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接触到卡逊夫人的观点之后，我开始对化学植物保护进行了深入而严肃认真的思考。虽然在此之前，我就已经认识到，人类不使用农药同样可以生活得很好。作为例证之一，我曾经为卡拉卡一个修道院的菜农出谋划策。整整一年，我们没有使用任何农药。我们通过定期施肥，使农作物得以健康生长。我们的菜园总是保持欣欣向荣的景象，菜头、沙拉菜和萝卡都是叶质肥厚且味道鲜美，同时我们也很少因为害虫侵扰而大动肝火。今天想来，我仍然会惊讶，自己当初何以没有宣布与化学植物保护剂一刀两断。当时我认为，工作在农场和单一作物种植园的人们如果没有化学农药的帮助，将无法维持正常的作物生长。在我自己的植物园遭遇一些棘手的情况时，诸如在花盆中发现线虫，我也曾经尝试使用一些已知的毒剂，以避免被迫去更换全部土壤。当我为我的仙人掌科植物更换不含化学制剂而只有水汽的无菌新土时，我也使用了化学毒素。但是对付蚜虫，很久以来我就认为只要有一把刷子，一桶肥皂液就足够了。有时候，我对于在适当时候使用化学毒剂还是持赞成态度的。

如果把化学毒剂问题暂且搁置一旁——尽管这一问题使我日益感觉沉重，我还是很怀恋在巴斯夫公司工作的日子。这家巨大的化学企业内部的一万余名雇员、数以千计的聪明头脑和组合奇妙而复杂的成套设备，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当我在工厂里，作为翻译为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介绍这一切时，我常常会为之感到自豪。巴斯夫生产的不仅仅是毒剂。在大多数情况下，化学总是令我着迷。我的收入不菲，而且在我的工作中可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度。那时我对于技术官僚的政治观点还一无所知。我希望能够长期留在委内瑞拉。 

作为跨国公司的雇员在其海外分支机构的工作与生活，与职业外交官的生活极为相似。一个人不可能被允许长期驻留在一个国家内，以避免形成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沉湎于其在这个国家所感受与发现到的一切有趣味的东西。所以在1966年，我又被调回路德维希港的公司总部。在那之前，我几乎已经决定留在委内瑞拉。我可以在当地的大学里找到一席教授的职位，我也可以独立担当自由顾问、土地测量员，或是潜水员的工作。但因为公司方面许诺在公司总部逗留一年后，将派我进驻秘鲁，所以我{zh1}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公司内。秘鲁是我神往已久的神秘之国，生长和生活在那里的奇花异树和珍稀动物以及印第安人所创造的文化都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欧洲工作的那一年日子过得很快，两个月回家探亲，两个月在西班牙，两个月在加那利群岛和北非，两个月在古巴。但是那之后我并没有被派往秘鲁，而是调任至摩洛哥。这一安排同样使我激动不已:这个北非国家的异国风情，独特的自然景观，在阿特拉斯山脉继续我对动植物家族的生态地理学意义上的考察，还有与西方文化迥然相异的穆斯林文化。因为我会说法语，在那里的工作也不会对我有任何困难。

在北非工作期间，巴斯夫再次赋予了我独立决策权。令人遗憾的是，那时巴斯夫越来越倾向于“xx毒药的生意”。非常幸运，那时我有一个很尽职尽责的同事，他很善于把生意上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使我得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技术问题和我的旅行上来。我访问了当地大大小小的农场、农业科研院所和咨询机构。我{dy}次清醒地意识到，我所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道德困境。我的职业要求我说服更多的农民购买我们公司的农药，尽管我对这些产品已经失去了{zh1}的信赖。有许多次我很清楚地认识到，我应该劝阻农民不要购买农药，事实上，我也这样去做了。但是这种做法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在商业领域的所见所闻同样使我心烦意乱。好在我作为顾问的工作，也不允许我过分地歪曲事实。一个值得炫耀的成功范例是，我曾经向居住在摩洛哥北部沙漠边缘的几个菜农建议，使用不含杀虫剂的粪肥，来促进作物的生长。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习惯铲除适于作物生长的腐殖质土壤，而代之以水解肥料和大量杀虫剂，这使他们饱受线虫的侵扰，而且这种做法对于他们来说也太不经济了。用于购买水解农药和杀虫剂的费用与土地一年的出产大致相抵——而一年之后，线虫又会卷土重来。

但是有一次，一位客户却向我们的代理商投诉我。这位拥有一百公顷土地的柑橘种植园的主人当时把我找去，他非常不安，担心在他的种植园里会爆发大面积的蚜虫病害。我在他的种植园里转了一整天，只偶然发现了几小群蚜虫。但是确实很多叶片都留下了蚜虫、瓢虫及其幼虫们勤奋工作过的痕迹。我告诉那位种植园主，他大可不必为此焦虑不安。如果要爆发大面积的虫害，即使投入杀虫剂也需要一定的操作时间，而事实上我认为发生虫害的可能性并不大。如果他不施洒杀虫剂，倒是可以节约很多钱。第二天这位种植园主就给我们办事处打电话，抱怨给他派去了这样一位不称职的技术顾问。这和现代医学的遭遇非常相似:一些病人无法容忍的是，他去求医问药，而医生却说他用不着吃药。

在这一时期，巴斯夫的农业部门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我共事的新的销售人员和经理，都是些无所顾忌的追名逐利者。事实上他们只对销售额感兴趣。虽然我可以继续那些极具吸引力的“副业”，但是我的工作越来越不顺心。惟一的安慰是那时我和马拉喀什的一位仙人掌花园的主人交往甚深，同时我又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满是奇花异木的植物园。 

这期间的一段插曲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们公司出品的一种除草剂，对于xx甜菜园里的阔叶杂草具有很好的效果。来自德国的经济援助为摩洛哥人带来了甜菜种植技术，约有一万公顷的土地已经种植了甜菜。我当时的任务是在这些大的甜菜种植园里推广除草剂，公司方面希望至少能够占领30%的市场。我从社会角度出发对这一计划表示反对。这种除草剂的推广将使大量靠拔除田间杂草为生的穷苦农民面临失业的困境。这一论点在当时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因此我又试图从技术角 度寻找有力的论据。在摩洛哥，正如在西班牙，杂草差不多是甜菜种植经济中所面对的{wy}问题。但是我们的产品对付这种杂草却显得力不从心。同时TCA公司产品强有力的竞争也使我们的产品销售步履维艰。该公司的产品在使用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经济实用。为了取代这种产品，我得到指令，大批买进这种颇具竞争力的产品，与我们的产品掺杂在一起，作为一种特别高效的甜菜除草剂在摩洛哥大力推广。这是一个双重的骗局:不必要的费用，不必要的环境污染。这种事后来再也不会发生了，在摩洛哥的{dy}个三年任期期满不久，我就辞职了。

读者诸君读到这里，一定可以理解，我并不是简单地背叛了化学。其实，我也从没有在乎过这种评判。拒绝毒剂使我无法成为这一领域合格的好经理。在我三十岁时大胆启用我的负责人，当时认定我是当经理的材料。进入这家公司不久，我就接触到了在这里工作的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使我大为震惊。尽管如此，最初的日子比之后来相对要惬意得多。我很快意识到，我不想也不指望在公司的职位获得提升。我对于许多事物拥有浓厚的兴趣，而对于公司里的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中惟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公司。他们中的一个人曾经对我的行事方式大感惊讶：“你对生物、物理、天文、数学都兴趣浓厚，你阅读人类学和历史书籍——但你却是一个肥料经纪人 。”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农业化学领域的工作经历对于我来说不啻是一所极好的学校，在那里我学会了生活，同时它对于我们今天与现代工业社会的诸多弊端进行抗争也提供了良好的经验，而这些弊端正在威胁着地球上的生命。

看到在当今技术官僚庞大的权力体系中还生存着许多如此小的净土，总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身处其中的年轻一代能够成长为这个社会制度的批评家，同时能够有所作为，在一切可能的范围内去针砭时弊，变革这个社会，而不至于等到有{yt}人们发现一切都已为时过晚。

但是这所学校最为重要的一课，却是在我辞职之后——1971年我回到南里奥格兰德我的故乡阿雷格里港时才告开始。我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专事风景造型的企业家，同时兼任农业经济的顾问，我在这些工作中找到了许多乐趣。这期间我又作了大量的旅行。但是此时我所面对的却是令人震惊的环境破坏，这一切都是在我旅居国外的几年中发生的。对于我们的军人独裁政府而言，发展高于一切。那是一个我们国家的代表在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上大出风头的时代，因为他们极有风度地向全世界宣告:把你们的环境污染带到我们的国家来吧，我们还有足够的河流可以被污染。美丽的沙滩、森林、沼泽和山谷，我所渴望回归的许多壮美的自然地带，就这样被毁坏殆尽。 

然而最令人震惊的还是有毒农药的泛滥。1957年我离开巴西时，在农业中使用有毒农药还仅仅是一个初步的设想。我xx无法想像，毒剂的使用会把这个国家引向何方。短短几年内，巴西的农业就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三大“毒剂吞食者”，而南里奥格兰德的毒剂消耗量约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在我最为倾心的稻米产地——学生时代我曾作为土地测量员在那里工作过——一切都已面目全非。而这些都是所谓的“绿色革命”使然。一度令我心醉神迷的大种植园，因不再有我喜欢的水生植物、鱼群和水鸟而变得索然无味。除草剂和其他有毒农药使生活在那里的多种多样的生物濒于灭绝。基于彻底的绝望，我成为了一名环保斗士，在此之前我并没有什么目的性，我只是喜欢美丽与自由的生活罢了。直到今天，有时我还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疲于奔命的经理，而这正是我所最不愿意做的。

现在，我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来看待有毒农药的问题，这使我意识到过去自己是怎样的愚昧。作为一个生物学家，为什么我用了这么长时间才看清了农药中所蕴含的玄机与阴谋？为什么长期以来，我对于只适用于紧急状态时的“正确使用”的内涵一知半解？所谓正确使用一种效果显著而持久的杀虫剂——通常有毒农药都具有这两个特点——事实上{zh1}总是使用不当。有毒农药不能因为所谓“农作物遭遇了敌人”这样一个简单轻率的判断，而被投入使用。也许所谓的“敌人”对作物并没有构成威胁，而只是作为一种自然生物指示剂出现的，人们大可不必为此惊惶失措，担心自己的庄稼生病了。那些认为土地是没有生命的人，自然也不用去操心当雨水把有毒农药从叶片上冲刷下来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化学分解物会带来什么后果？有毒农药对于植物的物质交换过程又会产生何种影响？如果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一直不间断地服用一种可疑的有毒饮料，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人们如何讨论“{zg}剂量”并把这一概念列入技术方案？在这一问题上首先被考虑的是保护化学的法律方案，而不是保护消费者。如果我在街上开车轧死了一个人，那么事故的因果关系很明显是不可否认的。我必须对此事负责。但是如果我患了癌症，那么我又应当去追究谁的责任呢？人们无法提出任何证据，特别是，到处都在使用{zd0}剂量的农药。

化学本身并没有要求人们一定要遵循它的意志。它仅仅是提出建议。罪责总可以算到使用者头上。

只要人们无法证实是化学农药造成的损失，化学工业就有权利根据他们的需要把毒剂，无论是化学农药还是其他诸如木材防腐剂、聚氯联苯等化学物质施放到我们生存的空间中去。就像童话中被囚禁在瓶子里的魔鬼一样，一旦施放出去，就无法再收回。但是也有一个例外，就是滴滴涕的没落。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试图在巴西罗纳—普朗克为林丹(LINDAN)恢复名誉。他们要在那里兴建在欧洲必须拆掉的工厂吗？恰恰相反。只有确实能证明一种物质对环境不构成危害，人们才允许借此发财，这才是{wy}正确的途径。

把化学农药和水解化肥应用于农业经济的做法从根本上说就是错的。它所依托的机械的和化学的方法，正是造成作物患病的原因所在。化学公司随后又会出售解决这些疾病的小偏方或者小手段，虽然这只会使作物的病情加重，而销售额却可以趁机扶摇直上。

通往健康农业的道路应该是一个相反的方向。我们必须给我们的植物和动物提供理想的生长与发展的条件。如果土地、植物的生长环境、小气候和正确的培植方法等因素都能得到保证，并且植物自身物质交换保持平衡状态，害虫是不会引发很严重的损失的。

在迄今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系统里没有化肥，没有化学植物保护剂，也没有针对动物世界的合成xx。但是每一个生态系统对于与之相适应的群落环境，都意味着可持续的{zd0}可能的高产。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像石器时代的猎人和植物采集者，或是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的印第安人那样，仅仅依赖纯自然的生态系统维持生存。我们必须在现有的土地上谋求最为持久和{zd0}限度的高产。

从事再生农业的理想主义者们早就指出，做到这一点是xx可能的。在所谓的“{dy}世界”，通过运用再生的方法，农业收成已达到迄今为止的{zg}产量。而在第三世界，在再生农业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获得比今天通用方法更为可靠的高产。撇开“黄油山”和“牛奶海”的恶果不说，如果一切难以持久， 那么今天的丰产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们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并非来自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石油、原磷酸盐等原材料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新一轮的石油危机已经等在门外，而森林灭绝之后，接踵而至的必然是农业的消亡。 

如果当代的技术官僚继续要求在农业经济中使用这种非自然的、xx式的方法——今天他们不可能这么傻，以至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是因为，这种做法会在短期内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和收益。今天的商人和当权的政治家总是目光短浅。

今天，当人们把农药化学以及新近兴起的栽培技术和基因技术与阴谋一词联系在一起时，并不等于说，这些现代科学自发结成了一伙强徒，要去涂炭生灵。今天许多巨大的灾害损失，很多都是由于人为的原因造成的，而肇事者却依旧心安理得，处之泰然。隐隐感到的内疚与不安很轻易地就被经济上的成功冲昏了头脑。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统治工具并不永远是作为工具出现的。权力总是在不断地扩张势力，并从理论上不断寻找新的依据来证实自身的合理。

水解化肥对于有毒农药的促销作用，是土壤学家和肥料专家事先也没有预料到的。在化学植物保护领域供职的发展技术专家和商人也没有预见到这一点，甚至有些人直到今天仍对此一无所知。肥料专家和植物保护专家分别埋头在两个相互隔绝的“抽屉”里工作。只有坐在这根链条最终端的大集团的经理们才真正洞悉全局。他们非常清楚，杂交品种推广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种子贸易，复合化学和良种的投入也有助于扩大产品销路，而基因技术对传统农业栽培技术的冲击，会导致对化肥和农药的更大的需求，其受益者就是他们自己。物欲使然。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尽管那些经理们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什么是社会正义，对于生态学全无概念，并且对于今天工业社会所蕴含的信条一无所知，抑或把它们与公众情感混淆起来。但这一切都不足以使他们感到尴尬，相反他们总是心安理得地宣称，是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最终把人类从饥饿中拯救出来。如果留心化学界人士在公开讨论中，为解除全球饥饿所作的不知疲倦的祈祷，人们有时反而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他们实际上只相信他们自己。甚至于发展援助计划和世界银行的项目也常常是基于这些理由启动的。这一切当然不会停止，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

转自：《自然不可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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