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秋季以来，我国西南五省持续高温少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旱灾，约5000万群众受灾，2200万人出现饮水困难。西南地区受旱已经五个月，但从3月中下旬开始才逐渐出现在主流媒体的视线中，这大概是因为1月份之前灾情不怎么严重，没有引起重视；2月份要过春节，要营造喜庆气氛；3月初其实灾情已经比较严重了，但由于要开“两会”，任何不美好的新闻都是不允许出现的，又拖了半个月。这个事情让人联想起7年前的“非典”，也是这么个规律：当时在3月初，北京的疫情已经有爆发的苗头了，如果那时政府和媒体能像后来那样密切xx、积极应对，可能未必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只是在中国，无论多么人命关天的事，总不如不能代表人民的代表和委员们沙龙聚会般的高谈阔论重要；3月前半月的中国媒体，只报道“两会”，而不在乎媒体受众的实际需求，这是违背传媒业的基本原则（维护知情权和表达权）的，只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3月下旬开始，“西南五省遭受严重旱灾”开始整天挂在媒体口边，进而挂在每个人的口边：一听说某君来自云南或贵州，就上去关心一句“你们那儿遭旱灾了？严重不？”其实这种提法非常不准确。云南遭旱灾了？你去昆明以及其他城市和县城看看，洗车场生意兴隆，洗浴中心门庭若市，游泳池里人头攒动，哪有旱灾的影子？当农村里的小孩需要和大人一起走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才能打回混浊的水时，当农村里全村上下集体出动寻找水源时，当他们排着长队接着从岩峰里一滴滴渗透出的水时，城市里的人们像往常一样，拎开龙头，自来水哗哗流出。农民、农村和农业，是旱灾{zd0}的受害者；而旱区的城市，应该承担起支援灾区的最主要责任。所谓号召人人捐出一瓶水的活动，形式大于实质，不经济，不实用。除去灾民外的12亿中国人，就算每人捐一瓶，分到5000万灾民那里，也就每人两瓶半——包括饮水、做饭、洗脸、洗衣、喂牲畜，能撑多久？况且，到目前为止，运往灾区的水还不到12亿瓶（约合60万吨）。从千里之外运水去灾区，成本也是非常高昂的。“远水解不了近渴”，大概就是{zh0}的注脚。
        解近渴的水{zh0}还是近水，在危难关头，旱区的城市应该行动起来，暂时停止洗车场和洗浴中心等用水大户的营业（损失可以由政府补贴），将这些地方的水龙头拎开，不是喷到车上去，也不是灌到池里去，而是装进罐子里运往农村。一家洗浴中心，每个月耗水量约5000吨，只要在旱区关120家洗浴中心一个月，就可以省下60万吨水。而诺大的西南五省，怎么可能才120家洗浴中心？一个洗车场，每个月耗水量约300吨，也可以做类似的推算。至于日常生活用水，也可以由政府机关带头，像当年“电荒”时一样，每周停水{yt}，让水库可以多放一些水去支援农村。在同一座城市，同一个县，仅仅因为城乡身份不同，生活境况就天壤之别。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虽然是我们努力改变的方向，毕竟不能一蹴而就，但大灾当前，人可以七天不吃饭，却不能三天不喝水，城市为农村做出这点贡献，应该是不难的。我们不能让农民一年不洗澡、几个月不洗脸，而城市里的车却每周洗澡，“乱世人不如治世车”。
        对旱区的农民来说，除了水，由于农作物绝收，粮食和蔬菜也比较短缺。看到灾民吃“饿羊菜”，实在让人心痛。我们这个国家，一方面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灯红酒绿，极尽繁华；一方面，还有西部农民在吃野菜充饥。对这方面的问题，粮食应该由中央统一调配储备粮，蔬菜就需要其他省份来支援了。旱灾发生后，中央参考“512地震”后的做法，指定其他省份对口支援受灾省份，它应该着力于水利设施建设和蔬菜供应保障，至于水，{zh0}还是当地城市想办法解决。对那些作秀般的捐水呼吁，大家看看就好了，没必要瞎掺和。

        以上是本文的引子。

        说到有人号召捐水，就不难联想到有人号召祈福。祈什么福呢？就是请老天爷下雨。在古代农业社会，雨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不仅关系着粮食的收成，甚至关系到王朝的稳定。而由于科技不发达，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龙王爷赐予的降水量，所谓“靠天吃饭”，所以每逢干旱，祭祀龙王求雨都是中央到地方的重要活动。我们在古书中，可以看到对这类祭祀活动的详细记载。
       可是，现在已经是2010年了，一遇到旱灾，还有人去求雨，只是不同的是，祭祀礼仪没有了，变成了在社交网络上修改自己的状态，在指定的网页上灌注虚拟的“爱心水”，在论坛里“盖楼”，实在是naive。如果参加这些活动的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还带有传统封建迷信观念的人也罢了，可实际上，很多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或者是在校大学生。大学生云集的人人网搞的祈福活动，按它主页上的介绍，已经有超过500万人参加。  
       作为国家未来的知识分子阶层，大学生在旱灾中所能做的，绝不能仅仅是写上几句毫无意义的求雨贴或祝福贴，然后点点鼠标，这是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可以做到的。大学生和中小学生的区别，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小学生主要任务是接受前人的知识然后掌握，大学生除此之外，还应该具备运用前人知识解释现实现象、解决现实问题、进而创造新知识的能力。具体来说，大学生应该做的事可以有：研究旱灾的发生是否与全球变暖、桉树种植和水坝的密集修建有关，研究极端自然灾害频发大背景下抵御旱灾的方案，研究改善人工降雨效果的技术，研究农业种植、工业生产和耗水服务业的节水技术，研究受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受灾地区的居民点规划、农业规划和工业规划，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节水方法，身体力行为灾区做出自己的贡献（比如捐款修建小水利、捐菜等），实地去灾区考察，加深对国情的认识……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类：踏实的科学研究，为区域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大学生对待自然灾害如果停留在古人一样的层面，一干旱就去求天下雨，那是大学教育的失败，也给国家的未来蒙上了阴影。
        那么，为什么大学生不去做这些事呢？这个板子打在大学生身上，是不公平的，它其实涉及到这个国家最根本的制度问题。国家最根本的制度，简称“国本”，那是不容改变的，甚至是不容讨论的。在这个根本制度下，每个人都是小学生，他只需要也只能够接受来自{zg}层的指示然后执行，{zg}层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全善，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是最可怕的敌人。国家根据这一思路来设计了教育制度，结果，即使在学历上他被称为大学生，他仍然还是个小学生。当然，出于各种目的的考虑，国家会对这样的制度进行精心的掩饰，比如1956年，国家就鼓励“百花齐放，百家xx”，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响应国家号召大鸣大放的人，只要观点和国家稍有偏差，就先后在“反右”和xx中遭了殃。今天，国家在表面上鼓励大学生“仰望星空”，然而，大学生并不能自由地表达仰望星空后的感受，他们的感受必须和国家一致，否则就不能得到表达的机会，即使在本应高度开放的互联网上。大学xx现“仰望星空”的表皮下实质是“莫谈国事”，于是把注意力转移到所谓民生问题上来，比如房子、车子、票子，等等。而对政治家们来说，只关心民生问题、而不追究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民生问题的国民，那才是{zh0}管理的，他们差不多成功了。
        大学生的遭遇是中国知识界的缩影。既然国家的政治家们全知、全能、全善，因此他们必然在任何领域都是{jd1}的xx，知识分子必须和他们保持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一定是知识分子的水平不够，或者觉悟不高。比如建三峡，政治家说对环境没有危害，那就肯定没有危害了，如果你跳出来反对，除了落下个水平不够或觉悟不高的名声外，不会对这项工程产生影响，那些实地调研、访谈和实验数据是没有用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政治家往往不方便直接说建三峡对环境没有危害，需要利用知识分子的口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然后再告诉其他半信半疑的国民“这个是专家的观点，我们要相信科学”。于是，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被国家利用的，一类是不可以被国家利用的。那么，在这样的制度下，从自利角度出发，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要求被国家利用。要被国家利用，就需要一个能和政治家平起平坐的资格，这样的资格可以是教授职称、博导头衔、行政级别和院士称号。于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被抛弃，知识界投入到“人有多大胆，论文有多大产”的学术大跃进中，并且把政治家们常用的斗争手段也运用自如。最近几年常有人问“大学生怎么了？”或者“大学怎么了？”答案就如上所述。
        具体到这次旱灾中，在没有严谨的科学研究的情况下，国家已经声明：旱灾与桉树无关，与水坝无关，旱灾的发生，就是因为气温偏高、降水偏少。这样，知识界的科学研究已经失去了意义，你必须跟政治家保持一致，即使你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他的看法。其实，政治家的观点非常站不住脚：{dy}，即使旱灾的直接原因真是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那为什么会出现气温偏高、降水偏少的情况呢？也就是说，旱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第二，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就一定会导致旱灾吗？未必。贵州的水城县，它其实并不缺水，河流并没有断流，但老百姓还是要去接岩缝中渗透出的水，因为煤矿把河水严重污染了，河水连灌溉都不行，何况是饮用。但现在讨论这些问题没有意义，因为政治家们是全知、全能、全善的。那么，大学生看见自己的老师都如此，自己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呢？在网上留言祈福，在网上灌上一壶虚拟的水，就是他们所能做的全部了——他们会觉得向龙王祈祷可能对缓解灾情更有用一点。
        有的大学生或许打算成为国家未来的政治家，但其实这也是不现实的，他没有全知、全能、全善的爸爸，自然自己也不会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也就不能成为政治家。   

        一件小事，何必如此上纲上线？其实，这个国家表面上不相关的小事，从贫富悬殊到环境污染，从国进民退到xx频出，从冤死监狱到汽油自焚，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它最根本的制度问题上；而由于这个制度是不容改变甚至不容讨论的，这些小事会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发生。了解这个制度，才可以读懂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