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原本只是个节气，因为是时，万物清新明净，故而得名。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天文训》中说：“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清明风”即清爽明净之风。《岁时百问》则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而清明节的诸多习俗，则多来自两个临近清明节气的古老节日，寒食与上巳。这两大节日，一个哀婉沉重，一个明快欢乐。它们都在历史中渐渐淡去，却把各自的韵味留给了清明，形成了清明的双重性格。
首先是禁火说，认为寒食节的起源来自于周代就有的禁火制度。隋代杜公瞻在注《荆楚岁时记》时说：“《周礼·秋官·司烜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注曰：‘为季春将出火也。’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也。”这一看法多为后世研究者所认同，但对于周代为什么要在仲春修火禁则各持己见。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星宿崇拜说。“季春将出火也”，“火”就是大火星。许多学者认为“禁火”的习俗是出于人们对大火星的崇拜。
最早提出寒食节应起源于“改火”习俗的是唐代李涪，他在《刊误》的“火”条中谈道：“《论语》曰：‘钻燧改火。’春榆夏枣秋柞冬槐，则是四时皆改其火。自秦以降，渐至简易，唯以春是一岁之首，止一钻燧。而适当改火之时，是为寒食节之后。既曰就新，即去其旧。今人持新火曰‘勿与旧火相见’，即其事也。” 近代学者多从此说，有学者更是从世界其他地区寻找到了类似的“改火制度”，并且力证“改火制度”便是中国寒食节的起源。但就算改火确实需要新火不能与旧火相见，是否需要三五天甚至一个月那么久的时间？改火是不是就一定有寒食的必要？而其他民族的民俗中也有许多改火的习惯，但是都没有提到寒食。不仅如此，改火是古礼，是在全国性范围实施的，然而到了汉代关于寒食的记载，却都出自于山西太原地区；另外，改火仪式是官方主持进行的礼制，不是民间私设，而自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期间，寒食习俗曾多次遭到官方禁止。这都让人对“寒食节起源于古代的改火习俗”一说，充满了怀疑。
介子推的事迹最早见于《左传》，没有记录他追随文公流亡时的情节，亦没有提及他的死因。然而，战国时期至少还有两部著作，提及了介子推故事的另外版本。屈原在《九章·惜往日》中有句曰：“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立枯”二字，按照王逸的注，就是“抱树烧而死”的意思，这样至少在屈原时代，关于介子推被焚死的说法就已有了。另外，《庄子·盗跖篇》说：“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这段话中，“割股”与“焚死”的情节都已经出现了。
虽然有人怀疑《庄子·盗跖篇》的记载是汉代人“増托”之作，不足为信，但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士节》又出现了介子推“赋诗公门”和晋文公“悬赏寻人”的情节，可见在战国时代，民间已经流传着介子推故事的多种异文。吕氏没有记载介子推“割股”、“焚死”情节，未必是他未见此说，很可能是他不取。这跟后来司马迁一样，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一定听到了关于介子推故事的多种版本，只是他以史家角度认为不足信，仍以《左传》记载为主要蓝本。
在先秦到西汉之间，介子推故事不断发展，可能离历史本真越来越远，内容情节却愈加丰富，并且在民间流传甚广。到《后汉书·周举传》就说得比较清楚了：“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至此，寒食习俗和介子推传说的关联已经记录得非常明晰。 介子推故事中的“割股”、“焚死”等情节，虽然很可能不是史实，但其产生与流传却在寒食习俗见诸文献之前，因此，说汉人为了附会寒食节而编出介子推的故事，岂不本末倒置？加上最早对于寒食节习俗的记载中，不论《新论》、《后汉书》，还是后来的《琴操》、曹操的《禁绝火令》、《邺中记》，所言都是太原地区特有的习俗。相传介子推被焚死的“绵山”就在太原郡，有着如此时间上和地理上的联系，似乎应该认为是介子推的故事先在民间变化发展，有了“焚死绵山”等等情节，然后周围地区的民众开始产生寒食习俗（很可能形成于西汉），继而这个习俗被记载于各种文献之中，这样逻辑比较通顺。而由民间传说产生纪念性的节日习俗，也是合乎情理的。
这{jd1}是个历史悠久的节日。《论语》中记载，孔子和他的几个学生在暮春之时，穿着春装，在沂水中沐浴，就是这种节日习俗的痕迹。最早记录这个节日的是西汉初期的文献，郑玄《周礼》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晋人王羲之xx的《兰亭集序》，就是记录诗人们的节日活动和感受的：“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修禊，就是临水洗浴，以祛除灾病。这群诗人洗濯完毕，便依次临水而坐，搞“曲水流觞”的游戏，又作诗吟咏，抒发宇宙永恒、人生短促的浩叹，成为诗坛佳话。经过文化名人的点缀，这个节日便具有了高雅情调。
到了唐代，上巳节已成为重要的节日之一。唐诗中不乏表现这个节日的作品，查阅《全唐诗》，出现“上巳”字面的诗歌就有29首。比较xx的有陈子昂《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暮春嘉月，上巳芳辰。群公禊饮，于洛之滨。奕奕车骑，粲粲都人。连帏竞野，绚服缛津。”节日这天，洛水岸边，群公齐聚，车马众多，美女如云，帐篷相连，竞占原野，服装绚丽，挤满了水滨。这些描写可能有夸张的成分，却也大体反映出节日的热闹景象。杜甫《丽人行》，诗中描写长安曲江边上士女如云的盛况：“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她们穿着艳丽，打扮入时，神态清远，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王维《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写道：“万乘亲斋祭，千官喜豫游。奉迎从上苑，祓禊向中流。”可知这{yt}玄宗和群臣都来到曲江过节了，君臣乘船，到曲江的中流捧水洗浴，那盛况是可以想见的。乘船到河水的中流洗浴，大概是由于中流水质更为清纯。有不少诗篇反映了这个细节，如陈希烈《奉和圣制三月三日》写道：“上巳迂龙驾，中流泛羽觞。锦缆方舟渡，琼筵大乐张。”两船相并为方舟，可见船很大很稳，君臣坐在大船上，饮酒听乐。白居易《奉和裴令公上巳》也写到了这个细节：“去岁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一年之际在于春，在上巳节里洗浴身体，祈求康健，表现了唐代人积极的生活态度。 “山水”同在为“清”，“日月”同在为“明”，一个“同”字，道尽了天地秘密，也道尽了文化的秘密，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秘密。无水之山少了情韵，无山之水少了风骨；无日之月少了热烈，无月之日少了温柔；水因山不浊，山因水不枯；日因月不烈，月因日不晦。这一切，都在一种“大同”之中实现了。
大家把郊游认为是在扫墓之后乘机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显然表面化了。真正郊游的意义在《庄子》中。庄子认为，人不必执着于生，因为生若是一次远游，那么死就等同于归。 如果说上巳节是中国的情人节，那么清明节无疑是中国的感恩节。有意思的是，她俩居然比肩接踵，让人不由赞叹中国人的智慧：昨天上巳，今天清明，如同一家人的前院和后院。前院求生，后院念死；环绕着前院后院的，是青青杨柳和无尽春色。上巳的主旨是幽会求子，清明的主旨是鉴死知生。这两个节日的奇妙联袂，真是让人叫绝。幽会之后是求子，求子之后是祭祖，生死相续，以生观死，以死鉴生，一个中国人特有的“产业链”就这样形成了。它同时叮嘱我们，子不必求，因为子在祖德；祖不必祭，因为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就是{zh0}的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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