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佛祖山圣地的发现证明了中国佛教来源于佛祖xx。
这对于中国佛教信徒无疑是个巨大的鼓舞。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有很多说法，各流派都将自己的始祖当成中国佛教最早的传入者大加发扬，也因此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宗教界的一些矛盾。比如藏传佛教将莲花大师视为xx，而唐朝高僧玄奘也一度成为汉传佛教的xx。现在，中国佛教的真正的xx找到了，这个由来已久的争论应该可以画上句号了。
同时，由于从秦始皇开始，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多次禁儒、禁道、禁佛的曲折经历，使得中国佛教xx在本土一度不振。据我说知，汉地佛教传播史上遭受过四次来自官方的禁断命令。这就是xx的“三武一宗禁佛”。北魏太武帝即位之初信奉佛教，后受司徒崔浩影响，笃信寇谦之道教。为确认其统治合法性，有意排斥佛教，指为西戎虚诞。借口王公以下有私养沙门及佛寺私藏兵器等，于是诏禁佛教，诛沙门，毁寺庙，焚经像等。北周武帝早年佛，即位后更重儒术，为压抑佛道维护封建国家至高政治影响，曾七次召集百官及沙门道士辩论儒释道三教先后。后来下诏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禁诸淫祀。唐武宗好道术，恶僧尼，遂行禁佛，全国毁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没收田产数千万顷。后周世宗时，诏禁私度僧人，废寺3336所，仅存2000余，合法僧尼6.12万人，北方佛教一时大衰。但是佛教却在从中国传入日本、韩国后，在异国他乡保持完整，发扬光大。佛祖山圣地的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找回中国佛教xx，找回中国人的尊严。这个意义也是巨大的。
但发现并不是目的。我们还要将这一重大的发现公诸于世界，还要给予世界佛教弟子、信徒们一个祭奉佛祖、弘扬佛法的机会和场所，并以这些举措，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维护和平与稳定的进程。因此，开发佛祖山就成了发现佛祖山之后当然的一个重大举措。
二、佛祖山的文化积淀
事实上，佛祖山文化作为佛教文化遗存，决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除佛教文化遗存之外，佛祖山还保存有大量儒家、道教文化及其它相关文化的丰厚遗存，呈现出一个以佛教为主体的儒、释、道等综合性的中国古文化遗存带。所以说，对佛祖山的开发并不是一个偶然或者一个奇想，佛祖山本身就有着悠久而丰厚的文化积淀。
{dy}，佛祖山历史上就佛事兴盛。
佛祖山现存有数十处佛教及相关文化遗迹，现存庙宇十数座均为解放后民间所建，反映了这一地区至今仍然具有进行正常佛教活动的迫切需要。依据康熙、乾隆、道光三种版本的《天门县志》、光绪版《京山县志》及《天门地名志》、《湖北宗教志》等史籍，佛祖山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基本与整个中国佛教同步。建于汉代的普济寺，位于佛祖山龙尾山旁的青山腰，寺内古桂传为汉代所植；晋代则有佛教“三支”之一的支遁法师长期主持佛祖山下龙盖寺（后更名为西塔寺）的法事活动。据史籍记载，明朝疏浚县河时曾发现刻有支遁事迹的石柱一尊，城西有支公台遗址。据《世说新语》记载，支遁喜养马养鹤，佛祖山则现存有养马嘴、东西走马岭等遗址，传为支公遗迹；南北朝时期建有白龙寺；唐初建于佛祖山下资福寺，贞观年间所建金盆山（现佛祖山群之子弟山）观音寺，唐末始建于佛祖山下黑流河旁的龙兴寺；宋代西龙尾山有广慈寺，广沟河旁有竹影寺，现京山县城小东门外的多宝寺等；明代有位于佛祖山北的佛祖寺，有由明初名僧智莲募捐修建的北禅寺，位于佛祖山下县河旁的圣台寺，则是明末xx高僧无念禅师的道场。据县志记载，“圣台寺，一名圣寿，池产白莲，实圆而黑，夏月无蛙鸣，传是无念禅师遗迹，康熙丙寅里人张氏独创道场殿阁，其先世施田五百六十三亩。”无念禅师著有《黄檗无念禅师复问》，载新文丰出版之《嘉兴藏》第二十册，深得时人憨山德清、袁宏道、李卓吾等名流的高评；清代有位于佛祖山群之卧虎山下速顺河畔云岩寺。
第二，佛祖山有深厚的儒家思想积淀。
这方面的代表主要是陆羽与其《茶经》。陆羽是唐朝中期一位xx学者，也是我国和世界茶学的最初创建者，其身世坎坷凄凉，极富xx色彩。他博学多能，是xx诗人，又是音韵、书法、演艺、剧作、史学、旅游和地理专家。他一生嗜茶，精于茶道，工于诗词，长于书法，因著述了世界{dy}部茶学专著——《茶经》而闻名于世，流芳千古。唐代大书法家、大政治家、大诗人颜真卿到湖州任刺史时，陆羽的品学才识深得颜真卿的赏识，因此而成为颜真卿的幕僚，并参与了大型韵书《韵海镜源》的修编勘校工作。
早在唐朝，陆羽对茶学的贡献就为同时代人广为赞颂。如大国十才子之一的耿伟就曾写诗赞颂陆羽。唐以后，随着人们对茶的认识越来越深刻，陆羽也越来越受推崇。北宋xx诗人梅尧臣诗句指出：“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约事春茶。”
第三，佛祖山有众多道家遗迹。
八仙的传说也是佛祖山神话传说中最亮丽的一笔。八仙的传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仅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与喜爱，旧时民间庙会及节庆表演中，八仙更是不可缺少的形象。八仙当中有的是风流倜傥的书生，有的是相貌丑陋而心地善良的乞丐，有的是皇亲国戚，有的是一贫如洗的民间歌者。八位具有不同性格、不同身份、不同时代的仙人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仙人群体，至今仍为人民所津津乐道，影响不衰。八仙之一的韩湘子本名韩湘，相传是唐代大文学家、刑部侍郎韩愈的侄孙。生有仙骨，素性不凡，厌烦华丽，喜欢恬淡，佳人美女，全不动心，美酒佳肴，不能溺其志。他所热心的是道家的修炼之法、黄白之术。有{yt}，湘子外出访师，恰巧遇见吕洞宾和钟离权，便弃家随二人学道去了。后来到了一处地方，见仙桃红熟，他爬上树摘桃，桃枝断折，湘子坠地，身死而尸解，这便成了神仙。湘子成仙后，欲度韩愈，知道韩愈历来不信道，便先用法术打动他。那年正遇大旱，皇帝命韩愈到南坛祈雨雪，祈祷好久，并无雨雪降落，眼看就要被罢官。这时，韩湘子变成一位道士，当街立出招牌：“出卖雨雪”。有人报告韩愈，韩愈便请他来祈祷。道士登坛作法，不一会，天降大雪，韩愈还不信服，问道士说：“这雪是你求下的，还是我求下的？”道士干脆回答：“我求下的。”韩愈逼问：“有何凭据？”道士说：“平地雪厚三尺。”韩愈立即派人测量，果然雪厚三尺，心里这才有些服气。唐宪宗本性好佛，有一回西番派和尚送来佛骨，宪宗意欲将佛骨迎进宫，诸臣皆不敢说个“不”字，独有韩愈上表苦谏，斥佛为异端不祥之兆。宪宗大怒，将韩愈贬往南国潮州，限日起行。行不数日，彤云四起，寒风刮来，大雪飘飘。走到一个地方。雪深数尺，马不能前，路不可认，四周更无人家。想要退回，大雪埋了来路。正在饥寒交迫之际，忽有一人冲寒开路，扫雪而来，近前看清，来人正是韩湘子。向前问韩愈：“你还记得当年花开时的诗句吗？”韩愈问：“这是什幺地方？”韩湘子说：“蓝关呀。”韩愈叹息良久，说：“世事这般的有定数，我将从前的句子补成一首诗吧。”
相传韩湘子为避免其叔父韩愈冤案的牵连，由河南来佛祖山隐居修炼，终于在此得道成仙。传说在地下尚埋存有韩湘子所留下的金椅子。龙泉观位于龙尾山尾部，始建于唐代，现在当地发现有36个观的墙基，可见当年香火之盛。天门境内尚有九真镇，取自道教真人之说。
第四，佛祖山有文人墨客的遗迹——钟谭祠。
钟惺、谭元春是明末竟陵派文学的创始人。钟惺，字伯敬，号退谷，别号晚知居士。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官至福建提督佥事。著作有诸经考、诗合考、毛诗解等。谭元春，字友夏。他提倡诗文抒写性灵,反对拟古文风，所提倡的“性灵”是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是“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谭元春受钟惺影响，两人文学创作主张一致。他们相互友善，合力评选唐以前之诗为古诗归；又评选唐人诗为唐诗归，二书合称诗归，共五十一卷，风行一时，时称钟谭。且二人皆为竟陵（湖北天门）人，其论诗文之见解，声应气求，如出一辙，又称竟陵体。他们生前曾至佛祖山吟诗作赋，死后按其遗愿，将两家祠堂移建于卧虎山中部。
第五，佛祖山还有其它历史遗迹。
现存有石家河文化遗址、龚家大湾遗址和雷八家遗址等，表明自新石器时代起这里即有人类繁衍生息。还有烤红口，位于佛祖山群之坛山与卧虎山之间。史载，汉光武刘秀率兵举火夜度，火焰冲天，烤红两旁山崖，故名。
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出，佛祖山是一个以佛教为主体的儒、释、道互动发展的地方。陆羽与其《茶经》就是个典型的说明。他把中华民族的阴阳五行辩证法、道家天人合一的理念、儒家的中和思想等博大精深的精神浓缩在一碗茶汤之中，不但系统地总结了种茶、制茶、饮茶的经验，而且将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精华和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理念融入茶事活动之中，突破了饮茶解渴，饮茶保健的生理功能，把茶事活动升华为富有民族特色的、博大精深的高雅文化——茶道，从而为饮茶开创了的新境界。这又让我想起佛祖山那状似如意的造型。这不能不说是佛祖山人杰地灵的表现，同时也因为佛教对中国的深刻影响。
综观中国历史，儒、释、道从来都是互动发展。特别是佛教，对土生土长的中国儒家道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首先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在诗歌方面，到唐代，禅宗盛行，诗人受禅宗的影响，开始追求高远的意境，以情入景的诗风开始流行。初唐如王维、孟浩然，中唐如白居易等；至宋代，诗风发展为融景入理，代表诗人为苏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初唐诗人王维，由于其母信奉佛教，王维深受其影响，也虔诚奉佛，他的山水田园诗富于禅趣。在文学理论方面，佛教对文学评论的影响也颇深远。推其原始，刘勰之《文心雕龙》，实肇其端。其后如《诗二十四品》、袁枚之“性灵”说，无不受禅宗的影响。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也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敦煌佛教壁画对后世的影响更是深远。至于音乐方面，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贝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伴随佛教一起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做出了{zy1}贡献。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xx就有十余种，并且藏语系佛教中有医方明之学。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
在思想方面，佛教的影响更加深刻和广泛。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战国。战国时代，诸子xx，各倡其说，使中国哲学思想极盛一时。汉朝，则唯有孔老，后因武帝斥百家而独尊儒学，故道教日衰。到了魏晋六朝时期，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渐复兴，遂起冲突。两者因冲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触而融和。所以后讲老庄者，多取义于佛经，而讲佛学者，亦多引用老庄。佛教的佛性论与禅宗明心见性说，对道教的道性论与修心炼性说有很深的影响。道教对于天界及地狱的论述，在佛教宇宙观的影响下，更丰富了其内容。至于儒家，亦因帝王及名儒多转向佛，致使当时卫道者辟佛，但终因佛教思想之超越，翻译文学的优美，当时{yl}儒者，无不学佛。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品格、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的总和，是中华民族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化积淀，其中，儒家文化中的有为主义，在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儒家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举宋明理学为例，很明显，它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华严、禅宗和另一部分佛教理论的刺激和影响而产生的。在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一时普遍的风气。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运动者，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学术名流，都采取了佛教中一部分教理作他们的思想武器。佛教的慈悲、平等、无常、无我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界中起了启发和鼓舞的作用。在当代，儒学更是融入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血脉。如果说儒家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则佛学该是中国文化的心脏，而道家学说是筋骨。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文化，则佛教之输入，竟使中国本位文化{dy}项变质，而成为本位文化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佛教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大多数的教理教义已不是人们关注的重心，人们也不再视其为真理和准则，而更多地是佛教这种形式所带给人们心灵上的慰藉。如果说封建时代的佛教有着启示和方向的强大作用，能解释神秘的自然现象和不可捉摸的社会力量，那么在这个时代他则作为种信仰，有时作为一种精神，以弥补科学的不足，xx演变为了个人心理的调节，社会伦理和道德的维护这一形象。
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使个人的孤独感和焦虑渺小的无助感更强。佛教将现代人的问题纳入到它的领域，并提供出具体的关怀。这是佛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内在的心理原因。而且作为一种文化的元素，佛教在这个开放的、多元化的时代也应该存在和发展。所以说佛教的未来和人类一样，将继续存在和发展，以一种新的而非唯心的姿态继续存在着。
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xx割断。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现代民族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xx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其实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释、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首先要研究佛学；要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复兴佛教；要想使中国文化传播于世界，更要先发扬光大佛教。
由此可见，佛祖山地区佛教文化自古至今，绵延不绝，体现出佛祖山浸透着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佛祖山地区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人文荟萃之地、以佛教为主体的儒、释、道互动发展之地，有着相当深厚的文化积淀。开发佛祖山，将从一个侧面展示中国古文化发展的脉络，是传播民族文化的活教材。
三、开发佛祖山的逻辑依据
佛教经典《僧伽罗刹所集经》卷下载，释迦牟尼成道的第十年在枝提山说法，但此山究竟居于何处？有人认为，“枝提山”即天门佛祖山群之“子弟山”，佛祖曾于此地示现说法。此可聊备一说，在理论上尚值得进一步研究。但从佛三身说，即法身、报身、化身而言，佛陀愿力深厚，于无量劫中怜悯众生，在佛祖山示现无量数身教化众生，是xx合乎法理的。
佛祖山地区现存主要佛祖遗存有墨玉宝座和莲花宝座。墨玉宝座是个像沙发一样的石座（参见附图），高1.5米，宽1.8米，与寺院法堂的法座比例相当，同印度灵鹫山所存佛祖说法石座亦非常相似，传说为佛祖由天门山口下界传教时所坐。莲花宝座是一个圆形的xx石蒲团，直径约1.3米，厚约0.4米，相传是南海普陀山观音菩萨前来朝礼佛祖时留下的遗迹（参见附图）。
佛祖山地区至今仍然流传着许多有关佛祖的传说。佛祖山群之卧虎山，形如潜卧的猛虎。据传，此虎曾是佛祖座前的一个菩萨，佛祖来天门（佛祖山）下界讲经传道时，随侍而来，因为羡慕这块福地，便化作了这座卧虎山；前述之莲花宝座（参见附图），传说为观音菩萨顶礼时使用过的蒲团。这些传说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佛祖在此示现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佛教文化遗迹？在史志上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有关佛祖应化的记载？在民间为什么又有如此之多的有关佛祖应化的传说？这些遗迹、记载与传说又为什么一一聚焦于湖北天门、京山交界的佛祖山？历史文物的遗存、文字资料的记载与口传心授的传说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巧合，实在不得不令人艳羡佛祖对这块宝地的格外垂青，实在不得不令人猜想佛祖山与佛祖不可思议的因缘。
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九华山作为地藏菩萨的道场，普陀山作为观音菩萨的道场，均依据佛教传说。
五台山最早是道家的地盘，其之所以取佛教替代道教，最终成为我国的佛教名山，原因就是它曾经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据《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记载，佛祖释迦牟尼对金刚密迹主菩萨说：“我灭度后，于此瞻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其国中有山，号曰‘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此，为诸众生，于中说法。”这里所说的“五顶山”，就是指现今的五台山。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以及佛教名山，与文殊菩萨有着十分特殊的因缘。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见于大乘经典。在大乘佛教里，文殊菩萨始终是诸菩萨的上首，常与普贤菩萨一起，侍奉于佛祖释迦牟尼左右。所有的佛门弟子都将文殊菩萨视为智能的化身。佛祖释迦牟尼在长达40多年的传教弘法生涯中，凡是大乘法会，都有文殊菩萨参加。佛祖释迦牟尼说：“四谛”、“十二因缘”、“三十七菩提”、“五蕴”、“四禅”和“三明”等教说，都得到文殊的辅助。并且，在佛祖释迦牟尼形成僧团、建立僧院的过程中，文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古代有不少从日本、印度、
而峨眉山自东汉末年以来，即成为、佛教和道教的修炼之地。最初，道教在山上的发展更为兴盛，被道教列为第七洞天-----“灵陵太庙之天”。后来，佛教势力在峨眉山日渐兴盛，很多道教宫观被改成了佛教寺庙。《峨眉山志》等资料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六年
九华山以地藏道场闻名，一草一木无不与地藏菩萨相关。地藏受释迦牟尼之嘱咐，在佛祖涅磐后至弥勒菩萨成道间这段无佛时代，自誓度尽六道众生始愿成佛的菩萨。又因地藏持别愍念五浊恶世受苦众生，应众生所求而消灾增福，以成熟众生之善根，常变成种种化身济度、教化众生，故又称千体地藏。佛典载，地藏菩萨于过去久远劫时为一女子，名为光目，因其母堕于地狱受苦，光目为救度其母，而发愿救拔一切罪苦众生，待众生尽度成佛后，方成正觉。这一传说在中国民间广为流行。地藏菩萨“众生度尽，方旨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等地藏菩萨的誓语大愿，已融入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在中国对地藏的祭奉尤甚，视地藏为佛教四大菩萨之一。
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应化的圣地。据传唐代大中年间，天竺僧人上岛亲睹菩萨现灵说法，并让以七色宝石。佛教年传，观音为阿弥陀佛的左胁侍，因之，普陀山被传为海天佛国。南宋绍兴元年岛上佛教各宗统一归于禅宗。从此，普陀山即为观音显灵的道场，又为佛教禅宗的圣地。最盛时，大小佛寺达300余座，烟雨楼台，浪声梵音，山海兼胜，名满海内。普陀山的每年在观音诞生日(农历三月十九日)、成道日(农历六月十九日)和涅磐日(农历九月十九日)的佛事活动最盛。
这样一些重要角色为什么来到中国设道场？这决不是无缘无故的。从四大佛教名山在中国的分布情况看，四大道场各居一方，却惟独没有一个中心，而佛祖山恰在它们之中心位置。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必然。除了佛祖，谁能够享受这个中心地位？作为护法，任何一个也没有占据中心的资格，这个位置理所当然属于佛祖释迦牟尼。四大道场所以成为目前的分布，就是在听命他们的祖师居中以号令天下。
现在，由于党的宗教政策宽宏，众多的人都开始寻找自己的信仰，信佛的越来越多。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地区，也无论什么教派，都有一个信徒们祭祀拜祖的朝圣之地。但在中国，佛教信徒却没有这样一个中心。四大护法虽然也备受教徒们的推崇，却无法替代佛祖的崇高地位。在佛祖山开发建设佛祖道场，弘扬佛法，不仅顺应了以佛祖为中心、以四大护法为纽带的连接四海的格局，同时也为佛教团结找到了重心，为佛教弟子们找到了归宿。整个佛教发展在中国因此行成了一个以佛祖山为中心，辐射四方的格局。可以说，这既是佛祖的心愿，也是四大护法的夙愿。由此而论，佛祖山作为佛祖释迦牟尼应化的道场，于物有证，于史有据，于理可通，实属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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