉得花时间去记这些东西实在有些愚蠢。因此在我的同事和上司面前，我不得不谨慎行事，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我在这一领域所知甚少。从那时起，我开始仔细阅读植物保护剂的名录，试图对这些产品的化学成分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同时阅读我所能找到的有关毒理学的书籍。但是这些还是太少了。 在此我还是非常感谢巴斯夫公司，在我供职期间，它还是一个相对温和的集体。他们一定注意到，我这个人总是有太多的想法与顾虑，而xx忽视了植物保护剂的销售，同时我总是和本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同事谈及我的忧虑。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受到来自上司的压力与督促。大约在60年代中期，我开始积极投身到植物保护剂的领域，虽然并不xx是从公司的利益出发。我的兴趣焦点在于，是否存在防治植物病虫害的其他良方。作为一个自然的热心xx者，我不久就清楚地意识到，人们经常提及的生物植物保护，即启用害虫的天敌，或无害的偏方来代替化学农药，也从未达到过其预期的目的。 我在阳台上培植了几百种稀有植物，其中大多数都是我在旅行途中采集的多汁叶厚的植物。我也曾经帮助克里萨特教授照管他的巨大的植物收藏。虽然他的植物园举目皆是奇花异树，但凌乱得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灾难。优秀的植物学家通常都是不合格的花匠，刚好是两个极端。 我的小植物园和他的大植物园显然都不是远离害虫的净土。在克里萨特的花园里杂乱地种植了数千种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植物，其间也发现了差不多同种数量的害虫。不久我注意到，在我们植物园里生长的植物比之生活在原始生物群落里的同种植物要娇弱得多。克里萨特的花园情况更为糟糕。他总是喜欢用硬度很高且富含钙质的水来浇花，因此在他的花盆里和花坛中土壤的PH值常常过高，致使植物萎黄或者不得不忍受微量元素的侵蚀。这些植物抵抗害虫的能力极低，而事实上在这些植物身上已经出现了害虫。 我曾经把生长在裸露岩石上的一种绚丽的仙人掌类植物带回家，它下面只有不到一厘米的土层，差不多都是松软的腐殖质土壤。在热带雨林灼热的阳光下和长达六个月的无雨季节，这种植物也能健康地生长。在我的阳台上，我给它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我安装了一个离子交换器，以避免用过硬的水来浇灌我的植物，使土壤的PH值保持正常。除了铺垫富有腐殖质的土层外，我还用水解肥料来呵护我的宝贝植物。过了不久，我的植物即遭受了严重的蚧科昆虫的袭击，随之而来的是线虫。我不得不剪去所有的根茎，并且给土壤xxxx。但不久害虫又卷土重来。在重新造访基波(QUIBOR)沙漠——我的宝贝植物的故乡时，我仔细地观察了它的同伴。它们全部都有一个漂亮的菌根，而这在我的植物收藏中是极为少见的。水解肥料，以及过量的水分，破坏了植物的菌根，并且很难使之再度康复。 后来我逐步认识到，所谓害虫，并不像现代农业中所描述的那样，是农作物肆意专横的敌人。病虫害侵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物质转换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我曾经在我的植物园里作过一个试验，把遭受虫害的植物和尚未遭受虫害的植物放在一起，蚜虫并没有简单地从病害植物爬到洁净的植物上，即使它们相互接触。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心观察客户的种植园。我曾经访问过一个土豆种植园。那是大约十年前开垦的一片沙地。在每两公顷的土地上，农民施洒大约两吨的化肥——蓝色的硝基磷酸盐 (NITROPHOSKA) ，同时喷洒的还有我们公司出品的系列杀虫剂。尽管使用了超剂量农药，最终还是爆发了大规模的蚜虫病害。我从未看到过如此严重的蚜虫病害。我确信，他的蚜虫一定是对我们生产的杀虫剂产生了抗药性，我建议他应该试用我们竞争对手的产品。我长时间坐在田埂深深的杂草丛中，因为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里的土壤还是原始森林的土壤，原始森林就在种植园近旁。在杂草丛生的xx土壤中，同样生长着土豆。尽管要与杂草争夺土壤中的养分，但是那里的土豆却不用担心蚜虫的侵扰。而在不远处的种植园里，却群集着各种各样的有翅或无翅的蚜虫。整个下午我都在东瞧西看。种植园的土壤是没有生命力的、管理不善的土壤，没有腐殖质。几年来，它不得不一直承受着高剂量的化肥和毒药的侵蚀。生长在森林边缘富含腐殖质的土壤中的土豆，虽然不是很高产，但是蚜虫对它们显然没有多少兴趣。 这种观察令我难以释怀。在我们土地上肆意蔓延的虫害，不仅归咎于过度发展的单一种植经济，同时寄生虫缺少天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在这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所谓害虫并不是单纯意义上肆意乱行的敌人，否则地球早就变成了没有生命的蛮荒之地。在这之前，我一直对植物保护领域的研究人员怀有崇高的敬意。现在我却不得不扪心自问，对于这个如此重要的观点，为什么过去人们从未给予足够的xx？显然，我并不是{dy}个进行这种观察的人。在我所读到过的有关植物保护的化学小册子中，我从未发现过有关虫害与植物物质转换之间相互联系的论述。有关植物害虫的学术专著也是如此。病虫害的发生过程总是如此简单:寄生虫遇到合适的宿主植物，即开始在所有同种作物生长区迅速蔓延开来，正如它们被施肥、被修剪、被喷洒农药和施以灌溉一样自然。 在路德维希港逗留期间，我很荣幸地造访了林伯尔格农场。我对那里的昆虫农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那里，蝗虫、竹节虫的幼虫，以及部分极为稀有、难以驻留的昆虫被大量地进行人工繁殖，用于当地的生态农业，并由此发展了一门新的科学。这种农业的目的本身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这些昆虫被用于农药试验，但xx是实验室状态的，人们并没有认真考虑到它在自然界中的实际效果。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试验只是服务于预期的实验目的，即一种物质究竟能否杀死昆虫。没有一个农药昆虫学家曾经认真思考过，蚜虫、螨虫和蚧科昆虫虫害什么时间会在某种特定的植物上蔓延，以及突发虫害的原因，而在另一时间段为什么可以免于虫害的侵扰。我在那里结识了一位伟大的昆虫学家，那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洞悉昆虫世界的一切，但是他{wy}的工作内容即是，研制各种各样的农药，杀死昆虫。根据卡逊夫人书中所述，化学植物保护剂原则上并没有被禁止，只是被指出了其危险性所在。令我惊讶的 并不是高层针对卡逊夫人的有失高雅的谩骂方式，而是研究者也跟随其后；人云亦云。书中很小的技术错误被不实地予以夸大，而事实上这些错误并无碍于其中心论点的表述。这些批评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卡逊夫人是一个情绪激动的评论者。她指出了危险所在，并发出警告，同时她也看到了——上帝作证——最糟糕的情况。试问当一个人的房子着火时，他怎么可能做到保持xx的冷静和客观。应该顺便说明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为科学家而写，而是为了某些诸如政治家之类大权在握却任意行事的人士而写的。那时我对于科学的纯洁性还抱有坚定的信心，并且把化学实验室中所进行的一切视为科学。取代对卡逊夫人的谩骂的，是人们对她作为科学家名分的否定。我猜想，这些技术学者也许试图通过一场实实在在的论战，敦促其改变自己的看法，甚而改弦易辙，转向其他的研究领域。 转自：《自然不可改良》， 电子书点击下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