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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作为主宾国的中国专门有“版权服务站”；书展上也签下了多笔版权订单。 据，书展期间，中国内地出版参展团共签署版权输出3553项，其中合同2417项、意向1136项。

又，11月17日，新闻出版总署在京召开“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专家评审会，对112家出版社提交的311个项目进行初评。该工程包括《中国学术名著系列》和《中国文学名著系列》两大系列。为保证质量，让中国图书“走出去”，新闻出版总署专门成立了以柳斌杰署长为主任、邬书林副署长为常务副主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为副主任的评审委员会。阵势不能说不大，评审不能说不严。

中国图书大批量输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就在这个时候，xx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去世了。

这些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在前后关联。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杨老先生这样的人物。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在中译英领域里，就好比中国两弹一星事业里的钱学森。杨戴二老，或许抵得上311个送评项目两大系列工程。

严格说来，文化推广并不能按照工程思维按部就班招标投标这么办。不然，只能会产生豆腐渣文化工程。在“版权交易”的诸多新闻中，有些人对版权输出交易的“丰收”沾沾自喜。可这些交易卖的不是打着Made in China标志，交给货运公司就可以完事的有形产品。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这些文化产品走出去所需的人肉桥梁 —— 翻译。

如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在《人民日报》的所指出的那样， “没有翻译，谈中国文化走出去，谈提高软实力就是句空话。”根据黄先生的说法，中国真正合格的“中译英”人才不足百人，人才的匮乏将导致文化上的“逆差”。

“自己去译”这种做法，如果有合适人选，那自然无可厚非。不过千万不能因为“找不到其他人，所以我们自己凑合着翻”吧这种心态来解决问题。我给人看过一些社科期刊的英文翻译，能看出是这种”退而求其次思维下的权宜之译。我只能对这些翻译敢于献丑的勇气表示佩服。科学文献尚且如此，何况文学翻译？文学作品本身靠的就是文字，如果翻译质量不佳，读者也不会去读，去买，纯粹是浪费出版社、作家、译者等所有人的时间，一点必要都没有。我相信宁缺毋滥。宁可别翻出去丢人，也不要凑合着给瞎翻出去。汉学家葛汉文曾说过一段故事，说有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博士生翻译了贾平的《废都》，可惜那留学生水平太差，翻译出来的东西，用葛汉文的话来说，“是一堆文字垃圾。”故而《废都》翻译成英文后，再次被废了一次。

但是译介的重磅人物可遇不可求。如今国外的人了解中国，就我所知，人们还是看林语堂、钱钟书等真正跨文化大家的作品，和杨宪益、许渊冲等大师的译作。不久前，我看到一位嫁到中国的洋媳妇的博客，她介绍说她回到美国之后，如饥似渴地寻找所有赛珍珠的小说。这个小小的细节，或许是一个警告：为什么21世纪的美国人，嫁给了中国人，居然还要看20世纪早期的作品来了解中国呢？今日的作家和翻译们都死哪里去了？今日中国，难道就没人能很好地介绍当今的中国了吗？可是读者用眼睛xx，这个细节，说明在了解中国的时候，这位洋媳妇找不到比赛珍珠更好地文化桥梁。 

这里我先说点题外话：文化输出搞国家工程很难有成效。这些事情国家不能包办。国家能做的{zh0}的事情，就是把伸得过长的手缩回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些年孔子学院在外，就我所知，所起作用低于当初预期。汉办将一些国内老师空降到国外，呆上一两年时间。希望借助这些人来推广中国文化。我不是怀疑这些老师的能力，但是这种一两年的安排，使得项目本身不具可持续性。而且在后勤安排上，也有诸多问题。这些老师出来，和家里人分开一两年，长又不长，短又不短。这样的机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出来后轻则影响孩子学习，重则导致家庭破裂。就算汉办下设妇联了，这些项目的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为什么不发挥当地社区的力量呢？

由此我联想到，中国文化的输出，需要突破传统的思路，不能让官方包办思维主导文化输出。我这里想到了如下几点思路：

{dy}，必须放开民营出版的手脚。这些出版社在我看来大有潜力，且机制灵活，对市场敏锐，很有能力将好的文化产品运作出去，可是就我所知，它们面临书号等多方面限制，不能轻易“转正”。关于这一点，或许业内人士有更深体会，我这里就不班门弄斧了。

第二，寻找在中国的外国朋友。有一次贾平凹在媒体上抱怨自己的作品难以翻译出去，因为里面方言众多。很快，阎连科《丁庄梦》等作品的英译者Cindy Carter就写，这根本不是方言翻不出来的问题，因为任何翻译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语言问题，这是这一行的常见现象。她又表示：“你们这些【出版社的】老爷们，干嘛就不屈尊拿起电话来，找一找住在你们所在城市里的新一代翻译们呢？”我们一提到对外翻译，就想到这些顾彬葛汉文这些老一代“汉学家”。大家不知道，有很多像Cindy Carter这样的新一代译者，已经跑到中国文坛来“寻宝”，主动在介绍中国文学出去，也很有兴趣更多地翻译中国文学出去。我不知道国内出版社有没有注意到这群人的存在？我自己倒是常关注他们，我也在其博客上留言，要求他们主动出现在中国出版商的雷达上。目前中国出版社是不是找不到这些人？还是这些人找不到中国出版社呢？我搞不懂。不要以为到中国来学汉语的外国人，就只能在联欢晚会上露露面，说点洋腔洋调的汉语，增添笑料，这是低层次的利用。Cindy的说法颇有道理，有些外国人是认真来中国想干点事的，也有这个实力，但是没人来找他们做这些。

第四，开展中外合作。杨宪益和戴乃迭之所以能译出大量高质量的作品来，靠的是二人 “夫唱妇随”的合作。这个模式岂能轻易复制？但中外的合作，倒是容易促成的，如作者和译者合作，中外翻译的合作翻译，翻译和校对的合作等。去年我和美国一大学教授就合作写作、翻译了一系列xx国内英语学习者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传记丛书。美国合作者写作，我策划，翻译，并与国内出版社联系。我们的合作十分愉快，我相信可以利用同样的模式，去做对外翻译工作。如哪家出版社有此需要，我可帮助联络。

第五，提高翻译的待遇。中国很多文学作品，首先翻译的语言不是英文，而是法文瑞典文这些文字，而不是英文。为什么呢？据一些英美翻译透露，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比较发达，一个译者能暂时不去工作，也能安安静静做一些长篇的翻译任务。而英美的翻译没有这种xx，一般都希望能像本国作家一样，能先拿到一些“预支稿酬”，能不为生计所忧，做一些翻译工作。但是中国很多出版社体制过死，稿酬标准单一而低廉，没有预支稿费的惯例。

我们中国自己的翻译更倒霉。给国内出版社翻译，稿费不过是千字50-70元的象征性稿费，沉舟侧畔千帆过，物价飞涨它依然。有些出版社花得起100万美元买版权，但是舍不得哪怕是1万元，去分一杯羹给辛辛苦苦的翻译。前些年我呕心沥血译的一本关于奥斯卡·王尔德的书，翻译家许钧都给出了很高评价，但我所得稿费不过六千余元人民币，那时候我感叹这个投入产出比远不如养猪（此后养猪业迅即繁荣起来，此为后话）。这种待遇，不要说有用稿费买四合院这种好事， 恐怕像“舍间常备酒如泉”的杨老先生那样，几杯酒钱都不会有。不找个day job, 只能学学杨老，叹一声天运苟如此，且进西北风了。翻译愿不愿喝西北风，守得守不得清贫，这是我们的事，而出版社利用文人轻言利的心理，摆明着盘剥，就是他们的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