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宋王朝，
      一处曾经了不起的沿海州治，
      一段成就“南海?砖号”辉煌的惊世史料
      ———一段造就“南海Ⅰ号”辉煌的惊世史实
    

  ■ 冯桂雄    吴  刚
      第三招是赋税盘剥。为支付巨额的岁贡、供养庞大的xx和官僚队伍、维持皇室xx腐化的生活，南宋政府通过各种苛捐杂税加紧对老百姓的剥削。南宋的赋税可用“繁重”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且税率高，百姓的负担沉重。南宋要交的税赋可分为正税和杂税。正税即征夏、秋二税。杂税的名目则不可遍知，仅新增的三大税种就让老百姓不堪重负。一是“总制钱”。创立于南宋初期的1135年，后来跟北宋末年陈遘所创立的“经制钱”合称为“经总制钱”。根据规定，凡是买卖田宅、酒糟，以及进行一切民间钱物交易，每交易1000文，则由官府征收30文的“经总制钱”，后又增加到56文。由于“经总制钱”涵盖范围极广，可谓雁过拔毛，在一些地区征收的经总制钱甚至达到了正税数额的三倍多。另外，在经总制钱下面还有许多繁琐的税赋名目。二是“月桩钱”。为了增加军费，朝廷命令各地州、县按月交纳一定的钱数，名为“月桩钱”。地方官府往往不堪其烦，在当月期限内只能筹措到定额的二至三成，而下月期限转眼又到，还要继续向百姓催讨。 三是“版帐钱”。南宋初期，东南各路借口补充xx，向农民征收一种税赋，称“版帐钱”，被时人讥讽为“率皆无名，凿空取办”的苛捐。例如搜刮较严重的两浙路各州，每年需要从农民身上搜刮10～20万贯才算完成任务。

      此外，南宋政府还征收有大批的商税、酒税和盐税。绍兴末年，每年收酒税1千4百万贯，盐2千1百万贯。北宋熙丰末年是税收最多的时候，每年为6千万贯，而南宋淳熙时每年达6千5百3千余万贯，土地面积比北宋大大减少，税收却明显多于北宋，当时农民所受剥削之重可以想见。

      第四招是文明渗透。文明渗透即通过包括官方和民间经贸、政治、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等方式对金、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和周边国家进行汉文化渗透，实现文明同化，从而消解其野蛮凶悍、恃强好斗的本性，弱化其侵略意念。两宋的文化渗透首先是制度输出。宋代的政体一直是周边诸国学习的榜样。辽、金两国在檀渊之盟和绍兴和议后稳定了在中国北方的统治，然后开始学习两宋制度治国。其次，科技文化输出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宋代渡海前来中国的高丽僧人众多，这些僧人十分仰慕中国文化，在求法留学的同时，也通过各种途径求取中国书籍。于是，南宋政权便有选择地赐予书籍满足渴求。官方的赐书行为，又带动了民间书籍贸易的蓬勃兴起，中国的商人们不但把书籍销往高丽等国，还带去了印书必需的雕版印刷技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就是南宋时传入朝鲜半岛，再由高丽改铸成铜活字的。同样，辽、金等少数民族官贵也十分倾慕中原文化。侵入中原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上层人物的性情往往会发生巨大变化。最为典型的是金熙宗，据《大金国志》记载：“熙宗自为童时聪悟，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金熙宗受汉文化的影响不单是表现在衣着饮食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思想政治上，以至于有一次完颜宗弼向他奏捷时，他却对群臣说：“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金史·熙宗》）在他执政期间，进行了政治改革，采用汉官制，废除伪齐国，推进绍兴和议，结束十多年的金宋战争。这表明，金朝统治者受汉文化的影响，治国方略已由武功为主转向文治为主。由此可见，虽然“文明”渗透在短期起到的作用或许有限，但是从长期xx，却有着不逊于“以财求和”的巨大威力。其作用的结果，是使来自苦寒之地的野蛮凶悍群体，逐渐适应了舒适的生活环境，野性逐步散去，仿佛一群张牙舞爪的狼傻乎乎地变成了一群温顺的羊。 

      第五招是海外贸易。海外贸易是南宋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赋政收入的重要渠道。高宗时，仅每年通过市舶司收入就达200万贯，超过北宋{zg}额的两倍多（本书后面将作详细介绍）。

      二、工商两旺，进出俱兴
      宋室南迁后，随着农业的大发展，全国手工业和商业也不断加快。农工商并驾齐驱，相辅相成，形成了南宋工商两旺的繁荣局面。

     （一）纺织业：丝麻主打，棉纺新兴。纺织业是广泛分布于城乡的重要手工业。南宋丝、麻纺织业比北宋更加发达。南宋统治区虽然只是北宋的半壁江山，但南宋通过刺激生产,使丝麻产量大增,仅官方上缴的丝、麻等纺织品的数量，就达1000万匹以上，超过了北宋时期的总额。浙西、浙东和四川是南宋丝织业的中心，能织造多种精美的高级丝织品。广西和四川是麻织业的中心，出产的麻布畅销各地。

      南宋纺织业中一个最重要的飞跃就是棉织业的出现。南宋以前，纺织的原料主要是丝、麻。所谓布，也是指麻布。南宋时，随着棉花种植的兴起，南方劳动人民发明了一套扦、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用棉花纺纱织布。这是我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是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广东的雷、化、廉三州棉织业最为发达，当地生产的“吉贝布”（棉布），有幅阔匹长、细密洁白的“慢吉贝”和幅窄质粗的“粗吉贝”等多种。海南黎族人民还能用织机生产出彩线交织成花纹的棉布，在两广一带销行。鉴于棉纺织业刚刚兴起，南宋最初还没有把棉布列入赋税盘剥的项目，因而棉纺织在农村和农副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中得到迅速发展。宋元更替时期的黄道婆，就是在流落海南岛的30年间学会了当地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并在晚年把技术带回家乡松江，推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的发展大大改善了南宋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陶瓷业：窑系众多，产向大众。南宋是我国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早在东汉晚期我国已制出了成熟的青釉瓷器，北宋时陶瓷生产有了较大飞跃，出现了官窑、钧窑、汝窑、定窑、哥窑和饶州窑（景德镇窑）等名窑。到了南宋时，陶瓷业更加发达，不但工艺高超、制作精美，而且窑系众多，产销量极大。当时，大大小小的官窑、民窑遍布全国，产品不但畅销国内，而且大量出口。

      南宋的官窑以临安（今杭州）凤凰山下内窑和新官窑为代表。“靖康之变”，汴京宫廷里的日常用品和祭器被洗劫一空。南宋王朝建立之初，宋高宗赵构为了满足宫廷饮食、祭祀和陈设等方面用瓷的需要，在杭州凤凰山设立修内司官窑，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附近另建新官窑。内窑和新官窑集中南北的精工巧匠，烧造官庭和达官贵人需要的青瓷。历史上称之为南宋官窑。由于南宋官窑为宫廷所设，由宫廷派专人掌管窑务，皇家宫廷画院制样，选民间能工巧匠精心制作，宫廷委派督陶官监窑督烧，“有命则贡，无命则止”，生产的产品全部归皇家宫廷独享，“臣庶不得用”。因此，很少人能见到真正的南宋官窑瓷的“芳容”。

      南宋陶瓷业的繁荣主要体现在民窑的发展上。南宋民窑几乎遍布南宋境内的各州府。其中比较xx的有江西景德镇的饶州窑、浙江的龙泉的龙泉 窑和福建德化的建窑。民窑的瓷器产品生产面向生活，面向大众，品种更加齐全，已不仅局限于宫廷用品和达官贵人的玩物，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日用品，如碗、碟、杯、盘、盆等。由于产品精美、品种齐全，使用群体和使用范围不断扩大，陶瓷的需求量自然也不断扩大，这极大地促进了民窑的发展。南宋是中国外销瓷发展的顶峰。南宋的商人们除向海外推销已有品种和规格的瓷器产品外，还接受订单，根据不同国家地区人们的喜好而改进生产工艺，进行“来样加工”，生产专门的外销产品。

      在众多民窑中，除饶州窑、龙泉窑和建窑等名窑外，“广窑”也很出名。“广窑”以广州的西村窑、潮州的潮州窑、南恩州（阳江）的石湾窑、惠州的惠阳窑为佳，而南恩州的阳江窑是当时 “广窑”的佼佼者。清雍正年间所修的《广东通志》记载：“广东瓷器，宋代以阳春、阳江为最著。”英国人波西尔在其新著的《中国美术史》一书也赞道：“阳春之南有县曰阳江，与阳春同隶于肇庆，而较阳春距海尤近，广窑中最xx之窑也。其窑质致密坚固，极耐磨损……昔曾此窑所制之宝蓝瓶，自北京宫中发出（清乾隆时）交唐英（当时的督陶官）在官窑中依式仿造，其精巧可知也。”阳江窑胎质纯净细密，颜色分白色和灰白色，上白釉、青釉、青白釉（影青釉）和蓝釉。无论是实用陶瓷或工艺陈设瓷，既有造型朴厚端庄又有典雅精巧的，品种繁多，广受赞誉。

      阳江窑的传器现已不多，且收藏于故宫和民间收藏家手里，其中最受人重视的是故宫藏品。1927年，经陶瓷专家郭葆昌鉴定为阳江窑制的“修身理性琴”，曾在故宫周刊第十期影印发表，郭葆昌撰写的《故宫辩琴记》一书广为介绍，称“其为器也，象制中程，修短合度，贻骨毕露，其质紫砂，徵十有三，填以白釉，龙池中有铭曰：‘惟沙陶瓦，制从鸿蒙，鸢飞鱼跃，为歌南风。’风沼之内则题‘修身理性琴’五字，秦篆体，深雕而以荐釉，其色月白，极其晶莹澄澈之致。又谓南宋至今，数百年仅有此器，而又完好若是，不可谓非旷代之瑰宝矣！”据《阳江县志》记载，1935年出版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的第二卷影印着阳江窑烧造的展品3件：天蓝号筒式小瓶一件、葱绿小瓶一件、月白刻划花牡丹笔洗一件（北宋时出品），均为故宫藏品，深受世人见重。1940年春，中国文化协进会搜集广东文物展览于香港，其中就有一批阳江窑的传器。后经简又文选印于《广东文物》的有梅瓶2件，胆瓶1件，象耳瓶1件，天球瓶1件，蟠螭小瓶1件，四合大吉瓶1件，三足炉1件，兔式花盘1件，菱花盘1件，蟾蜍1件。1963年广东民间工艺馆举办石湾历史艺术陶展览，征集了一批阳江窑的传器，布置在展馆的{sg}摊位。展出的精品有寿洗、海棠式洗、天蓝双耳炉、梅瓶、钧釉三足炉（钧釉是窑变釉的杰出代表，在通体天蓝色中闪炼着红色或紫色的渐变斑块，极其绚丽多彩，足见当时阳江窑技已炉火纯青。这些阳江传器虽是千年古瓷，其釉色依然光亮润泽，特别是刻划花施以影青釉，白中泛青，在刻划花纹之凹处釉层厚实而显青色。清末许之衡在《钦流斋说瓷》说阳江瓷器：“青瓷甚薄，雕花纹而影出青色者谓之影青。”这充分显现了宋代阳江窑制作技艺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