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昌黎汇文中学的校园生活
董宝瑞
今天，转贴昌黎汇文中学的老校友张琛光先生前几年写的《我在昌汇的故事》。张琛光先生的这篇回忆录，详细地记述了他在1945年至1947年在昌黎汇文中学上高中时所经历的颇有意趣的校园生活。
张琛光先生是昌黎汇文中学1947年的高三肄业生。他是如今已经汇入乐亭县城的莲花池人，上世纪20年代出生于昌黎县城，晚年落居广西南宁。他的父张子纶曾留学日本，1919年归国后与同去日本留学的同乡同学杨扶青到昌黎县城开办了新中罐头食品有限公司（杨扶青任经理，他任副经理），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与杨扶青先生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大陆。笔者因采写新中罐头食品有限公司的文史资料文章，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与他联系；《昌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曾发表他撰写的《回忆父亲张子纶》一文。张琛光先生的《我在昌汇的故事》，是笔者从其女儿张晓歌在雅昌艺术开的博客上发现的。原文是以连载的方式贴出的，笔者将其整理到一起，已经推荐给昌黎县委宣传部和昌黎县文联新创办的《品读昌黎》杂志创刊号发表。
张琛光先生的《我在昌汇的故事》全文如下：
我在昌汇的故事
张琛光
环境幽美的校园
我没到过欧美，但从画报或影视中见过欧美的建筑：教堂式，尖房顶，红色；高低树木在庭院郁郁丛丛；路旁有花坛，墙上爬上“爬墙虎”（一种似葡萄的木本藤萝植物，其蔓有吸盘似壁虎那样可吸附在墙上）……简称“昌汇”的昌黎汇文中学校园，就有这种风度。
以娘娘顶为主峰的碣石山南山脚下，地势平坦，昌黎县城就座落在这里，位于东西走向的铁道北侧。在昌黎县城东侧一二华里的地方，有着昌汇最醒目的大礼堂红房顶。那房顶衬托在成排的白杨树下，比起那沉静的灰黑色城墙来说，很有生机。
下了火车，出站往东北方向，穿过大小胡同，过小石桥，沿街往东，就快见到白色校门了。校门像缩小了的“南京总统府”。门洞西侧耳房是传达室，对面耳房有桌椅放杂物，可做来访人的休息室。
校门向北隔路两侧花坛正对“文安楼”（文安思系美国人，可能是他出资建的）。那楼的样式，像两侧加长的巴黎凯旋门。两层楼，西侧楼上是总务、财会办公室，楼下门窗经常关闭（可能是仓库）；东侧楼上是教室，楼下像实验室，放置不少仪器（没见有人用它）。花坛东侧，有一条斜向东北的沙土路，路东有一湖，湖面约半个足球场大小，有小木桥通向湖心岛，称“岛院”。一排平房，西端为医务室，东侧为生物实验室，室内有蝴蝶等标本。顺沙土路过小树林，左见大礼堂，右见大厕所。沿大操场东跑道可达一、二、三、四院。一、二、三、四院都是学生宿舍，当时我先后住过二号院和一号院。每个院约有10多间房屋，每间住5个人，一张单人床四人通铺，都是木制。床下可放自己的箱子、脸盆，共用一小桌及分格壁柜。每排宿舍的大门都向西开，正对着大操场。操场北侧是高高的墙，北有一排钻天白杨树，比一般旗杆还要高，叶子约手掌大小，正面绿油油，背面灰绿色，刮起风来像人群拍掌欢呼似的哗哗响。操场南侧，隔跑道有两大建筑，西边是图书馆，东边是大礼堂，中间空地是一根旗杆。有两个钟，一是敲上下课用的钟，黄铜制的，金光闪闪，像《巴黎圣母院》那钟的样式，口径约四五十厘米，不锈钢管支起，略低于旗杆，用两条拉绳牵引打响，声音悠扬，可传至校外；吃饭、睡觉、起床，用的是一条约两米长的钢轨，用木架低悬，吃饭钟是三声一停。听到吃饭钟响，同学们就按桌顺序列队在操场，厅长喊“起步走”，靠里饭桌的队先进，由礼堂西南侧门下台阶走向自己用餐位置，待{zh1}一排同学站好后 “开饭”再一齐坐下吃饭，菜是每人一份。钟和旗杆南侧就是学生厨房及水井，还有洗衣、洗澡房。大礼堂很气派，楼下是学生饭厅，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南北有窗。礼堂入口在北侧偏西，约上20级台阶，可坐500～600人。除讲台外，也有大黑板。后排还有一排木制的二楼，也能坐五六十人，只是没有凳子。我有生以来{dy}次看电影，就在这里（大约五六岁时，我出生在昌黎广济医院，幼稚园入小贵贞），片名是《耶稣的故事》（估计的），黑白无声片。礼堂西侧还有一个化学实验室，有各种玻璃器皿和显微镜、切片机等。我在这里用硬脂酸、苛性钠做过肥皂；知道钠在空气中自燃等。操场西侧有一个四合院式的院子，叫五号院；其东墙用原木制的花墙、门，爬有藤类的绿色植物。院内以学生宿舍为主，只西厢南端住着训育主任马荫轩老师。操场北面的高石墙，可能是老昌汇的北界。过去男女分校，不知哪年打通的。正对操场的西北角，门像橄榄球门。一条南北大路，直通北校门。大墙西端是昌汇的老校门，常年关闭了。沿墙还有一排平房宿舍，有老师食堂及单身老师宿舍。五号院南边还有一个小操场，是篮球、排球场，北边及五号院西边还有一排平房教室。1947年，高三甲乙班又合班时，就在这排教室的最西一间。操场北面的高石墙打通后，贵贞女校就归昌汇统一使用了。有贵贞楼（教室）、贵贞宿舍，还有洋人楼（传教士、外国人住）。还有一对小平楼，东楼住徐校长，西侧住董老师（体育主任）。
我上高一、高二、高三时，教室就在贵贞楼。楼是灰色砖结构，木地板、木楼梯。高一时在楼下，高二、三分甲乙两班在楼上。要去xx堂做xx，或去广济医院，从小贵贞南墙小胡同往西也有门可通。一般教会，那个时代多是教堂、医院、学校三位一体地连在一起。我上高二时，住贵贞宿舍西廊楼下尽南端一间。窗外，丁香、藤萝、珍珠梅、木槿等轮流开花。黎明时，徜徉在树丛之间背颂英文单词，放下书本跟孙茂元老师学打一套太极拳；黄昏时分，二楼高三班有几个广东音乐爱好者，丝竹声飘逸校园。亦可邀几好友出校北门散步，走上二三华里，登上小东山，观赏小东山庙宇，远眺娘娘顶。日落时的天空，每日一景。
多年间，我到过许多校园，发现没有比昌汇校园更优美的！
校园的不足之处，是受时代背景影响的经济条件限制的。如床上有臭虫，灯光昏暗，经常没电，高粱米饭带皮多，等等。即便如此，我也爱这个地方！虽已近耄耆之年，还想回母校看看。
昌汇青年剧社
日本投降后，徐维廉校长“返校”，在校原址恢复了“私立昌黎汇文中学”校名。随校长先后来了一批老师，后来才知道他们在教学上都是精英。其中一位叫毕铎的老师，教高中语文，他任我们高二乙班班主任。
毕老师来后的{dy}个“十月十日”（当时的国庆节），搞了一个猜灯谜会。他发动各班每个同学都参加做灯笼、交谜语和奖品。奖品可交一块糖、一只铅笔和笔记本、手帕等。1946年10月10日晚上，校园的图书馆灯火齐明，驱走了秋天的凉意。馆南大门正面摆着一个一人多高的“朝”字灯笼屏风，点出了灯谜晚会的含意。绕过屏风，五光十色的大小灯笼赫然挂满四周，有走马灯、宫灯、扇型、鱼型等。每个灯笼都标有班级及制作者名字，有的灯笼就写有谜语。灯和墙之间的走廊上，挂着红、白、绿各色纸条，每条都写着谜语，猜出者撕下纸条，去领奖台领奖，猜不中的话由工作人员重新贴上。当时，图书馆里人头簇拥，笑语沸腾，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进进出出，有的反复进展室数次，{zh1}猜最难的谜语和留恋一次彩灯，带着欢笑进入梦乡。
毕老师的第二个活动，是搞一次全校班级话剧比赛。我当时是高二乙班班长。说真的，我当时见生人不敢说话，刚当班长时主持班务会简直是受罪，就甭提演话剧了。每班至少要出一个节目，我不上台，怎能动员别人？我不想争名次，只求不交白卷。几个同学苦思冥想，自编了一个哑剧。不用说话，只三个人演：一个护士，一个大夫，一个病人。病人是一个大罗锅儿（穿长衫，背上一个大枕头），一上台用手比划着要治罗锅儿；护士在桌前坐在椅子上，大夫坐桌后，一齐打瞌睡；当护士明白病人来意后，唤醒大夫（手势），示意病人要求，大夫比划着让病人弯下驼背的腰，让护士抓住病人，从桌后取出一大木锤（用厚纸做的安个木柄），用力一捶砸，只听嗷的一声惨叫（同时病人手在衫内将枕头移至胸前），变个大鸡胸逃下台。大夫、护士追下，剧终。演完后，我们三个仍惴惴不安。忘记了是否评没评名次。反正，从此后自我感觉成“大明星“了。演出前，是我去广济医院借还的白大衣及听诊器。那天，医院来看戏的不少；后来，我因病住院，大夫、护士对我都特别照顾。
那次演出时，毕老师就坐前排中央。谁想到，他当时正在自我酝酿，准备成立剧社呢！不久，被指定的同学集中讨论，成立了“青年剧社”，并选举了社长。我们一共十几人，开始时女角由男演员反串，演女角的是我们班的李崇善，画了妆，穿上旗袍，真像！那动作、声音、步态……都很像。后来，剧社发展了，人也多起来，也有女同学的加入（姓名忘了，只记是演《万事师表》中的“尔柔”的）。剧社连续演出了《升官图》、《秋海棠》、《重庆24小时》、《万事师表》等，只记得在《升官图》中我扮演“老二”，在《万事师表》中扮演“翟顺”。
当时，青年剧社演出没有固定的舞台，每次演出都是临时搭台。这任务归“大道具”人员负责，最辛苦的就是这差使，将借用的桌椅、板凳、木板等拆台后归还原处。其次是“服装”，大多是外借，跑腿不用说，还要说尽好话。略轻松一些的是“化妆”，这是有点“专业性质”的活计，外行不能胜任；难就难在凑合的化妆品，达到舞台效果，除凡士林外，粉笔面儿、墨汁……都能派上用场。管“效果”的更勉强了，刚起步时，台上放枪枪不响，手放下后枪响了，观众哄堂大笑。后来，用钢板落地演雷电声，用旋转软槌击大鼓，演飞机由远至近、又远去……很逼真。布景，后来也预制了景片，有门、窗开合，室内楼梯、内外室……很像个样子。那时没有扩音器，要求演员的台词声音要送至后排观众耳朵里。每当剧本确定后，除手抄再加油印剧本，主要演员每人一份，自阅三五天后（当然用课余时间），就开始对“台词”，接着走“台步”（开始背台词有幕后提词人），到熟练时就“正式排演”（除不化妆及服装外，一切如同正式演出）。这时，要请毕老师到场“导演”。他纠正台词、音调、动作、眼神、站位……也有时以鼓掌以示：“很好！”
剧社逐步“正规”，有些消耗品不能东借西要了，经讨论开始了卖低价门票入场，以应付开支。到1947年下学期，内战战火临近北宁铁路沿线，剧社活动停止了。我当时是这届的剧社社长。
昌黎汇文同窗（左起：韩东声、张琛光、余鸿图、陈德元、齐德林）
昌黎{dy}次解放
当年5月中旬，昌汇搞了一次“校友返校”活动，把当时在社会上已经“出人头地”的名流校友请回学校团聚。这是光耀母校的大喜日子。具体安排什么活动我不知道，只见成群结队，西服革履，马甲呢裙，三三五五来往于校园内。我当时在青年剧社忙于排演《万事师表》（我演翟顺），以招待返校尊贵的校友们，现在叫“汇报演出”。
大概是演出结束的那天晚上（一个xx六夜间），校园四周枪声大做。那时，国民党xx的炮楼已经设立在学校东侧，与铁道旁的碉堡连起来了。枪声越来越密，机枪声还伴有爆炸声。
我当时住在二号院（大概是第五或六号宿舍），同屋有董树兴（住单铺），还有陈德元，另外两位同学忘了是谁了。一开始，我们以为是军事演习，因为那时夜间经常有枪响。但这晚，大家都睡不了觉了，躺在床上说说笑笑，有时还学一段演过剧目的台词。
反正明天是xx天，大家都很轻松。别的宿舍也有谈笑声，枪声吵的都不能睡嘛！天快麻麻亮了，枪和爆炸声越来越近，我们开始觉得不对劲：不像演习。忽然，石永昌（高三甲班同学，住二号院{dy}或二号房）爬上我们宿舍窗台，把电闸拉下，同时轻声说：“穿灰衣服的！是八路！已进一号院了！”我站在床上，从后窗看一号院，确实有穿灰衣服的，端着长枪。紧接着，我们院有一声口哨声（球场裁判用的那种），大声说：“同学们都起床！出来点名！”我们穿好了衣服，出宿舍站在通道上，看见有一个小八路和枪一般高，端着枪，胳膊上系一条白毛巾。门口发命令吹口哨的是“老八路”（或大年龄的兵），他又去三号院那边了。由小八路领我们单排走进学生饭厅（一半在地下），我们都蹲挤在饭桌下（不自觉地为躲炮弹和子弹流弹）。小八路端着长枪来回在饭厅中间走路，在空道上走着说：“大家不要怕！子弹是这样走的！”说着，用手在空中划个弧形动作。大约15～30分钟后，来了一个像官儿的八路，背着盒子枪，带着眼镜，胳膊上也系白毛巾。他对大家说：“同学们受惊了！等一会我们要炮轰县城，为了大家安全，现在准备转移。大家回宿舍穿些衣服，30分钟内还回到这个地方，我们带大家走时，成单行排，走蛇行路线，猫着腰，这样可防避流弹。”
我跑回宿舍，先是直愣愣一下，慌乱穿些衣服。5月的天气，春天还没有xx过去，仍有早寒，又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屋里没啥吃的，只有散装鱼肝油可让大家尽量喝（是抗战胜利后美国救济总署“救济”的，还有旧衣服，大概是校长有路子搞到的）。
我重新回到饭厅。这时，看样子人都到齐了，也不分班，乱队了，一个跟一个，由八路军战士领头，猫腰跑蛇行路线，顺大操场向校北门。过大石墙时，见到了正规的解放军（绿军装，有机枪），足有一个连，蹲坐在核桃树下，在墙边下吃早点，地上有鸡蛋皮。过“洋人楼”时，见通道地上散落不少药丸、药片。
出校北门，往小东山方向，东南道旁有个小村庄，离北校门约七八华里。到这里，大家站道旁屋檐下休息了。只见，解放军也有不少；还有大车柴草里，向后伸出大炮筒。昌黎县城的城墙方向，枪炮声密密麻麻，硝烟弥濛。我们见到四个老百姓，其中一个绿衣邮差，抬个门板，上蒙个带血的花棉被，只听伤员的哼叫声，一直往这方向跑来。我们约呆了15～20分钟，那位挎匣枪的解放军对大家说：“同学们，这里也不安全，我们要带大家到xxx的地方去，还象刚才一样跟我们走。”这回不是小跑了，只是散散漫漫地走了。这一路，大多经过的是梨树地，同学们三五成群，也见到老师、校长，还有些返校的校友客人们，在同学的前边走。我们还遇到过几次国民党xx的黑色战斗机，俯冲扫射大马车，见到一匹冒血躺倒的大骡子“嗷嗷”直嘶鸣，挣扎在车套里。大车已倒在人为破坏了的坑凹大道上。当飞机扫射时，我们只能蹲在梨树下躲避而已。
我们走哇走，走了不知多远，见到碣石山的群山在正西了。我们到了一个叫“张各庄”的大庄。进庄后。几个人就有人领着到一户老乡家（后来才知道这叫“派房”）。我和三四个同学住一户，那户只有母女或儿媳，屋里还有一台大织布机。我们在炕桌上吃的是过水高粱米饭，吃得很饱，也不知给不给钱（这派住房及吃饭也不知谁出的钱？是学校还是解放军？）。
吃完了饭，也不知这{yt}是怎么过的。我们站在房东家门前的高坡上往西看山景。高坎坡下是一条干涸的沙河，靠边有一条大车道，由昌黎县城来的装满战利品的大骡车顺道往北走着，由车上可传来不成曲子的手风琴声、口琴声。车下有穿旗袍、高跟鞋的太太样子的女人（可能是国军官太太），踉跄着跟车走（车上大概有官宅的财物）。听来往的同学说，校长、老师一直在跟八路军谈判（校长、老师们迫切要带学生们回校）。据我所知，这期间没有任何“政治活动”（按现在的认识标准），同学只想知道：行李、书籍是否还在？学校怕丢了，眼看快考试了，也没有办法和父母通信，家里人不知道多么心急呢！
快回学校吧！当晚几个人不脱衣服，也不需被褥，大家一觉睡到天亮。忽然，有人喊：“同学们都到村头上去！”我随着人流，走到村南一片小树林平草地上。那里北靠一排庄户人家，住户横着排一条道，中间有个碾子。等人差不多到齐了，有个解放军军官站在碾盘上，对着同学们讲起话来。“同学们！看到你们这样坐在树下，想起在延安的学校，就是这样的课堂！都背着打好的背包，后面同学的字板放在前边同学的背包上写笔记！……”他后面讲的什么，我就听不下去了，主要是没“兴趣”。他大约讲了一小时吧，然后就让同学们站上横排。大家也没按班级乱站，那两三位解放军，其中一位宣布：“现在，谁愿意到解放区上学的，站到这边来！（用手指一边）大家可要思想上有准备，解放区上学可苦啊！”印象里，似乎没有人站过去。接着，那位解放军对大家说：“现在，大家就可以回学校了！这回就没人跟你们去了，只好你们自己走了！我们这次打昌黎，打的是‘补给战’。我们的人完成任务后，已经都撤出来了……”这时，有的同学认路，就领着往前边去了。
大家一路小跑奔回学校。我们宿舍跟离开时一样，还没叠被呢。
学校很快又恢复了校园秩序。变化大的，是文安楼西楼下仓库四门大开。据说，里边满屋成袋的面粉全被搬空了，沿操场到北校门地上还可见撒落的面粉。没听说其他异样变化。后来，又道听途说，得知城里的国民党县党部被放火烧了，枪械都是新的，没开箱的，全拿走了，犯人全放了（可能是政治犯、抗租、税的），街上铺面完好。我又见到，广济医院药械一扫而空。这，大概就是这次“补给战”的目标吧。
前面我说过，这是我{dy}次见到解放军，也是首次见到“初升的太阳”。只因在这之前，我没有接触过真正的进步理论，或能引导我们这类青年的人士，当然就像从暗室里突然走出见到阳光一样，听到解放军讲话不入耳，更进不了脑……当时的这种思想，我不可能走向革命阵营。后来，有的同学说“那时候咱们要是去了解放区，一定是老革命人士了”，我听后不以为然。
可怕又可爱的训育主任
训育科相当于现在的学生科。专管学生的纪律、秩序、离校、准假、宿舍分配等，特别是钢涉及学生品质方面的事情。当时，马荫萱老师就是汇文中学的训育主任。他可能还有一个助手，但不为学生瞩目。
徐校长返校前，马荫萱老师就是训育主任。据说，解放后，他仍是学校的训育主任，还当过校长，可算是“三朝元老”。
马老师是迁安人。他有着有点像周总理的那种方脸庞，只是稍长一些，也是胡须很密，脸总是铁青着。他的特点，除迁安口音明显之外，走路两膝打弯很小，步态有点像踩高跷。他在上海某个院校毕业，宿舍里就有大画板，有未完成的。他兼教课。我也记不起来，当时学了什么“美术”了。
马老师有个儿子叫马汇源，和我同班，曾住过一个宿舍（在贵贞院时）。马汇源爱玩弄“无线电”，有许多这方面的书籍、杂志，算是自学成才。我当过他的下手，也学了点这方面的知识。他不但能自制6－7灯超外差式收音机，还能做收、发报机，常用电键、耳机在空中“交朋友”。他说，上海等地都有一定时间在空中通话。听说，解放后他在某市广播电台工作。
下面讲的是马老师的一些“趣事”。
当时，因国统区货币信任危机，物价一日三涨，市场混乱，社会秩序更乱。学校里有少数年纪老成的同学偷偷地推xx赌钱，也有逃课跳墙到市场上倒卖银圆的。
{yt}晚上停电。在贵贞院宿舍楼下西侧有间大宿舍，床铺是木版连铺（炕），中间一道空地，几个赌友摸黑躺在木炕上闲聊，中间放一包煮蚕豆，顺着手抓着吃。这时，马老师进来了，也凑着躺下，也抓着吃，只是不言语。其中一个同学说：“咳！那玩意放哪儿了？”另一同学说：“哈！今晚可能没事，我来拿！”起床下地点上煤油灯，走向门口门框上沿，用手抓出一纸包。这时，多次查找xx查不到的马老师猛起走向前，夺走纸包就走了。拿灯的同学“哇”的一声吹灭灯，但，已经晚了。
解放战争时期，北宁铁路线修修通通，客运几乎中断，通过的多是军车。当然，邮路也不通畅，电灯常没电。
马老师开始讲话：“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八月十五，我请大家吃月饼！”顿时，引起一阵骚动。“现在，大家抬头看！！就算吃月饼了吧！”大家发出“哎”、“哈”的混合音。“大家想家没用！口袋没钱也没办法，兵荒马乱，街上店铺都不少天不开门了嘛！我和大家都一样嘛！……解散！”
光复以后，“洋货”充斥市场，以北平、天津最明显，洋风洋俗发展的特别快。按现在的说法是“新潮”，在女士、先生们中间流行的也快。昌黎虽然闭塞，但“洋风”也吹来了，商店里摆出了尼龙手提包、派克笔之类的商品。人们的行为也有赶“新潮”的。
当时，我们班（高一时，在贵贞楼下）有位女生（走读生，名字忘了），外号叫“三S”——是因为她一言一动身态常呈S型动作（似时装模特动作），打扮也新潮，上学只挎个女士尼龙黑亮手提包。{yt}，马老师上美术课，她迟到了，教室门在黑板一侧旁边。一进门，全体师生——注目，她来了个S动作。马老师一歪头说：“我有根！坐下去吧！”大家哄堂大笑。
昌汇同学百分之九十几是住校生。请假离校由训育科主任马老师掌握，病假由校医室庆太太掌握。当时，请事假离校简直是太少见了。马老师曾当众说过：“你们谁要请假回家，要说，我已娶媳妇了想请假。那我可以让你们回去，否则你别请假。”确实，那时有少数同学父母包办成婚的，有的还有了孩子。但都难以启口，多属“隐私”，有谁还好意思以此去请假？何况，当时学费每学期4斗高粱米，已属高价了，等于用钱买学问，功课一拉下，很难追上。为此，很少有人去请假。
“噹……噹……”起床钟响了，大家睡的正香，真懒得起床，尤其冬天，能多躺一分钟是一分钟。十有八九，马老师会紧跟钟声来个“挨院串户”。他一进门，一声“起床！”皮鞋嘎嘎直响。他都是走向最里边的宿舍，边走边喊，常常听到嘭嘭声。有时，还有进宿舍掀开被窝的声音。从他一进门，大家就坐起来，准备起床，却还有人舍不得离开热乎乎的被窝，听到嘎嘎声走远又钻进去了。偶尔，马老师也来个“回马枪”。他再回来时，鞋踏地的声音没有了。这回，被发现不起床的，可要“叭叭”打屁股声了。
马老师上美术课，常逗的同学们哄堂大笑，属于平易近人的老师。
全校有500左右的学生，秩序和纪律很难管理。上面说的是“起床”，每次“噹、噹、噹……噹、噹、噹”的铁轨钟一响，是“吃饭”钟声，由饭厅厅长（学生选出）喊口令整队。此时，马老师准在一旁监视着。
马老师有个外号叫“马BS”。据说，英文BS 是“神经质”的意思。究竟是哪个单词，我们谁也没查到，大概是以前哪届同学“发明”的。
我在汇文中学上学这几年，没听说过丢失、偷窃现象。当年的宿舍门都没有锁，书、本就放在书桌里，没什么不放心的。也没有类似评“优秀学生”活动，就一直是平平淡淡、安安静静地学习、着。
庆牧师和庆太太
庆太太是昌汇的校医。校医室在岛院，校医室很整洁，白桌布，成排的各色xx、药片。
提起牧师，就要说在昌黎的基督教和教会。
我不信教，当然也不是教徒。我妈妈是教徒，很信基督教。她家穷，自幼丧父。不知什么机遇，教会资助她读完师范。
我的父亲是无神论者，但不干涉别人的信仰。他和我母亲结婚就是在昌黎城东汇文中学附近的这所教堂举行的仪式，结婚照片是在教堂入口的台阶上照的（可惜照片在“xx”时被焚毁了）。我本人是在昌黎县城的教会医院——广济医院出生的。这就是我和教会之间有关的联系。
昌黎基督教会，原属美国美以美会，后改为卫理工会。昌黎汇文中学与北平的燕京大学、汇文中学、慕贞女中等，同属一个“系统”。昌黎东门曾有个“福音堂”，是属地方办的。
庆牧师和庆太太（一直不知他们的名字），住在汇文街（即汇文西侧小沙河东岸）的教堂院内。那里有一套幽雅灰砖平房，从窗户看里面，裱糊的花内壁很是整洁，只是空闲着，不知后来谁住了。我没见过他们身边有小孩（听说在北平有个女儿）。听人说：庆牧师当年追求庆太太时，达到“下跪”、“xx”的情真动作。光复后，我在汇文上高中时，他俩给我的印象已是老头、老太婆的年岁了。
他俩个子都不高，约在160cm以内。庆牧师圆的光头，常戴农民式人形草帽，黑框眼镜，常穿黑色长衫，袖子很肥。上台布道时，他也穿黑色“教士服”（电影中见到的那种长袍）。我他的台上技术，声音洪亮，始终不减音量，一口北京腔，字字句句，抑扬顿挫，都能使前后排听到，听众肃穆聆教。每次布道，唱诗、读经，宣道、献捐……内容衔接，穿插紧凑。这使我这个局外人也从中有所收益。
我到过许多地方的教堂，没有一位能使我感到有胜过庆牧师的。有一件事，我曾使他生气，至今深感内疚。
教堂院内有几棵樱桃树。大概是在我上高一的下学期，1946年春末，樱桃红的馋人，引得我和三两个同学跳墙进院去偷吃樱桃。突然，教堂大铁柵门开了，我们几个爬上墙逃跑，只听庆牧师跳着脚喊：“你们吃吧……”
庆太太小巧玲珑，腰板挺直。她的服装有点像外国老太太，头常带个发罩，花白头发，常提个小篮或花布包，里面可见有毛衣竹针之类。她常面带微笑，慈祥可亲。平时，我没找过她。在高三时，我有一次发烧，不找不行了。她给我一试表，就领我去广济医院，当时就住院了。医生说我是患“小伤寒”。一周后出院，也不知医药费是怎么给的，反正没跟我要钱。
在这里，我之所以写他们，是因为我怀念他们！他们肯定已经去了“天国”，我想找他们的墓地，献上一束花。让人怀念的人是不容易的。
一次丑闻
这是一次饭厅“帐目不清”的丑闻。
学生饭厅伙食委员是从学生中选举产生，大多由高一高二班学生担任；因高三班学生面临大xxx，而初中班学生年龄较小。选出伙委后，再分工，分别任厅长、会计、出纳、采购、保管等。因是只尽义务，没有报酬，兵荒马乱时，物价一日三涨，事务繁忙劳累，又耽误功课，有的同学时常因采购、盘点、记帐等事务而听不了课。所以，若没有一点“我为人人”的精神，还真不行。
1947年暑假考试前，昌黎{dy}次解放后人心惶惶，饭厅管理的内部混乱日渐明显。如有同学议论，饭厅厅长（张×，高三乙班的，和我同班，住二号院和我宿舍隔一间房）不在学校用饭，而在外面下馆子。又有人在我耳边吹风，说厅长张×的密友李××开学时没见他买米（当时的伙食费是交高粱米，学费也是），而催欠交伙食费的名单中却没他的名……我从内心里同情伙委们的辛苦，一直没往心里去。我当时是高三乙班班长，饭厅厅长是我们班的。我因担任那届的青年剧社社长，与各方接触多些。慢慢地，我悟出了高一高二同学跟我说饭厅问题的原因，他们怕出头搞清饭厅问题，是怕当伙委。我也不愿多事，只“唯唯诺诺”地以“看看吧”来搪塞。
训育主任马老师是督管学生饭厅的。他常对大家表白：“哪位同学对饭厅帐目有不清楚的，可随时欢迎查看帐目！”厅长也常在整理开饭队伍时当众表态。
随着时间推移，问题有增无减。突然，饭厅厅长在停课准备考试前夕宣布“×月×日以前每个同学要交××斤高粱米，否则伙食在考试时要停伙”。群众哗然，愤愤不平了！
“这个节骨眼儿上提这个，让人怎么办？！”
“兵荒马乱的，怎给家里通信儿？！”
“让人怎么准备考试？！……”
我们估算着伙食不至于吃不到放假，越算越觉得相差太多了。
火山终于爆发！由我主持，以高一、高二对伙食问题的活跃分子为骨干，组成了一个临时“查帐小组”。说干就干！当晚，我们决定和校长“打个招呼”，第二天找训育主任。白天，不耽误功课，利用晚上查帐。训育主任马老师面带严峻，让我们在文安楼西楼上查帐。
有点内行的骨干，开始议论：“大葱一筐？白菜两担？饭碗×罗？……这怎么计价？”还有一些疑问，查不下去了。只好把具体问题抄交马主任与厅长当面交代，下次查帐时再继续查。当时，马老师是查帐组和厅长之间的中介人。到这时，其他伙委已不出头了，只剩张厅长一人光杆司令了。因长时间其他伙委自动瘫痪，会计、出纳、采购、保管……已集中他一人身上多时了。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张厅长失踪了。帐本插在门把手内……查帐停止了。
我代表查帐组在饭厅大家用饭时，向全体同学作了“总结交代”，同时宣布：“大家安心考试！不用补交伙食了！可能还会在离校前，发给大家一些结余……”
作者于20世纪40年代初摄于北戴河
北戴河海滨：弟琦光、我。 前左：母亲、父亲。中：小妹素光。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年我回在北戴河海滨的家，用发的“结余”钱买了100只鸡蛋和一个“永备牌”手电筒，（钱必须立刻换成实物）。当时，火车已不卖票了，只要有往山海关方向的车，特别是空货车厢，就爬上去。我到北戴河车站爬下火车时，有一个“国军”歪戴帽，端着个大枪晃荡着走向我，说：“看看你拿什么东西？”我说是鸡蛋，放假回家的。他指指我手里拿的手电，伸手拿过去左看右看说：“这是xx的！”他不想还给我！我伸手指着一边说：“这东西到处都有卖的。”他无奈，还给了我。我头也不回，快步离开了车站。
孙茂元老师
孙茂元老师的名字，也许是“茂园”，原籍河北省哪个县忘记了，听口音似河北省东南部。他那时大约40多岁。我对他最深最佩服的印象，是抗日时期八年他出家当和尚，日本投降后出山还俗来到昌汇教“古文”。到学校后，他仍独身、吃素、打坐、颂经、供佛。
孙老师总是穿灰色布袍。与僧人那种长袍不同的，是有领子、扣子，下穿黑布鞋、白袜。他的光头可隐现受戒香痕。他时常满面红光，走路如风，双肘稍屈（像周总理右手那样姿势）。这应当是他常年风雨无阻地打拳的原故。他打拳是天刚亮时，在贵贞院教士楼北，两排珍珠梅树丛中间空地上。这一带没人走，隔一墙就是贵贞楼学生宿舍。我高一下半年及高二上半年就住贵贞院宿舍，每天晨起，特别是快考试或有背诵作业时，主要是背诵英文，常在院中背单词，当然找背静的地方。这样，才发现孙老师在这里打太极拳。有时，我把书本放下，也在他后面跟着学做。同学中有个热心想学的同学叫惠文涛，可以说是孙老师“收的大弟子”了。我们也有几个跟着打拳，一般还是坚持每早做，但天冷或下雨什么的就懒起床了。
孙老师的太极拳是xx式，他说过这是什么式，但我忘了。面冲北极星“开式”后，{zh1}“合太极”仍面冲北极星。整个招式动作，都限制在以头顶至足底为直往的圆球形之内。双掌心伸、屈、旋、上肢时，都在合掌状态，上下肢推击搪拨、踢蹬等招式都不“满弓”，即上下肢都没有伸直状态。双膝始终微屈，即“骑马蹲裆”式。刚学时，头一两个月内，双膝关节很痛，以后就好了。究竟练太极拳有什么好处，我也说不具体，但{jd1}没坏处，终归属体育疗法，生命在于运动嘛。主要是坚持下去就好了。可惜，我离开昌汇也就停止了。
听说孙老师懂草药，在老师饭堂，老师们常开他玩笑，说他为了找长生不老药，到昌黎北山找回来吃完直拉肚子。
孙老师教的古文我太没兴趣了。什么“重耳问……”所以，我在古文方面很差，顶多能看懂原本《聊斋》。
{zh1}一次见孙老师，是在1952年夏天。那年，全国高考在昌黎设考试场，考场就设在昌汇校址。当时，我家住在北戴河海滨区西三路九号。我是参加高考，才有机会遇到孙老师的。
我为什么那年才参加考试呢？这主要是，1947年秋天，我在昌汇即将高中毕业时，因战火纷乱，社会不安定，全家就迁往北平了。接着，我随父亲前往台湾（他去任基隆水产专科学校校长），插入台北市高三班。1948年，高中毕业后考入海军机械学院（第二期）。1949年11月，我随父逃离台湾，经香港回到家中；1950年参加高考落第，失学。1951年，我考入天津铁路局中级技校，因去过台湾毕业后未与分配工作，又失学。1952年，我又参加高考，考入河北医学院。
1952年，在昌黎设考场，可为我节省许多路费、食宿费。我一到昌黎，先回母校游览，也算考生报到。学校和
后来，他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毕业前（1952年春节前），在铁路中技校门（潭柘寺前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