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岭 土 史 考
兼论瓷石、高岭与景德镇十至十九世纪的制瓷业 刘新园
白 焜
{dy}章 前言
第二章 景德镇五代至南宋白瓷瓷胎原料探索
第三章 高岭土使用之前的景德镇制瓷业
第四章 高岭土于元代引进瓷胎
第五章 高岭土的前身一麻仓土、御土
第六章 高岭山粘土矿床的开发
第七章明、清高岭的质量与产量以及“高岭”成为国际通用的kaolin和Kaolinite命名地的由来
第八章高岭土与景德镇元明清制瓷业
第九章 结 论
{dy}章
前言
中国是瓷器的祖国，又是高岭土(Kao1in)的故乡。人们要研究中国古代陶瓷的辉煌成就，就自然而然地需要考察高岭土。这是因为高岭土是制造瓷胎的重要原料之一，它不仅与瓷器的质量，而且与瓷器制造业的命运都有密切的联系。然而，从矿物学角度来看，高岭土至今都还没有一个公认xx的定义。①现在要探索该类粘土在我国发现与应用的历程时，也就只能先从一些并不理想，但已广为流传的概念谈起。
从一般的辞书来看，高岭土似有广、狭两种含义：
广义的，泛指其化学组分中含有铝硅酸盐，矿物组成主要为高岭石的一种具有良好塑性的白土，或制瓷业通用的白色陶土。
狭义的，则特指我国最xx的瓷器产地——景德镇东五十公里以高岭山为中心的地区所出产的一种白色土状的瓷用原料。
据我国地质界和陶瓷界的考察，高岭山的这类粘土由白云母花岗岩、伟晶岩风化而成。②其矿物组成，既有埃洛石也有高蛤石；由其化学组分中三氧化二铝(AI203）在35％左右，铁、钛等着色物质极微(约0．6％)，烧结温度在1700·C以上．
景德镇制瓷业所用原料与辅助原料的命名，多用这四种方式：
1．按用途分；如瓷石、釉泥。
2．按产地分：如高岭、陈湾、南港、三宝蓬等。
3．按焙烧前的外貌分，如赤石；按焙烧后的外貌分：如白土。
4．按使用对象或所有者分：如御土、官土。
但以产地命名者居多，高岭土即是最xx的一例。
众所周知，景德镇是以出产白瓷而闻名世界的其白瓷瓷胎从很早的年代起就使用高岭土加瓷石两种原料制作（即陶瓷工艺界所说的“二元系统”）⑨
高岭土与瓷石，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虽无严格的定义，但若仔细体会那些忠实记述景德镇陶瓷工艺的文献，还是可以了解它们的差别的。
明·宋应星在1636年刊印的《天工开物》卷中《陶埏·白瓷》记述景德镇瓷器瓷胎制备工艺时说：
土出婺源、祁门二山：一名高粱（岭）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
清·无名氏《南窑笔记·合泥》又谓：
子（ 音den，景德镇俗字。笔者按：此处特指用瓷石舂制而成的块状泥料）性软，高岭性硬，用二种配合成泥。或子七分、高岭三分，或四、六分，各种搭配不同。……一切瓷器坯胎骨子俱用合泥做造。
以上文献谈到高岭土时所说的“其性坚硬”或“性硬”，均指该类粘土与狭义的瓷土（指粉碎瓷石所得之土⑩）在高温下成瓷时的性能而言。也就是说，狭义的瓷土在焙烧成瓷时极易瘫塌，而高岭土则不软化，故曰“性硬”。可知明清时代的景德镇陶工是把高岭土当作一种抗变形的原料掺进瓷胎的。
本文所说的“高岭土”，尽指景德镇在各历史时期内所使用的高岭山或与高岭山所产的那种形态和质量大致相近的粘土。由于这类粘土曾经对景德镇至全世界的瓷器制造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就打算围绕着与它有关的一些史实。对该镇10一19世纪的白瓷瓷胎原料与瓷业的相关问题作一初步考察。
第二章 景德镇五代至南宋白瓷瓷胎原料探索
{dy}节
学术界对早期白瓷、青白瓷瓷胎原料的推测
清*乾隆四十八年(1793年)《浮梁县志》卷十二《述旧》记景德镇早期白瓷谓：
(唐)武德四年(621年)，有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
南宋·蒋祈《陶记》：
景德陶，昔三百馀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于他处，皆有“饶玉”之称。
从这两条文献来看，景德镇远在初唐至南宋的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所制瓷器骨胎都洁白致密，并具有良好的半透明感，否则的话，当时人就不会把它称作“假玉器”或“饶玉”了。
建国后，我国陶瓷工体者与文物考古工作者都十分关注景德镇的陶瓷史料，对该地区的商瓷窑遗址进行过细致的考察。从取得的实物资料来看，初唐瓷器虽待发现，但五代、—南宋的这一阶段的窑业遗址都有白瓷或青白瓷出土，其瓷胎致密，白度高达70%，透光度十分良好，它们比我国同时代的其他窑场所生产的白瓷瓷胎更为优异。可见这个地区的产品，早在十世纪就已达到现代瓷器的标准了。⑩
景德镇早期白瓷瓷胎是使用什么原料制造的呢？这是研究中国陶瓷史尤其是研究景德镇陶瓷工艺发展史的人很感兴趣的事。但由于唐宋时代记述瓷器生产工艺的文献极为稀少，人们耍了解这些情况，就只能求诸遗物了。
从五十年xx始，周仁、李家治等先生就对该镇出土与传世的一些古陶瓷进行过理化测试。他们在1960年发表的《景德镇历代瓷器胎、釉和烧制工艺的研究》(《硅酸盐》1960年第四卷第二期)一文中，谈到该镇唐宋瓷器瓷胎原料时说：“唐宋时期的瓷器可能只用一种瓷石或者掺入极少量高岭作为制胎原料。”
这两位先生作出的“可能只用一种瓷石制胎”的结论，显然是因为他们所测试的这一时期的标本中，有一部分含三氧化二铝(ALzO3)在17％左右，与今天还在继续使用的瓷石的化学组分相近。而“可能在瓷石中加入了少量的高岭土”的结论，则是因为还有一部分瓷器瓷胎中的三氧化二铝的含量要稍微高于瓷石。从化学组分这一角度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无xx议的。但后一推测影响巨大，致使不少xx的古陶瓷学者在研究景德镇早期(五代——宋)陶瓷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时，往往都把它归结于其境内出产的优质高岭土。
景德镇唐宋时代的陶工在制造瓷胎时到底是使用一种原料——瓷石，还是两种原料——瓷石加高岭土呢?这就成为我们探讨高岭土在景德镇地区的始用年代时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了。
第二节
南宋以前的瓷胎仅用瓷石制作
近十年，我们对景德镇一带的古瓷窑遗址、古矿区以及古文献作过许多调查与发掘，再以这些资料为依据验证周仁等先生的结论时，我们比较赞赏他的前一个推测——元以前的景德镇在制造白瓷瓷胎时所用的原料可能仅瓷石一种。而对后一推测却有不同看法。这是因为：
1．近年来，我们研究蒋祈《陶记》时，发现这一重要文献写于南宋中后期(13世纪前半期)。①文中记述景德镇当时瓷器的瓷胎原料时仅提到“石泥”(即将瓷石舂打成粉加水制成的泥料)一种，罗列出来的瓷用原料产地也只有瓷石产地。既没有记述除石泥之外还须掺入某种与石泥的形态或性质不同的粘土制胎，又没有记述出产高岭土的高岭、李黄与大洲三地。可见在蒋祈的时代——南宋中后期，景德镇尚未使用高岭土。
2．1972年一77年，我们在湖田窑宋代地层中发现了刻有“进坑”、 “下项泥”、“郑家泥”的影青瓷碗残片。经景德镇陶研所对“进坑”等残片测试，遗物的化学组分与瓷石相近。⑩这些实物也表明当时仅用石泥一种原料制胎。
3．从景德镇古瓷石矿与高岭土矿的分布情况来看：高岭土矿较为稀少，在东河一带仅见高岭、李黄地区，而西河只有大洲一处，以上三处均末见元以前的开采遗迹与古瓷窑。而瓷石矿则遍布东、南、西河地区，尤以南河和小南河一带最为密集，凡有这类矿藏的地方几乎都有元代以前的瓷窑。显然这些瓷窑是因原料近便而设置的。
我们知道，景德镇一带所产的瓷石，一般为长英岩蚀变而成，其中之长石转变为绢云母、水云母和少量高岭石。由于含绢云母、高岭石等粘土矿物，故粉碎加水具有可塑性，如用上层瓷石(即烧结温度较高的所谓高温瓷石，景德镇又称硬质瓷石)作坯，在1200。C左右烧成，也不至于变形。所以清·同治十年(1871
年)《余干县志·物产志》提到景德镇在其地采掘的这种“高温瓷石”时，就把它写作“碗石”(即用以制碗之石)。直至今天，赣南与广东的某些小型窑场，仍使用单一的瓷石制胎。可见仅瓷石一种即可以制出符合现代标准的瓷器，只是这类瓷器焙烧时易变形，成品的热稳定性差一些而已。如果把周仁等先生的后一推测和上述各方面的情况相印证，我们以为元以前的景德镇仅用瓷石一种原料制胎，而没有发现加入过高岭土(即使是少量的)的迹象。但是周仁先生研究这一时期的瓷器时，为什么会发现有一部分瓷胎的三氧化二铝高于18％，而钾钠物质又会低于现今使用的瓷石呢?
我们把周仁先生所测数据和景德镇陶研所近年来测试的一组宋代影青瓷的胎、釉数据⑩进行过比较，发现了这样一种趋势：
铝氧高于17％、钾钠低于现今使用的瓷石(尤其是Na2O低1．2％)的瓷胎多为五代北宋的遗物，而其化学组分与现今的瓷石相近的则以南宋制品为多。
鉴于这些实事，是不是五代——宋初的陶工们制备瓷胎时如周仁先生推测，在瓷石中加入了少量的高岭土，而南宋的则仅用瓷石一种原料制胎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似乎存在。因为在瓷石中加入高岭土制胎有许多优点(详第四章)，其时的景德镇并不缺乏高岭土，如果五代——北宋人采用二元配方法制胎，到南宋时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而五代——北宋大部分的瓷胎铝氧偏高、钾钠物质偏低(与现今常用的瓷石比)这一事实，并不是掺入了少量高岭土的标志，而正是某些地质或历史原因的真实反映。
近年来，地质工作者郭邦相、张伯周等同志对景德镇一带的瓷石矿床作了许多调查与研究，从他们取得的大量资料来看，南河和小南河一带的古瓷石矿床可分为“蚀变”与“风化”两种类型：
蚀变型瓷石矿床可分两个层位：
1．接近地表的上层，三氧化二铝的含量一般高达18—19％，钾、钠氧化物的总量一般低于3％。由于铝氧含量较高，在1200。C左右烧成不易变形，故景德镇称它为“高温(或硬质)瓷石”。
2．下层瓷石的铝氧含量为15~17％，钾钠氧化物含量一般为4~6％，莫氏硬度5.5—6度，掺入高岭土为理想的制胎原料。
风化型瓷石矿床可分三层：
1．{dy}层为半松散之岩石，铝氧以及钾钠物质含量与蚀变型上层矿石相近。
2．第二层与蚀变型下层相近。
3．第三层的铝氧仅13—15％，钾钠氧化物高达5—7％，硬度为莫氏6～7度，焙烧时易变形，景德镇一带称“低温(软质)瓷石。”⑩
上述两型矿床的上层瓷石异于下层，是因接近地表的上层处于风化壳内，在风化过程中碱金属氧化物(尤其是Na2O)流失，铝氧相应富集而造成的。再把郭邦相等同志的结论与景德镇陶研所对安徽祁门瓷石矿⑩，李国帧、叶宏明同志对浙江龙泉瓷石矿所作的考察相证，也xx一致。
如果再把周仁先生等与景德镇陶研所测试景德镇五代——南宋瓷器瓷胎所得数据，和以上矿床不同层位的瓷石的化学组分相印证，我们马上会发现五代、北宋的瓷胎多与蚀变或风化型矿床的上层瓷石(高温瓷石)的化学组分接近，而南宋的则与蚀变型的中下层或风化型的中层相似。因此可以确定五代、北宋瓷胎多使用上层瓷石制传，而南宋瓷胎则多取材于中下层。
五代北宋人多用上层瓷石、南宋人多以中下层瓷石制胎，与人类采矿的规律一致，却与古居住遗址的堆积规律相反。这是因为人类的居住遗鞠址是从下往上层层堆积，而瓷石矿的开采则沿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途径进行。五代北宋瓷胎的化学组分异于当今的常用瓷石，这一事实正说明了当时人使用的是表层风化程度大的所谓“高温瓷石”。可见周仁等先生对这一时期的瓷胎原料所作的第二个判断(即在瓷石中加入少量高岭土制胎的推测)与历史实事不符。那些把景德镇早期白瓷或青白瓷的成就归结于其境内所出之优质高岭土的观点，就与史实相差更远了。因为高岭土在其时还有待陶工发现。
第三章
高岭土使用之前的景德镇制瓷业
{dy}节 上层瓷石与景德镇五代北宋兴旺的制瓷业
1952年景德镇陶瓷馆吴良华老先生在南河地区的杨梅亭、白虎湾发现了采用支钉重合叠烧法烧制碗盘的两处瓷窑遗址。1953年，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鉴定为唐代遗存并著文报导。⑩1980年以后，我们又在黄泥头、南市街、湘湖、湖田等古瓷窑址相继发现了与杨梅亭、白虎湾窑烧法和型制一致的产品。通过对湖田窑的试掘与南唐二陵所出白瓷的比较，⑩我们认为以上瓷窑的废品均属五代遗物，它们证明早在10世纪前半期，今景德镇一带已经有许多窑场生产白瓷了，只是那时的装烧工艺比同期名窑(如邢窑、长沙窑)落后，⑩器物制作不精。但由于瓷釉洁白、瓷胎致密并具有良好的透光感，它在瓷质上似乎要比唐代极负盛名的邢窑产品更为优异。
这一时期烧造的白瓷，也许是诞生不久，或者是制作不精吧；也许是由于群雄割据，战争频繁，而流布不广，以致不见于同期文献记载。
赵匡胤统一中国后，结束了五代的战乱局面，社会逐渐安定。在唐代以产茶出名的饶州浮梁，这时也开始以瓷名闻京师。从乐史《太平寰宇记》来看，饶州已在太平兴国时(976一984)列为向朝廷贡瓷的五州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记宋初饶州白瓷已是汴京皇家瓷、漆器仓库中的藏品了。随着装烧工艺的改进，成型技术的提高，过去质地精良制作粗劣的五代白瓷，至宋代己成为质地优异、制作精细的白瓷或青由瓷了。
1004年，饶州所贡白瓷居然得到了{zg}统治者——宋真宗的赏识，于是宋王朝就正式在这个瓷窑所在地设置了景德镇。⑩
从我们在景德镇进行考古调查所获得的资料来看，凡有白瓷生产的五代窑场，如湖田、杨梅亭、黄泥头、南市街等，在入宋以后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因为遗址上的宋代堆积比五代大为增厚，其产品量多而质优。浮梁南河与小南河一带的湖坑、三宝蓬、何家蓬、牛氏岭、月山下、小坞里、凤凰咀等出产瓷石的地方也相继兴起了中小型窑场。可见入宋以后，尤其是北宋中后期，这儿的窑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所以景德镇人程筠在崇宁四年(1105年)给河南修武当阳峪窑窑神庙撰写碑文回忆他的故乡时，很骄傲地说：
番君之国善陶冶，运以口口遍天下。⑩
建国三十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江西、江苏、辽宁、内蒙、湖北、安徽、四川等十二省区的辽、宋遗址和墓葬中大量发现了青白瓷⑩，这些遗物为我们描画出其时的饶州瓷器有着广阔的商业市场。而沉睡在今景德镇南河或小南河一带的一处紧连一处的由青白瓷片与匣钵片组成的北宋时代的“工业垃圾”，又为我们展示出一幅消逝已久的北宋浮梁“村村陶埏、处处窑火”图。
为什么质地{zy}的早期白瓷会出现在今景德镇南河一带呢?这一带的窑业为什么会在北宋时代得到蓬勃的发展呢?这里面当然有许多社会原因。但我们以为与其地拥有丰富的瓷石矿、尤其是与其时的矿床拥有丰富的上层瓷石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这层瓷石：
1．多裸露于地表或接近地表，容易被陶工们发现利用。
2．风化程度比中下层大，其硬度仅为莫氏4度，采掘十分方便，因而成本不高。
3。从其化学组分来看，三氧化二铝的含量较高(约17～19％)而钾钠等氧化物却比较低(约3％)，既能烧制出半透明感很强的瓷胎，在1200。C的高温下也不易变形。
4．其矿物组成中含有一定量的绢云母与高岭石，成型时可塑性较好。
第二节 上层瓷石的枯竭与南宋时代的窑业危机
从有关史料来看，景德镇南宋窑业不但没有在北宋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却反而呈现出衰落的趋势。
1． 从考古资料上观察：(1)南河一带在北宋曾经繁荣过的各窑场绝大多数没有南宋时代的遗物，象宁村、小坞里、月山下等数十处北宋窑址至此时多已停产，甚至包括规模巨大的南市街窑亦复如此。(2)能够持续烧造的仅见湖田窑与镇窑等少数几处，但其南宋堆积中，仰烧产品减少，覆烧器增多，大量生产的碗碟之类均为芒口。无论从其废品还是从江南南宋墓葬出土的景德镇瓷器来看，色泽不美的阴黄瓷器的比例都有增大的趋势,制品的适用与审美价值远逊北宋
2．从文献史料来看：蒋祈记其时景德镇瓷器的市场仅列举江、湖、川、广、福建、浙江等淮河、长江以南的几省，不记北方；北方金代遗址亦不见或极少见到景德镇南宋产品，可见其市场比以上北宋考古资料“描画”出来的范围大为缩小。南宋时代的政治形势与北宋时大不相同。 “靖康”以后，宋王朝丧失了广大的北方领土，景德镇瓷器市场缩小自与政治原因密切。但此时的龙泉与吉州窑无论是烧制技术还是生产规模却较前大有发展，那么，景德镇南宋窑业为何低落呢?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因素所能解释。
清。康熙21年《浮梁县志·古迹》条：
监镇厅，宋设景德镇东南，后摧于水。嘉泰二年(1202年)，姚守谦徒镇西。
《宋史》卷三百九十《莫蒙传》谓：
莫蒙，字子蒙，湖州归安人……除户部员外郎。朝廷遣蒙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芦场，言者论其丈量失实，征及贫民。责监饶州景德镇。
清·嘉庆《河南强氏家谱》卷二《世系·子魁》条：
子魁，伯达公之子，……宋绍定戊子(1228年)以文学进，仕饶州通判，以监陶得至浮梁景德镇。
文献表明其时的景德镇仍有南宋政权设置的管理窑务的“监镇厅”，朝廷和饶州并直接委派官员榨取赋税。
《宋史·食货下七·香》：
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措。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绣、瓷、漆之属博易。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
(嘉定)十五年(1222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愿得，故以吾无用之物易被有用之货,……。
又，《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三记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十月三日高宗谓：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联所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
瓷器既是诸蕃所需之物，宋高宗又热衷于市舶之事，景德镇瓷器的内销情况虽因宋金对峙难以和北宋相比，但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当时的瓷器外销15国，可见它仍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但是景德镇南河一带的北宋诸窑为什么会在这时停产呢?
曾从许多方面考虑，我们以为和制胎原料的关系更为密切。从上章的考察得知，兴起于北宋的诸窑都是采用容易采掘、质地优异的上层瓷石制胎。但是上层瓷石总是有限的，象三宝蓬之类的风化型的矿床，当表层瓷石采完之后，中下层的瓷石由于铝氧含量低(仅13—15％)，钾钠氧化物含量较高(约6～7％)，烧结温度偏低，不能单独制胎。蚀变型瓷石矿(如南港之类)的下层瓷石(铝氧含量约15～17％)，质量也不及上层，虽能制胎，但由于南河地区地下水位高，开采艰难，成本必然高昂。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依附于农业的、曾以其原料就近为之优势而兴起的小窑，必因采掘条件的变化或原料的质量变劣而不能持续烧造。
1980年，我们曾请轻工部陶研所测试湖田窑南宋时代的两件覆烧芒口碗，发现其胎中氧化铝的含量仅16％。印证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与国外对该地商宋瓷片的测试结果，其铝氧的含量多在17％以下。⑩这一趋势证实：在南宋时代持续烧造的镇窑与湖田窑所使用的制胎原料多为中下层瓷石。
蒋祈《陶记》谓： “进坑石泥，制之精巧，湖坑、岭背、界田之所产已为次矣。”
能够制造精巧瓷器的原料仅进坑一处!?其他产地的瓷石的质量已非北宋可比了。由于《陶记》写于嘉定七年至端平元年(1214—1234年)⑩，再把这一重要文献印证以上所述的遗存情况和测试其遗物化学组分时取得的数据，使我们确信，南宋时代的景德镇已面临严重的原料危机。
那么，景德镇陶工如何度过这一危机呢?
从湖田窑与镇窑遗址上大量堆积着的支圈组合式窑具来看，其时碗盘等日用瓷的烧造己采用覆烧方法了⑩。把用中下层瓷石制成的碗坯翻转过来覆放在支圈上去焙烧，坯体成穹窿状，当然会起到减少变形的作用。但在原料的配制方面没有新的突破，即使在装烧工艺上进行改革，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遗址上瘫塌变形的废品仍然不少。更何况采用覆烧法烧成的瓷器因工艺的局限，其色泽多阴黄(窑室含水量增多影响升温)，
其边口必然无釉。而这类边口无釉的所谓芒口瓷器，贵族们早在北宋时代就已经感到“不堪用”了。⑩南宋的景德镇出于不得已而持续生产，其售价可知。
其时的景德镇为了克服重重困难，除采用上述的覆烧方法之外，还设置过火房。
续（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