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知识分子及民众的状态_提出新理论的陈寿川_新浪博客

其他知识分子及民众的状态

康、谭、孙、严、章等思想者的局限是利用性知识状态本质的局限体现。他们的矛盾,也同样是利用性知识状态对于社会发展进步的矛盾。就像在当代的学术界,政府一方面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出“成果”,另一方面却又在塑造统一化的人格及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矛盾的本质何在了!因为知识创造不但需要热爱她的人,也需要更加独立、开放、自由的社会文化环境与教育环境。不然,除了应付与xx能显示“创造”之外,不会产生世界性人才。这才是与西方无法比拟的地方。政府、知识分子、普通民众,整个民族都在利用着知识,怎么可能产生创造呢?

无论激进,还是保守,局限仍是历史性的。作为思想者、探索者,他们都无愧于伟大,他们的保守,失败,或局限性,并不能抹去作为中华民族最杰出者的代表性,他们的历程正在启发着后来人。

作为思想者的代表尚且如此,而那些并未形成自己思想观念、体系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恐怕更是超脱不了这种历史局限。求新图变派,从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冯桂芬,到梁启超、王国维等,事实证明他们只是传统式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也同样没有超出“治国、平天下”的求知理路。如果说近代史的激进历程是,从“林、魏只是把反抗和学习停留在最肤浅最表面的军事方面,刺激了洋务派的形成,洋务运动的失败又刺激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形成,改良派的失利,又刺激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不断地从新的派别里又分离出更激进的派别,锻炼了人才,”但从这个过程就不难看出,求知、奋斗的被迫性,不能从认知真理、发现真理、并为之实现而奋斗,永远局限在了生存私利上了。“龚自珍虽然勇敢地讽刺抨击黑暗现实,幻想着革命的到来,但他同时又是蔑视人民的,他要求维护封建等级的森严,要求人民对统治者服从和畏惧。魏源也是这样,他参与了反对太平天国的战争,衷心希望着清朝统治稳固和强大。洋务派的代表张之洞更是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子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之源,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近日微闻……有公然创废三纲之议者……怵心骇耳,无过于斯。”(张之洞:《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转引自《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p214)张之洞代表了当时整个知识阶层的思想观念,后来者,如梁启超等虽然激进,但新旧思想观念混杂难辨,王国维等虽学贯中西,可也旧多新少,正如李泽厚先生评价的:“先进者已接受或迈向社会主义思想,落后者仍抱住‘子曰诗云’、‘正心诚意’不放。同一人物,思想或行为的这一部分已经很开通很进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却很保守很落后。政治思想是先进的,世界观可能仍是唯心主义;文艺学术观点可能是资产阶级的,而政治主张却依旧是封建主义。”(384)这种新旧交替的情形,说明了利用性之下文化“包容性”的一面,容易消化任何外来的东西,更说明了利用性本质之下对生存的片面关注,对知识真理本身的利用化。

而那些守旧派,如刘锡鸿等,更加愚陋。“当时中国首次面临帝国主义各国大规模入侵宰割的危亡局面。但当权的守旧派却依然故我,不肯改革,顶着‘天朝上国’的纸帽子不放。知识界的士大夫们也仍然抱残守缺,夜郎自大,愚昧无知,空谈夷夏,还认为中国作为‘圣圣相传’的‘礼仪之邦’,优越得很,特殊得很。”(p242《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知识的固定与死亡,已使这些看似忠于儒学忠于传统的少数人看不到任何除儒学之外知识系统,他们一代代被教导得一贯认为孔孟儒学就是所有知识的终结,让他们去认知、热爱或开拓其他知识领域,只能比登天还难!那么,今人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关于广大民众,鲁迅所看到的是:“办工业兴实业,‘黄金黑铁’, 固然不能解决救国问题,去皇帝改共和,也仍然不能使中国兴起。上层是一幕又一幕地政治丑剧,下层却永远沉沦在麻木、“平静”、不觉悟和被宰割的悲惨境地中,旧的统治秩序和统治人物毫无改变。‘到街上去走了一便,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朝花夕拾:范爱农》),‘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甚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把总”。(《阿Q正传》)(p412)从冷漠、麻木的民众特征,到热情激昂的革命者,知识真理皆不在心中。鲁迅1925年春仍然坚信:“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人》)鲁迅随看到了关键之处,却不是根本,他没有看到是什么从根本上塑造了国民性。

总之,普通民众作为受压迫,被动接受来自上层社会的信息、指令,并且也心向往着上层生活,在得不到的情况下,在不断受逼迫的情况下,只能表现得更加漠然,自保性更强,更何况数千年来求知、奋斗的私利化,使人们更加注重自己的生存私利,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知识真理,也谈不上认知、坚守,决定了他们麻木的现状。

     穷的想变富,富的想变得更有权势,富极了又穷,这样的循环反复,有否定者,就有被否定者,但这不是西方哲学中的否定,不是螺旋式上升的否定之否定,而是一般的否定,是恶性循环式的否定。虽然,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是由保守到醒悟,再至“西学”、洋务,再至改良维新,再至资产阶级革命,看似螺旋式的上升,实质上仍是恶性循环式的,正如李泽厚先生所困惑的:“革命民主主义作为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时期整个思想的末端,本应是上两阶级的综合和总结,是否定之否定,但实际上却并没能如此。革命派既没有发动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暴力革命,也没能在经济、政治上实现资本主义进步改革。打到了一个清朝皇帝,带来的反而是新形式或旧形式的大大小小的洋皇帝或土皇帝,革命留下的只是一个痛苦凄怆的未完成交响乐。无论改良派、革命派都只是对太平天国螺旋形地上升一环,都只是{dy}个否定,封建主义结合现代新形式,反革命的镇压反而变本加厉,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并没有完成。……太平天国之后,中国近代思想和活动的主流是由知识分子带头,从爱国救亡而转向革命的。爱国反帝始终是首要问题。这一主题经常冲淡了和掩盖了其他,这与欧洲为争自由而革命的数百年思想行程很不一样。”(p438)当然不可能一样了,中国人以生存私利为中心而奋斗,西方人以知识真理为中心而奋斗,两种知识状态决定了这一本质的区别。因为,中国运动的本质是利用性知识状态下的被动的救亡图存运动,富国强民运动。这些过程中,并不以知识真理的实现为中心,反而都仅是工具,可用可不用,知识之意义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死,也就没人会关心什么是“资本主义进步改革”之意义。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都只能成为毫无意义的躯壳,和传统一样是大可以当做招牌与幌子的!“……康有为基于大工业生产的《大同书》雄大理想倒如同他这本收藏起来不让人知道的书一样,漠漠地消失在数千年农业小生产的封建社会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xxx主义唯物史观这一规律对近代中国做了无情的讽刺。”讽刺是必然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也不假,但经济基础又由谁来决定呢?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此亦是后话。总之,这种觉醒运动,仍是生存状态的觉醒,是被迫的生存私利上的醒悟,远非知识状态上的觉醒,这就决定了,之后中国的基本发展性质仍是和封建传统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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