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某被学校辞退的第二天，教育部就出来辟谣：此举并非政府行为。在这件事上，教育部的宽容和大度让人佩服，似乎是国家职能机构坚决地执行了不以道德断案的原则。
把学校领导是否得到了高层授意的讨论搁置一边，遑论教育部在公众面前的表现，不能不说是一种坚持价值中立的强硬表现，这简直可以被许多当代的自由主义者视为未来中国的希望了。政府到底应不应该对市民阶层（假定中国已有所谓“市民阶层”）的德性加以引导和规范，我看是有必要的，但这种引导和规范又必须是在有限的体系下进行（宪政），否则政府就难免走上专制暴政的道路。也许又人会说民主的社会就要保障每个合法公民的自由，所以范跑跑不应被法律或者行政裁决，人们顶多只能在道德上对其进行批判。但一群没有公共德性的人们又用什么谴责，用什么批判呢？现阶段的中国还远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度，但我们似乎已经具备了许多可以实施民主的条件，比如尚且孱弱不禁的市场经济，比如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的代议制度，所以有冲动的自由者就认为中国民主自由的时候已经到来，迫切地希望把一切民主化，让一切自由化，进而政府的中立价值观就成为了一种能让他们感动的进步。其实这种冲动经不住推敲，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和民主正是被许多西方国家摒弃的、恰又被我们津津乐道的“消极自由”，是那种对公共事务和民族德性统统漠不关心的自由。我们在向往美国自由生活的同时是否想过，难道这个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民主国家的自由就是简简单单的没有公共道德准则的纯个人化？答案肯定不是，美国人有着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多的政治参与热情，他们在尊重法律、维护自身权利的基础上充分使用了手中的选举权。这里提到美国，绝没有师夷长技之意，美国的自由民主以及政府公民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就说我中国，光数千年的历史拖累就足以让它安土重迁，丧失了追逐美国的资本。
民主国家的政府不应该稳守着“价值中立”的标尺，“价值中立”也决不是一个成熟政府的表现，如果中国想要在现有体制下实现{zd0}范围、{zd0}程度的“民主政治”，政府的态度尤为重要，它不应该在国家公共道德的问题上保持沉默，更不能有那种想要撇清干系的逃避行为。政府行为和个人权利的关系极其复杂，前者稍过之就有专制之嫌，后者稍过之就易惹上个人主义之骂名，这次的教育部就陷入了这样的尴尬境地，似乎怎么处理都不合适，干脆“中立”之。“中立”的教育部俨然一副民主之态，但却错过了对公众进行道德引导的{zh0}时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 颜渊）这句话阐明了为政以德和社会价值标准形成的关系，也说明了公共德性对于政府和国家乃至人民的重要性。在13亿“丑陋的中国人”组成的复杂社会里，这样的德性尤其重要。
我在这里“标榜”公共道德和政府引导，并不是要证明毛时代中国的合理性，而是想反省中国在大踏步向着法制民主社会前进途中的缺失和偏差。公共德性的准绳，应该是高悬在空，以成为大众行为的引导；而不能栓在地上，成为生活的羁绊。过度的政府参与也必然导致对个人权利的侵害，诞生一个或一群道德之神则会让民粹主义得逞。中国在厚重的历史背负下难以步履轻快，在气势汹汹的自由主义面前又无从招架，一种妥协的、病态的行事方法就在历史和自由的夹攻下产生，教育部的“价值中立”便是其一。尊重个人权利、实现大众自由不能只依靠简单的中立态度，欠缺考虑的中立只能是回避社会责任的拙劣伎俩。在尊重公民权利的立场上，范跑跑不应被责难，但作为其主管部门的教育部，至少应该有一个明确价值指向的态度。
中国不应回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老路上，集体主义至上的原则也按不准经济发展的脉搏，但为政以德却是一个国家形成令人敬佩和赞赏的价值观的必要条件，公民的道德水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标准，因为，在“自由”、“平等”、“参与”推进下的民主进程，“文明”才是其最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