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落空？对此疑问，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负责人将矛头指向现行土地收益分配办法--“多占地、多得益”及“耕地保护越好，地方越吃亏”的旧机制使一些地方或部门热衷于“低进高出”“权大责小”，谋求“地利”{zd0}化。

市场可以细分利益，但是未必能约束权力。“看不见的手”在“看得见的脚”面前总是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当人们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口诛笔伐时，更应该将矛头指向某些与民争利的“既得权力集团”。

中国现行土地批租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借鉴于香港，它从客观上解决了土地不能流转的问题和城市改造建设的资金匮乏问题。但是，1993年底分税制改革将土地出让金xx划归地方政府后，这些土地收益顺理成章地沦落为地方政府的“金库”与“提款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各地政府“PK政绩”，终于导致了今日“土地财政”中兴的局面。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曾经历三轮“圈地热”，究其原因都是地方政府把土地当成生财之道，很多土地储备中心甚至把农用地预征后直接纳入土地储备，“守土有责”因此变成了“靠地吃地”。

另一方面，中国土地所有权问题目前仍然未解决。这个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是，当人们群起呼吁“必须保卫土地”时，究竟谁最有资格奋起保卫具体哪片土地。对于每位公民来说，只有他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才谈得上要誓死保卫什么。
若干年前的一次采访中，社会学家陆学艺老先生曾向笔者感慨，乡村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实际上许多土地被父母官任意支配，“我们把不可再生的最宝贵的资源，委托给了一些最不可靠的人”。还有一次是在天津武清做有关征地纠纷的采访，当地农民在路边搭了个帐篷，轮流看守。帐篷外高高悬着一条红布横幅，上面写着“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保护我们的每一寸土地”，帐篷里面则祭着一口空棺材。如果亲眼所见此情景，不可不谓触目惊心。

人类文明史，到底是一部关于土地的历史。从旧时“废井田，开阡陌”到今日《物权法》出台，从拿破仑横刀立马翻越阿尔卑斯山到今天欧盟开放国界，这一切无不说明，人类关于土地的态度将决定自己的命运。和美国史诗《乱世佳人》一样，影片《大地雄心》（Far and Away）同样演绎了欧洲人寻找土地的壮阔精神史：

约瑟-多内里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爱尔兰的一位农民，他的“爱尔兰梦”就是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父亲临终前留给他的{wy}遗产是一段充满温情与希望的话：“一个人只有拥有土地才有价值，才有灵魂。当你拥有自己的土地时，父亲便在上帝所在的天堂里微笑，在天堂里看着一路上倒下又站起来的我的孩子。”

无疑，中国在进行一场{swql}的转型，“转型”因此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然而，对于转什么型，许多人并不清晰。说来凑巧，我在“型”字上观察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型”字，一“刑”一“土”，“刑”即“开刀”，“转型”就是要“拿土地开刀”。读者一定会说我牵强，中国的未来，当然不在于这个字如何写。不过，透过我的上述分析，这一判断也并非xx无理。

转型，实际上是完成一场关于土地的革命。广义而论，“土地”并不局限于物质层面，还关乎精神层面；既关乎物权，又关乎人权。即，每个人不仅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可以自由行走的土地，还要有属于自己的、不容他人侵犯的精神领地，以及自我实现的权利。没有这两个层面的充分自治，人就不可能真正获得自由和幸福。

开放社会，关门大吉。本书作者以为，宪政{dy}步是“关门大吉”，即每个人都可以守住自己的所得。转型时期注定是个“悲欣交集”的时代。一方面，旧的事物在发酵；另一方面，新的事物在生长。而我们之所以“自夸”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就在于这个时代为这场关乎土地的“双元革命”提供了某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