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制”制约城乡良性互动

              ——关于三农问题的思考

在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中央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课题逐渐为各界所关注，xx“三农”xx城乡二元结构，都不可避免地要讨论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诱因——城乡二元体制。对此，我私下认为要健全城乡互动机制，促使城乡良性互动，就必须取消“城乡二元体制”。

一、在整体小康的今日中国，“二元体制”已不合时宜。所谓农民愚昧落后、“小农意识”不能成为“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正当理由。

长期以来，在不少领导和学者眼里（尽管他们当中许多人或者他们的父母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或者刚刚跳出农门不久），农民似乎是中国社会最落后、最愚昧的社会群体，最典型的说法莫过于“小农意识”。在谈及农村落后的原因时，总把“小农意识”搬出来数落一番，至于农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特别是政策方面的原因，似乎很少有人去探究和思考。好像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如果是这些领导和学者在那里，也许本可以大有作为，却因为那些农民死抱着“小农意识”不放愚昧无知以至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才弄得农村败落、农业落后、农民贫困的。于似乎农民之所以窘困全由于不开化。至于农民富有大局意识，醇朴宽厚，倔强而忍耐，浓浓的亲情意识，诸多华夏美德，却极少有人提起过。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大家是否有责任替农民说句公道话？事实上，农民是最宽厚最忍辱负重但并非{jd1}自闭的群体，他们的一举一动时刻维系着国家的存亡。xxx曾经说过，在中国只有这种农民的革命运动，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中国农民作为几千年来农耕社会的主体，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统治阶级的神经，正是由于农民的多次起义和暴动，才促使统治阶级认真地研究农民以改进对他们的统治，从而达到其家天下治国安邦的目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封建制度才异常的精致和“完善”，使华夏大地数度地多朝代地出现xx世界科技文化潮流的中华神话。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近于xx的封建制度，往往使人沉迷自闭其中，难以看到它的疏漏和劣迹，难以提出更诱人并超越它的政治主张进而产生新的社会形态，从而导致它在中国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使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几百上千年的时间里难以发展壮大，以至最终落后误国甚至挨打，不得不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甚至只有借用洋人的主义才能救中国。

尽管如此，在xx三座大山挽救民族的斗争中，农民依然是主力军，仍然是推动中华民族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为革命献身留血的多数是农民的儿女。离开了农民中国革命几乎是注定不能成功的。正因为如此，以xxx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在总结多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后，把农民看作最该依靠和信赖的群体，放弃了城市中心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如何建国问题上，结合农业大国的国情，亦未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这是符合xxx主义关于发展变化的哲学观点的。建国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为了尽快筹措资本发展民族经济，实行带有封建色彩的“城乡二元体制”，暂时不让农民进城，牺牲他们部分权利，让农民吃点亏是不得已的，也是可以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的。农民人口多，每人少花一分钱聚在一起就能办大事。但这并不等于说那样做就是合理的公平的。也不能说当时面对外界的封锁我们走不出去，国家处处精打细算削足适履勒紧裤带过日子就是愚昧自闭，小农意识，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大家想想，农民的遭遇是不是也有些类似呀？农民的贫穷落后、封闭愚昧也是特定的城乡二元体制环境下被禁闭和限制的结果。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进行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人民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农民这个大多数长期作为二等公民对待，甚至将其看作洪水猛兽加以限制，还美其名曰社会稳定的“缓冲器”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唯恐其破壳而出伤了“和谐”，还谈什么解放？这与主张种族隔离似乎异曲而同工。种族隔离是针对不同肤色的异族，而农民是我们同种族的同胞。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平等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农民同胞，给予更宽松的环境促其开化，更优越的政策促其文明，更优惠的财政支持促其脱贫，关注一下如何解除困绕三农的绳索，却以种种借口将其束之高阁呢?一有吃亏的差事就想让农民“学雷锋”发扬“钉子精神”在极其有限的生存空间里扎堆.尽管如此，我们的农民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没有出现像学者们所说国外那种农民骚乱暴动和割据，但这并不能说国家就不欠农民的，决策者和学者们就可以心安理得，或者面对不公平农民就麻木了。

相反，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农民兄弟宽厚和容忍。这也是中华民族有容乃大的一个民族特质。古往今来，中国农民只要有饭吃，能活着，就基本上不会为国家添乱生事，不在生死攸关之时亦少有干预国事的。不信你看看中国历史，多数农民起义都发生在天灾xx，因为政策不当起而争之的少之又少。正所谓饿出来的起义逼出来的造反。因此，不能认为农民不抗争就是社会公平了平安无事了。时代发展到今天，在总体已经小康、财税五万亿、外汇过两万亿美元的情况下，尤其从财力上说与建国初的一穷二白已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城市化快速发展、城乡互动剧烈、解放农村劳动力让多数农民离乡脱土融入城市社会构建平等和谐社会的大好时机。面对城乡互动中的农民进城潮流，不制订疏导之策，不改革妨碍农民脱土离乡的弊政，再继续坚持一个社会两重天式的城乡二元体制，在政治上不合时宜，在经济上也没必要，在情理上亦不道德。连一些发达程度不及我们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办到和承受的事，我们居然黔驴技穷了！以农民愚昧落后“小农意识”等种种借口，死抱着集体土地所有制不放，只堵不疏，用鄙视的目光对待农民，用古代封建的兴乱标准对待“三农问题”，将国家的和谐与稳定寄托在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的歧视上，将他们限制在亩把地象牛马一样每人一桩地拴在农村，唯恐其脱缰伤人。还美其名曰社会稳定的“缓冲器”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岂不是坐等三农问题蓄积恶化？君不知这种“缓冲器”和“蓄水池”禁闭了天下多少青春，演绎了多少悲剧，空耗了多少生命？我们在论述称道它们的同时，可曾想过如何向历史向世人特别是向农民交代呢？何况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决不是把一部分人禁锢起来，任其贫穷落后，只要看不见就是全面小康。那种一个社会两重天，部分人优越多数人添憨越哭越给糖的做法，整体小康还可以，全面小康就难，等级社会不会有真正的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