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十月二十九日电 (记者姜煜)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顾问焦玉书，今天在此间举办的“第六届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论坛”上说，中国要确保铁矿生产规模达到年产十一亿吨、自给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才能冲破国际铁矿业的垄断局面。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名誉会长吴溪淳则认为，和国外铁矿企业合作，可促中国钢铁产业稳定。 据焦玉书介绍，中国目前已经查明的铁矿资源储量为六百一十三亿吨，其中富矿仅占百分之一点六。不过，中国地大物博，铁矿资源潜力大，初步预测，中国未查明的铁矿资源储量有六百亿到一千亿吨。 焦玉书称，针对贫矿资源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中国对选矿工艺进行了多年的技术攻关，如今中国的选矿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而早在本世纪初，中国的矿山设备加工制造就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如今，中国正致力于打造数字化矿山、“绿色”矿山。 这位专家指出，要提升中国国产铁矿的竞争力，相关企业需增强成本的控制能力、、大力提高产品质量；铁矿业要从全局层面加快结构调整，实施资源整合，形成区域性的铁矿集团；政府应从战略高度给予政策支持，保证钢铁工业平稳发展。 吴溪淳则引述中国国务院今年二月颁发的文件《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强调，中国既要抓好国内铁矿和冶金资源的战略合作，又要抓住机遇“走出去”。他解释说，中国铁矿企业可以通过合资、参股参与国外资源，加大加快与国外铁矿企业的战略合作，以此促进中国钢铁产业稳定。
38家企业已与淡水河谷达成5000万吨以上长协矿协议；钢材市场反弹，铁矿石消耗量增加 高昂的长协矿价格，愁云惨淡的钢材市场———这让我国大中型钢企从去年年底就陷入了集体巨亏之中。因此在今年的长协矿谈判中，降价至少40%以上，成为中钢协的一条底线。但和大型钢企态度迥然的是，一些中小型民营企业却已经和矿业巨头签署了长协合同。 中小钢企 达成协议 记者从一位业内人士处获悉，目前已经有35家中小钢企和巴西淡水河谷达成长协矿协议，这35家钢企和淡水河谷达成的进货量大约为5000万吨。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数字，去年全年，淡水河谷出口到中国的铁矿石也不过是8500万吨左右。5000万吨的大订单让淡水河谷有充分的信心对今年的铁矿石谈判“不着急”。 另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则给出了一个更新的数据：“35家？那是1月份的旧数据了。现在至少有38家中小企业和淡水河谷签了长协合同。”他所在的公司也属于这38家企业之一。“我们刚刚从淡水河谷买了一船矿石。” 前几批得以与淡水河谷签约的前提条件都是交纳高昂“入门费”———“按照2008年的长协矿价格从淡水河谷买一船铁矿石”，但是随后淡水河谷放松了条件，连“入门费”也免了，只要企业有一定实力，通过考察即可纳入其长协框架之中。 山西某钢铁公司，是首批搭上长协资质这条船的中小钢铁企业之一。该公司在去年11月正式和淡水河谷签订了长期铁矿石供货合同。 “我们是交了入门费的！”该公司一位董事对记者透露，为了加入“长期协议矿体系”，付出的“入门费”是3000万元。“就是因为和小企业签了合同，淡水河谷从去年12月份到今年4月，至少多卖了35船长协矿。” 尽管长协矿“入门费”高昂，但中小钢企还是在努力挤入“长期协议矿体系”。 “我们都是吃过现货矿苦头的”，该董事表示，现货矿涨跌风险过大，去年以来进口铁矿石现货价格一度狂涨到1590元/吨左右，然后掉头向下，今年4月跌到550元/吨。“这样大的起伏，让很多在矿价{zg}点购进铁矿石的钢厂，连交给贸易商的30%到50%的保证金都不要了。”该董事解释，因为“毁约”能够省下的钱，足以再买两三船同样品位的进口矿。 钢铁行业资深专家徐向春分析，虽然这些长协合同并不直接影响到今年的铁矿石谈判，但是给三大矿山撑腰增加底气却是无疑的。“这造成一种‘中国钢铁行业繁荣，离不开进口铁矿石’的假象，既然如此，矿山也自有拒绝大幅降价的资本。” 国内钢企 利益分歧 5月底，日照成立了国内{sg}铁矿石国际交易中心。这个由5家民营企业投资2000万元成立的交易中心，获得了日照市政府的全力支持，并且就是专门针对现货矿的交易，“主要为国内中小钢厂和贸易商提供交易服务”。 此前，中钢协多次表示，只要中国的大小钢企团结起来，谁也不买进口矿，则三巨头再强硬也要向中国市场低头。但对于中钢协提出的“抱团一起上”，钢协之外的钢铁企业，甚至钢协以内的中小企业都不太积极。 面对中钢协的指责———中小钢企私自与矿业巨头签下长协矿，扰乱了中方与外方谈判的筹码———一位同样与淡水河谷签订协议的中小型钢企负责人表示。“团结一致对外，首先我们要利益一致！”他说，“我和那些掌握谈判权的大企业，一不共享利益，二无共同‘敌人’。要我们如何响应钢协号召？” 他对此进一步解释称，往年长协矿都是低于现货矿，大钢企从中获厚，而小钢企却从未从中分一杯羹。这种情况以去年为甚。“去年铁矿石现货价最贵涨到了1590元，比同品位的长协矿价格要高出四、五百元/吨。那时候有长协资质的大企业，并没有拿出矿石来支持我们发展，反而将低价购进的长协矿高价卖给我们。”他甚至指名道姓点出某大型钢企，因为长协矿进口量巨大，光靠卖矿石就从中获利匪浅。 “这些企业都是从长协矿中得利的。现在市场变了，他们就称价格太高他们承受不了，要求我们也配合。”他说，自己的企业就是要抓住这个时机，打入“长期协议矿体系”。 贸易商 闻风囤货 在这些和淡水河谷签约的企业中，既有中小钢厂，也有铁矿石贸易商。“按照三大矿山的规矩，是不会把长协矿卖给不从事生产的贸易商的。但是现在矿山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贸易商只要和小钢厂签一个协议，就能想办法弄到淡水河谷的长协资质。”他所说的“办法”，是小钢厂用自己的名义进口长协矿，实际买矿方是贸易商。而卖方对此并非不知情，只是为了赚钱而装聋作哑。 记者采访了几家全国排名前十位之内的贸易商，发现这些公司今年都不约而同加大了铁矿石进口力度，不少公司的计划甚至是进口量翻番。 除了淡水河谷，力拓和必和必拓也不甘落后。一家大型铁矿石贸易商的高管告诉记者：“我们已经和必和必拓签署了长协矿协议；现在正在与力拓谈长协资质的事。”他表示，与力拓签约也就在近期，因为不久前力拓已经派人来他的公司做{zh1}考察了。“我们预计一共和这两家公司承诺200万吨到300万吨的进口量。” 这位高管还透露，与“两拓”签约的贸易商远不止他们这一家。“光是在日照就会签下好几家贸易商吧。” “我们现在暂时按照去年长协价的八折进货，等今年长协矿价格定下来之后再多退少补。”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新加入长协框架的中小钢厂目前获得的待遇与大钢厂并无两样。 山东万宝集团在2008年全年进口铁矿石350万吨，但在今年1至4月进口额已超过200万吨，如果加上5月份的量，那么这家贸易商上半年的进口量就已逼近去年全年进口量。日照中瑞集团去年全年进口铁矿石400多万吨，今年1到4月份进口铁矿石300多万吨，预计上半年的进口量会超过去年全年水平。 另一家贸易商今年1到5月份进口了200万吨铁矿石，“全年希望进口量有500万吨。”该公司总经理告诉记者。 但是这些贸易商都否认自己大量囤货。“我们是以期货为主，先和下游钢厂签了售货合同，再向上游矿山订货。运矿船在海上开一个月半个月的，到了港口就运走卖掉了。”上述贸易公司总经理说。 “我们库存现货也就20万吨，”中瑞集团一位高管说，市场形势不明朗，贸易商“不敢囤货太多”。 不过，记者也了解到，囤货的铁矿石贸易商并不在少数，只是未对外公开承认。“进口矿石堆在港口，确实都‘有主’。但很多‘主’都是中间商（即铁矿石贸易商）。这些矿石并不会马上卖给钢厂，而会等到价格大涨时再高价卖出。”穆仲担任董事总经理的一家贸易商，去年才做起铁矿石生意，穆仲本人此前在大型钢企工作数十年。 “有的企业库存量都是平时的5倍。”日照一多年从事物流和电子交易的公司负责人说，“反正先把货拉到口岸，报关就找托儿。” ⊙记者 于祥明 中国钢企能否通过新一轮年度铁矿石谈判，在全球钢铁产业链中获得应有的利润份额，再次成为媒体xx的焦点。 对此，中钢协副会长罗冰生在3日的发布会上表示，国内铁矿石供大于求，进一步涨价的空间很小，且希望中外企业真正通过谈判达到“双赢”。 罗冰生称，目前2010/11年度铁矿石谈判已经开始“热身”，但具体商讨内容均未涉及。据悉，按往年惯例，铁矿石谈判将在12月份进行，第二年的3月份结束。 “我个人认为，铁矿石要进一步提高价格的空间很小且很难，下一步何去何从，需要通过企业双方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罗冰生说。 针对某些机构所谓“汇率下跌导致资源产品总体上涨”的论断，罗冰生驳斥道，铁矿石价格最终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受全球钢材需求下滑影响，铁矿石市场总体上供大于求的状况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由此未来铁矿石价格仍难言涨价。 1月至9月份，我国实际增加进口铁矿石12325.16万吨，超过国内铁矿石实际需求6600万吨左右，是明显的供大于求。 “从全球来看，前9月全球生铁产量6.49亿吨，同比下降11.17%，由此推算全球对铁矿石需求下降了1.3亿吨左右，若将中国除外，前9月全球生铁产量下降30%，对铁矿石需求下降1.85亿吨左右，整体也是明显的供大于求。” 罗冰生分析说，在供大于求的背景下，中国仍然出现超量进口铁矿石的现象，更多的是“囤货待涨”的贸易炒作带来的虚假需求旺盛。 “虽然，企业为本季度和明年初高炉生产，进行适度地铁矿石采购储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根本原因是进口贸易秩序混乱。”罗冰生说。 他还指出，我国铁矿石的超量进口，不但造成国内港口进口铁矿石大量库存积压和海运滞港待卸时间延长，还使海运费价格上涨，增加了整个钢铁行业的生产成本。并且，“囤货待涨”的贸易炒作还增加了自身的风险，目前囤积铁矿石的风险也随之加大。 罗冰生向记者表示，要解决当前进口铁矿石贸易秩序混乱状况，紧迫之事是从规范进口铁矿石流通市场秩序出发，落实《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这包括实行铁矿石进口信息上报登记制度，未通过登记核准的进口合同不准进关；全面实行进口铁矿石代理制，统一国内市场进口铁矿石价格；重新核准进口铁矿石企业资质，减少进口企业数量等。”罗冰生向记者透露，上述事项均在紧锣密鼓地制订之中，其中某些事项已经上报有关部门。
铁矿石谈判前景依然阴云密布，而力拓案又传出{zx1}的消息：据力拓间谍案的专案组初步查明，除了向内地大型钢企负责人行贿获取商业情报外，力拓驻华代表胡士泰还涉嫌收受小型钢企的贿赂，以帮助他们取得更多铁矿石的进口配额。胡士泰靠此快速敛财，仅价值过亿的豪华别墅就拥有“不止一两栋”。 国家保密局网站近日刊发的一篇文章透露，力拓的商业行为让中国蒙受7000亿元之巨的损失，这与胡士泰个人财产的膨胀一样，都令人触目惊心。很显然，在胡士泰等人的眼里，中国俨然已经成为其大发横财和兼为力拓刺探情报的乐土。而这种“公私兼顾”背后折射的，则是国家经济安全意识的淡薄和经济保密制度的残缺。其实，力拓案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把其他各行各业的类似现象一起统计进去，损失之大，可能超乎想像。 近年来，国外机构、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手段向政府机关、行业协会、大型国企等单位行贿和寻租的方式可谓五花八门———要么资助国内的专家或者行业协会搞所谓的课题研究，要么邀请一些掌握国家经济数据的官员到他们所在的机构任职或者在其举办的论坛上发表演讲，要么直接培养内鬼打入一些关键领域的内部，而巨额行贿更是他们惯用的手段。所有这些以各种名义实施的活动的背后，则是公共政策的泄密或者经济领域关键数据的悄然流失。 经济领域国门大开、损失惨重的根源不外乎三点：其一，经济安全意识非常淡薄。在我国转型期，重大政策频出，相关的保密措施却十分有限，一些“近水楼台”的专家往往以炫耀的心态将其预先获知的政策消息在一些非公开场合透露，使得泄密频频；其二，保密制度残缺。我国关于经济安全的相关法规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目前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保密法》草案，对于经济安全保密的范围、措施亦没有设置相应的条款；其三，惩罚力度畸轻。在中国的《刑法》中，除了侵犯商业秘密罪和商业贿赂罪及间谍罪之外，既没有专门针对跨国公司腐败行为的罪名，也没有专门针对窃取国家经济机密的间谍行为的具体治理条款，从而导致跨国公司严重的腐败行为根本无法可依。而近年来爆发的一系列跨国公司的行贿案例，如美国朗讯公司行贿案、西门子公司行贿案、贿赂门事件等，只有在中国才没有被重罚。 就法治的角度而论，力拓“间谍门”给中国完善经济安全方面的立法敲响了一记警钟，触及了中国经济安全的软肋。我国在重大公共政策制定、国际贸易谈判等领域如何用制度堵塞泄露重大经济机密的各种渠道，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已经成了一个不得不立即提上日程的重大议题。 由此，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一要在《保密法》里列入保护经济机密的专门条款，对跨国公司窃取中国经济政策、产业关键数据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界定，以免在处理的时候找不到对应的法律条款；二要制定专门的《经济安全法》，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保密范围、机构设置、惩戒措施进行明确的规定；三要加重侵犯商业秘密的违法成本，对于以盗窃、利诱、胁迫等行为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要在加重刑罚惩治力度的同时，强化民事赔偿和行政责任，特别是要借鉴国外的相关条款，对违法者处以巨额罚款；四要尽快制定专门针对跨国公司的《涉外反贿赂法》，对跨国公司扰乱我国行政秩序的行贿和寻租行为给予严惩，避免我国成为跨国公司犯罪的乐园。（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政府政策系博士）新闻晨报 （马光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