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发展60年：从生产城市到画圈时代（2）

　　【城悟】常德：躁动的中部之城 第三中国破茧而出

　　作者： 南方xx记者 何海宁 发自湖南常德

　　作为“第三中国”之一的 常德，过去平淡无奇，在借助城市化翅膀之后，迅速起飞。然而，如何避免积重难返的中国城市化困局，亟待常德等“第三中国”城市破茧而出。

　　4月3日下午，73岁的田玉枝在家等候牌友，这是她平日最多的消遣活动。60平米的安置房里一尘不染。5年前，这里还是棚户区，只有公共厕所。时间 再往前推半个世纪，田玉枝刚到这里落户时，这里只有稀稀疏疏七八户人家。

　　和这里悠闲生存的人一样，常德，这座湘西北城市在中国版图上默默无闻，波澜不惊。只有沅江堤畔的常德诗墙，用现代建筑的方式在证明这座城市曾是陶渊 明、屈原、刘禹锡等历朝文人眷恋的文化古城。

　　有别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城市中国”以及“乡村中国”，学者们认为，在中国还存在一个庞大“第三中国”城市群，在大都市的光环下，这些城市过去 犹如一个个灰姑娘一样，现在它们正在成为中国发展的引擎。

　　常德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去年底，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就将常德列为中国中等城市的代表之一，表示其城市化水平位于全国前列。“二三线城 市承载着中国真正崛起的使命，如果发展不好，将是巨大的灾难。”常德市教育局官员、城市战略与规划学者熊柏隆颇为谨慎地说。

　　破旧的历史

　　常德真正城市化进程开始于1988年，那一年，中国许多城市撤县(区)建市，常德位列其中。当时常德城市人口还不到20万。

　　一条人民路，一个公园，几个百货大楼。常德复制着所有中国城市的模式。在一张老照片上，一个儿童在公园木马上摇晃，照片注释写着：“上世纪80年 代，市城区中心虽然开辟了一块公园，但人民休闲娱乐的设施十分匮乏。”

　　“人民城市人民建”，当年的这句口号依然让很多老市民难以忘怀。他们说，沅江穿越城区，在修建防洪大堤时，就征用了全市人民的肉食补贴。

　　1980年代，常德人的大事之一便是修筑60米宽的洞庭大道，这应该是这座城市的{dy}条水泥道路。据常德史志网文献称，在洞庭大道建成之后，当时的 市长用浓郁的地方口音在庆典大会上宣称：“今后在洞庭大道两边修建的楼房，{zd1}的不能低于六层楼！”“再建一个武陵区(当时两区之一)”，常德提出了更宏 伟的市政规划。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管理者更擅长于“抓农业，促生产”，忽视城市管理，难以科学规划公共设施建设。“这是全国通病。当时很多领导思 路不清晰，分不清是注重城市竞争力还是传统农业，只是一味搞城市建设，重建不重管。”一名市政府官员回忆说。

　　当深圳开始从小渔村演变成都市，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一声铜锣声后开市，广州忙于搬迁城区工厂，北京民间人士开始呼吁保护胡同之时，常德，这座“第三中 国”城市丝毫显现不出任何竞争力。

　　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座湘西北城市更为人所熟知的是历时15天的常德会战、日本xx战。当然，另一个为人熟知的地方是常德卷烟厂。这个目前已收归国有 的大型企业每年为常德提供了数亿的城市建设和教育附加费，为后来城市崛起提供了资金动力。

　　学习全国好榜样

　　“常德一直在学习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然后融入自己的实际情况。”湖南省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童中贤说。

　　这种“经验输入型”特征体现在常德在创建各类城市称号过程之中。市城市办党组书记文定红对创建口号如数家珍：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 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先进城市、全国交通管理优秀城市、国际花园城市以及中国人居环境奖。目前只有“人居奖”还未 获得。

　　“要脸皮，不要肚皮”，创建过程非议声不绝于耳。“不过我认为，这虽然是形式，但我们不是一哄而上，而是持续好多年，整治脏乱差，提高城市内在品 质。”文定红补充说。

　　当时，童中贤正在常德工作。在他印象中，常德铆足劲在全国搜集可供借鉴的经验。

　　他们到大连学习绿化。“当时全国一窝蜂到大连学习种草，大连绿化理念很好，但草种成本太高，养护费用也高。回来后，领导就决策，找容易成活的乔木、 灌木一起上，用本地的竹子、草。”童中贤说，“我们又去了河南濮阳，那里的机关单位在拆围墙，搞绿化。”

　　《人民日报》宣传了广西南宁“一只桶”的经验后，常德也去当地学习。从南宁回来之后，城建部门向临街每个商铺发放了一个卫生桶，按时收垃圾。原本常 德机关单位每周放假半天上街扫地，毫无作用。

　　“旧城改造也是学习温州的。”童中贤说，常德将临街改建改成了成片开发。他们甚至到外地考察一切能考察的城市治理措施：交通电子监控系统、道路改 造、亮化工程、户外广告布局、禁放鞭炮。

　　“这是许多中等城市发展的特点。”童中贤说。

　　一系列改造之后，常德面貌焕然一新。然而面貌一新的背后是城市管理者头疼的旧城改造——大片棚户区亟需改建，但钉子户挥之不去。

　　田玉枝所在的红卫社区第三期久久不能建设，十多户居民认为补偿太低，持续上访。“去年强推了两户，效果不理想，有人喝农药，我们还得带他去洗胃。” 红卫社区主任金冬云叹气说。

　　第二轮城市化之忧

　　“我们变成不是农民的农民，不是居民的居民。”护城乡仙源社区书记贵大旺说。2003年，常德18个村“农转非”，仙源村变成社区，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农民就此失去了土地。这些40岁左右失地农民，打工无望，只能靠着租金度日。

　　按照常德定位，到2020年，城区建成面积将达到95平方公里，人口95万，几乎是现在的1.4倍。届时常德成为“湘西北地区的区域中心，交通枢纽 和流通中心，以轻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化城市”。

　　正因如此，常德的房地产火爆一时，财富开始在房地产间流转。在仙源社区路旁，成片高层商品房已在修建，与城区房价持平，达到2000多元／平方。 2007年，常德房地产企业就有256家。

　　为了应对未来无助的生活，聪明的贵大旺从广州学来一招：居民集资征地建厂房出租，依靠分红来维持失地农民生活。然而，去年市地税局要求足额纳税，社 区集体经济变成每年要亏损8万多元。贵大旺，这名市政协委员提出提案，要求政府部门政策倾斜。

　　更让贵大旺忧虑的是，迅速城市化中，国家对失地农民政策配套不到位，社区化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你看，我们还有11条道路没有硬化，一下雨都 是烂泥。路灯也没有，我们得聘4个保安来巡逻。”贵大旺说，“我们惟一喜欢的就只有医保。”

　　4月5日，熊柏隆路过滨湖公园时，叹了口气：“现在房地产小区都已经把公园包围了，公园好像成了小区内的一个活动场所。”熊对中国城市化颇多研究， 提出“极限城市”理论，一直在呼吁关注二三线城市问题。

　　熊柏隆认为，中国城市化走了不均衡的发展道路，形成了数个城市群。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已进入极限，资源开始向大城市外围流动，二三线城市正在 不断崛起，中国进入了第二轮城市化阶段。

　　然而，目前尚无系统的学科研究，也无相关配套法规。熊柏隆认为，必须尽快进行城市系列的修法，制定“城镇发展基本法”，避免再走大城市先破坏后治理 的老路。“现在发展是非理性的，非科学的，如果不能解决在财富转移、聚集、繁衍上的问题，第二轮城市化就会出现巨大问题。”熊柏隆强调说。

　　【城悟】玉门：兴衰一线两重天

　　作者： 南方xx记者 袁瑛 发自甘肃玉门

　　油城已逝 风城何在

　　边城玉门因油而兴，因油而衰，最终导至迁城。相 隔七十公里的新旧玉门，展现着一座城市的两种命运。风电是否是新玉门的希冀，那些生活在古城、新城的的居民能否摆脱资源城市的魔咒，都在考验着“下山”六 年的新玉门

　　42岁的孙桂香趴在面的方向盘上，茫然望着前方。他在这个城市{wy}的一条主干道上等待着一单活。“人越来越少，都没人坐车了。”孙桂香掸掸身上的灰 尘自言自语道。3月，一场肆虐河西的沙尘暴刚刚散去。

　　这里是边城玉门古城，中国{dy}个石油工业诞生地。南依祁连山，北有马鬃群山，东屏嘉峪关，西通安西、敦煌，玉门历来是“塞垣之襟带，车马之通衢”。

　　不管文人墨客给这座古城留下多少遐想，至少现在，这些遐想变成了绝唱。十一年前的一个“迁城”决定，把这座曾经“为油而建”的边城分成了两半——新 玉门、老玉门。

　　70公里，一个地理上的界限，却如时光穿梭一样，展现着一座城市的两种命运。无论新玉门还是老玉门，决定其宿命的，仍然是其作为资源型城市无法摆脱 的重负。

　　下 山

　　62岁的刘生田总跟闺女说，有机会要带他去几十公里开外的昌马，他想看看那里的风电场，看看那些比电线杆还要高出许多个头的“大风车”。

　　在玉门新城宽敞的市政广场里，刘生田指着遥远的“大风车”方向，带着几分期待。那里，是新玉门着力打造的风车基地。

　　自1999年作出迁城决定，2004年市政机关全部从老城迁至玉门镇新址。如今，玉门市“下山”，已经六年有余。

　　走在玉门镇新建的笔直的大马路上，几乎没有多少路人和车辆。崭新的政府大楼、市政广场以及居民楼都在告诉访客，这是座崭新的城市。

　　4万余人生活在这个7.2平方公里的新市区。除了玉门镇原住居民，他们大部分是从玉门老城搬迁下来的市政机关干部以及家属，一小部分来自老城的企业 职工和退休工人。

　　36岁的徐生宏在新市区的步行街上开着一间二十多平方米大小的超市。4年前，他选择“下山”。2005年，他以500元/平米的价格，买了一套紧靠 着步行街、80平米的住房。如今，这里的房子已经涨至1000元/平米。

　　“人越来越多，房子也越建越多。”这是徐生宏对这个城市最直接的感受。

　　玉门市政府希望在2020年前，城市人口达到8万。如今，来自甘肃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贫困干旱地区的移民以及玉门周边乡镇农民，都在逐渐向这个新城汇 集。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迁进人口大多是低保户或者农民。相比玉门搬迁之前5万的石油职工常住人口，老城区管理委员会副书记程吉海曾经感叹说，“迁 走5万人，迁进5万人，迁走的是有消费能力的，迁进的是连生产资料都不完备的移民。”

　　4年前从临近的花海镇迁入新玉门的刘生田，平日最喜欢在新城里溜达，去看看火车站建设的进展，再看看新广场建设得怎样了。

　　他{zd0}的愿望，是希望政府能够早日取消城乡差别，他能够早日进城，享受跟其他城里人一样的“好政策”。

　　留 守

　　每年清明，徐生宏会回到老玉门市祭拜已逝的父母。每次归来，徐宏生总不由感慨，那个地方“一次比一次荒凉”。

　　玉门新城东南方向70公里处，玉门古城如同一个被抛弃的孩子，静静待在海拔平均超过2500米的祁连山中。

　　那里曾是中国的石油摇篮。铁人王进喜的雕塑一度是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如今，铁人像仍在，然而古城已然没有了城市生活的迹象。居民楼搬迁一空，商铺紧 闭大门，曾经的行政办公大楼门窗被砖块堵上了。200米长的北坪市场，几乎汇集了这个孤城所有的人气。

　　将火锅店开在北坪商业街隔壁的贾老板，越来越担心自己的生意做不下去。2009年11月，随着{zh1}一批石油工人搬离，“老市区的夜晚和xx，彻底没 有了喧闹声”。

　　这是清明节假期的{dy}个晚上，偌大的馆子里，只有一桌客人。贾老板决定再坚持一年，然后就把店搬到酒泉或者邻近的嘉峪关市。

　　“有钱有权，但凡有点能耐的人，早已经搬走了。”面包出租车司机孙桂香摇着头说。留守的都是像孙桂香这样“搬不动”的人。

　　孙桂香在当地一家炼化企业工作了21年。2004年，玉门油田生活基地搬迁，导致了七千多名像孙桂香这样的石油三产工人失业。

　　孙桂香一家三口如今住在月租38元的廉租房里。除了孙桂香拉活月收入千余元，他们能拿到的只有280元的低保。

　　老市区的菜价翻番地涨，每月600多元的开销，让孙桂香一家实在不敢奢望新市区1000元/平米的房子。眼看着老市区越来越萧条，孙桂香一家却实在 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哪里。“过几年实在不行，回农村吧。”孙桂香握着刚刚放学回来的女儿的手，咬咬牙说。

　　弃 城

　　“好好的一座城市被拆了，实在可惜。”清晨，聚集在老市区广场晨练的老人们还时常发些这样的牢骚。

　　老玉门人，永远忘不了昔日的玉门是何等的繁荣：1957年，中国{dy}个石油工业基地在这里诞生，玉门市政府也由当年的玉门镇迁往如今的老市区。不到 30年，玉门市就发展成为总面积1.3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8.82万人、城市人口10.8万人的一座工业城市。

　　半个世纪后，伴随着玉门油田的储量下降，玉门油田办公及生活基地一并迁至酒泉，玉门市只作为生产作业区。2003年4月，国务院向甘肃省政府下文， 批准玉门市迁址，迁回曾经的玉门镇。

　　事实上，至今，很多玉门人仍然没弄清楚，玉门市这“{zh1}一迁”背后的动因何在。

　　按照政府的官方解释，首要的搬迁原因应该是由于玉门油田生活基地整体搬迁，城市职能、服务对象发生了重大改变。自1995年开始，玉门先后有2.5 万油田职工，近6万人口东迁西移，市区人口锐减。

　　然而玉门老市民坚持说，是玉门政府先决定搬迁“下山”，玉门油田才决定整体搬迁生活基地。

　　如今，争论谁先“抛弃”了玉门老城已然不重要。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今看起来，似乎没人从这次搬迁中获益。

　　数千名的石油管理局职工需要每周往返于100公里开外的生活基地和生产基地之间，成本之高，可想而知。

　　油井依在，繁华已成过往。在老市区老君庙坐落的山沟里，至今仍旧能在断流的河水表面看到漂浮着黑色的“油花”。1939年，正是在这条河里，国内外 地质学家们发现了中国{dy}口油井。

　　远在70公里之外的新城，也在跌跌撞撞中寻找着玉门的未来。

　　希 冀

　　“阴风蔽日天无色”，清代诗人马尔泰笔下的玉门风沙足以让人震撼。现在，对玉门来说，这些风沙却是宝贵的资源。

　　据测算，玉门常年风速超过3.5米/秒，辖区内风能资源理论蕴藏量在3000万千瓦以上，其中，可开发利用的有2025万千瓦。

　　石油产业的迅速衰败，最终导致迁城，这些让玉门格外重视上天赐予的这次机会。

　　围绕风电开发，玉门市政府几乎动用了所有可以调动的资源、时间和人力。记者采访期间，玉门市委书记詹顺舟匆匆赶往南方考察风电企业项目，而发改委新 能源办公室的主任赵敏则告诉记者，她已经连续几个xx扑在风电场，没有休息了。

　　新城20公里开外，1.5兆瓦的风机整齐竖立在原本荒芜的戈壁滩上。2009年一年，玉门风电发展迅速，其风电装机容量超过了前12年的总和。按正 常税收计算，玉门每年可实现税收1.8亿元。

　　上更多的项目，建更多的风场，似乎成为了玉门新城自我救赎的{wy}出路。目前，中节能、大唐、华电、中海油等国内主要风电企业，都在这里开建或者准备 建设风电基地。

　　在不遗余力发展风电的同时，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一热情有些“不计成本得过头了”。

　　目前国内风电企业普遍处于微利状态，玉门风电所依赖的西北电网建设和升级仍然严重滞后。与同样发展风电的新疆、内蒙古相比，甘肃风电资源没有新疆 好，发展也较晚。

　　风车何时能转起来？在土地出让、税收以及其他方面作出全力配合甚至是牺牲的玉门市政府，也在焦灼地等待着这些风电企业早日产出“金蛋”，这一心情， 丝毫不亚于1998年，在玉门油田储量逐渐衰竭的时候，人们等待钻油工人钻出青西百吨高产油井时的迫切之情。

　　【城市圆桌】中国城市的生与死

　　作者： 南方xx记者 冯洁 发自北京

　　传统城市的公共空间有两个：街巷胡同和寺庙。虽然这些地方都在，只不过它已被改成其他用途。要治理这些，要用中医的疗法，不要用西医：动不动就切除安假肢。

　　◎王军：新华社高级记者，《城记》作者

　　◎华新民：民间古城保护人士

　　◎徐苹芳：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姚远：日本早稻田大学特别研究员

　　大拆大建的动力

　　南方xx：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出台后，已确定了古城老城区整体保护的原则，为何对古城的拆迁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华新民：2005年1月通过的新修编的北京总体规划上明确规定，“旧城整体保护”、“停止大拆大建”，但实际拆得越来越厉害了。北京老城仍不断以种种名义被彻底毁灭——文物建筑方面，比如南横东街131号的明代华严庵，比如王府井的{zh1}一座王府伦贝子府，整体街区方面比如地安门东大街两侧、宣武区的大吉片、旧古楼大街一带等。土地财政把政府变成了土地商人。所以要想保护旧城，保护中国所剩无几的历史城市和历史街区，必须从根源上解决——要追踪钱从哪里来，地从哪里来，并把这个根源切断。

　　城市越来越大，公共用地越来越少

　　南方xx：为什么城市越来越大，公共用地越来越少？可以用来交流的公共领域越来越少？

　　徐苹芳：胡同里的庙宇、道观，那些中国城市传统上用来交流的地方，差不多都没有了，现在有的只是超市、银行和公司。中国城市自古以来没有建广场的习惯，而是在庙里参加一些活动，比如庙会。而公司里有什么可交流的？讲的全是利益。

　　王军：就北京而言，传统城市的公共空间有两个：街巷胡同和寺庙。虽然这些地方都在，只不过它已被改成其他用途。公共空间就像人体的穴位一样，这个穴位好血液就会循环。我们应该把这些地方针灸好。政策在那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拆了，这样，地段的价值就出来了，资本就进来了，再有一个修缮导则，慢慢地，它就会自己好起来，如果有非常好的社区参与，那么这个地方的商业活动会得到很好的控制。烟袋斜街也是很好的例子，政府宣布不拆了，还改善了这个地方的公共服务，把市政设施接了进去，一下子就活了。所以我认为要用中医的疗法，不要用西医：动不动就切除安假肢。

　　南方xx：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公共参与的问题？

　　姚远：中国城市规划的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以南京为例，去年南京总体规划修编时就发生了比较剧烈的冲突，而上一轮修编是20年前，那时是计划经济，大家都是福利分房，拆迁就地安置，现在都是住房私有化、拆迁货币化。所以，现在的城市规划更加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但规划者依然沿用苏联模式的一套逻辑，整个规划从总体规划，到详细规划，犹如在物权的白纸上进行，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参与。

　　产权的秘密

　　南方xx：财产权是城市获得生命力的关键吗？

　　王军：上世纪50年代后期北京出现了严重的危房问题。一个城市在和平发展时期，她的住宅大面积烂掉了，相当于城市生命体最要命的位置上，出现了问题——财产权的系统被破坏了。如果一个房子在住进去的一刻就知道要被拆掉，谁还敢去修房子。要把以前城市的细胞修好，就要把它的财产权体系修好。光修复还不够，还要让它呼吸，即不动产的交易市场要建立起来。

　　华新民：{jd1}是关键。其实在1949年新政权成立以后，城市老宅的宅基地依然是私人所有的，政府已经对相关产权做了大规模的登记，并在报纸做了登记公告，承认其合法性。而且从1954年起宪法就明文规定保护私有财产了，不是从最近的物权法才开始的。每一块宅基地的财产权性质是通过“宗地”两字透露出来的，它仍然写在今天给老宅主人发的土地证上，而如果没有主人的签字认可，宗地的边界是不可以被其他人擅自改变的。可是这些年以来很多地方政府的房地管理局一直在擅自做这种变动，私人的财产权没有得到保护。现在必须立即废掉在做过这种变动后与开发商签定的土地出让合同，否则历史城市的拆除是不可能停止的。而只有这一块块宗地的财产权真正受到保护时，历史城市才能重新获得生命力。这些宗地包括xx劫难后已经清退的私人宅院和还正在陆续清退的。今天买的商品楼也同样有宗地的概念，但大家都不懂。

　　老城的宿命

　　南方xx：旧城和新城的生命纽带是什么，如果旧城拆完毁完，新城就会好吗？

　　王军：我采访贝聿铭先生时，他讲过一件事。1978年他{dy}次来到北京，在景山上登高望远，感觉很震撼。他跟我说，那时候北京还很完整。我心想完整吗？城墙都没了。但想想看，城墙是没了，但是她的肌体还存在。然而从1990年xx始，{sx}定出一个十年完成北京危旧房改造计划，2000年又定出一个五年完成旧房改造计划。这两次改造，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而且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拆迁和改造，并不仅仅是停留在胡同地区，还将继续往五六十年代那些旧城区蔓延。城市新生

　　南方xx：老城是否已经死亡？如果现在停下来，是否已为时太晚？

　　姚远：我想中国城市是不可能死亡的。只要她的生命规律得到尊重。这需要物权保护和文化自觉，更需要一套真正的公共政策，从而改变我们城市的游戏规则。我的理解是，希望每一片老城倒下的同时，历史保护所孕育的公民社会的精神，也能增长一分，所谓死得其所，总得有一个精神上的出路吧。

　　南方xx：改变城市命运可能的动力是什么？

　　王军：拥堵、污染等等，大家都想解决这些事，但是xx在哪里？我觉得开xx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我们走过的路进行一次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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