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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借鉴日本垃圾焚烧之经验教训 强化垃圾分类回收可控制二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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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从“二恶英大国”到“零垃圾国度”
2009年11月17日 17:47 来源: 《财经文摘》
     从大举建设焚烧炉到发起垃圾分类运动,日本作为先行者和进取者的垃圾处理之路并不平坦。
  很多初到日本的游客,对日本环境的干净整洁留下深刻印象。有人说,日本没有垃圾,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说明日本处理垃圾有方。由于土地资源匮乏,日本始终是垃圾处理问题上的先行者和进取者。从大举建设垃圾焚烧炉到发起垃圾分类运动,今日“零垃圾”的美誉绝非一蹴而就。
  二恶英叫停焚烧炉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对垃圾焚烧的依赖程度居全球之首,焚烧厂的数量占全球的70%,全国超过1/3的城市固体废弃物通过焚烧处理,这导致大气中的二恶英含量严重超标,成为“二恶英大国”。
  被列为一级致癌物的二恶英是多氯甲苯、多氯乙苯等有毒化学品的俗称,被称为“毒中之毒”。二恶英是工业化社会产生的恶果之一,焚烧有毒的生活垃圾(特别是含有大量废旧聚氯乙烯塑料制品的垃圾)时,会产生大量二恶英。
  “历史上二恶英不是一个与焚烧炉有关的问题,”国立环境研究所主管、xx的二恶英专家森田昌敏表示,“1940年代到1970年代,二恶英主要来源于化学药品和杀虫剂。”
  直到1976年,荷兰的焚烧炉里发现了这一物质,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污染才开始为人所知。7年之后,时任高知大学校长的立川凉教授,发现日本也有同样的现象。“从那时开始,人们意识到二恶英不仅仅是个化学物品问题,还是个垃圾处理问题。”森田说。
  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气中测得的二恶英水平竟然是其它工业国家的10倍,焚烧炉每年释放约5千克的二恶英。5千克可能听起来不太多,但动物实验已经表示,1克的二恶英就足以杀死1万人。
  为了减少二恶英,日本政府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垃圾焚烧排放标准,进行大型焚烧炉的建造,并给予财政补贴。这种大型的焚烧炉可以在高温下持续运作,有助于减少二恶英排放。
  东京环境研究中心主席矢泽龙也质疑政府公布的二恶英年排放数据,他认为政府的调查方法有缺陷。“焚烧垃圾排放的二恶英,有一半是在焚烧炉加热和冷却的过程中释放的。但是政府的调查是在焚烧炉运行最充分的时候,记录下的排放数据有偏差。”他解释道。他估计真实的数字接近每年15至20千克。
  不少环保人士认为政府是在认真对待二恶英问题,但是他们担心政府处理的方式不当。虽然严格限制二恶英的排放,但是焚烧炉残留物还是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众所周知这些残留物含有大量的毒素。
  另外,政府计划合并焚烧炉,建设大规模的高温焚烧炉也是有问题的。焚烧达到很高的温度——超过800摄氏度——才能减少二恶英的排放,但是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例如增加了温室气体和重金属。并且,农村地区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垃圾量需要大焚烧炉运转,这在今后会成为财政负担。此外,大焚烧炉的建造位置也会引发争议,毕竟,哪个地方政府愿意为邻居处理垃圾呢?
  矢泽龙也表示,二恶英排放增加的原因是聚氯乙烯生产和消费,也就是说,工业生产模式和社会消费模式是有效减少二恶英排放的主要障碍。
  很明显二恶英问题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市民和政府都在担心,但只有两方面的通力合作,才能解决这个环境难题。由此,绕过与焚烧炉相关的种种手段,改道从垃圾的源头着手,政府发起了大规模的垃圾分类和回收运动。
  惊人的垃圾分类
  日本举全国之力来减少垃圾,增加循环利用。在大城市、小城镇、办公楼,住宅区都实行垃圾分类,几乎到了惊人的程度。
  一只袜子属于可燃烧物品,一双袜子则是旧衣物;口红的外壳属于小金属,口红条属于可燃烧物;领带是旧衣服,但一定要是洗过和被烘干过的。
  拥有350万人口的横滨市积极响应,在全市范围内将现有的垃圾分类数量从过去的5类增加到10类。为了让市民们能更好地了解市政府的新措施,横滨市有关方面近日还向当地居民分发了一本27页的小册子,罗列了518项回收常见垃圾的详细指南。
  对此,居民似乎不太习惯。“一开始觉得十分困难,我甚至要戴着老花眼镜才能分辨什么垃圾属于什么种类。”65岁的内木须美所在的小区在从2004年10月起就开始实行这种垃圾分类回收的新方法。
  与横滨相比,面积110平方公里、人口总数仅有2200人的上胜却早在2000年前就把垃圾回收的种类提高到34种。然而,为了减少垃圾、扩大再回收范围,这个小镇在最近几年中又逐步把回收种类提升到现在的44种。
  环境专家们表示,以更清洁的方式分拣和回收垃圾也许比倾倒更昂贵,但是和焚烧垃圾的成本不相上下。日本研究院紧急战略中心的垃圾处理研究员三田秀喜说:“垃圾分类回收不一定比焚烧垃圾昂贵。尤其是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分类和回收垃圾将会产生更大的好处。”
  横滨的目标是到2010年,将垃圾焚烧率降低30%。但上胜的目标似乎更加雄心勃勃,它们计划在2020年彻底结束垃圾焚烧的历史。
  76岁的时元雅治熟练地把各种垃圾准确的放在了属于它们的垃圾箱里。他仔细查看每个罐子上的标签,然后嘴里念念有词地把铝制罐头和钢制罐头分别放到两个不同的垃圾箱里。15分钟后,时元雅治便搞定了一切。这样的镜头每天早上你都可以在上胜的街头看到。在新的垃圾分类法的规定下,整个城镇显得比过去更干净了。尽管时元认为这样做很麻烦,但他仍表示不能将垃圾扔在山上,因为这是违法行为。
  据该市官员说,在过去4年里,上胜的垃圾焚烧率减少了一半,而垃圾回收率提高了80%。从豆腐包装盒到鸡蛋壳,从塑料瓶盖到一次性筷子,从荧光棒到蒲扇,上胜的居民们必须把垃圾分门别类的放在44种垃圾箱中。正是在这些新制度的规定下,上胜逐渐成为通过垃圾分类实现“零垃圾”的典范城市。
  在城镇和村庄,那里的人们彼此认识,垃圾不分类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在城市,不是每个人都遵从规定。比起其它行为,遵守垃圾分类被认为是一个人作为成熟、理性公民的基础。房东不愿意把房出租给外国人,经常是因为外国人不能或者根本不愿意把垃圾分类。
  比起上胜,生活在大城市横滨的市民却没有分类回收垃圾的意识。自从去年横滨市开始在某些街区试点垃圾10项分类后,一些居民便不再把垃圾扔在自家小区的垃圾箱里,而公园和小区附近便利店的垃圾箱里却不断出现神秘的未经分类的垃圾袋。
  为此,横滨市负责家庭垃圾分类监督工作的部门已经停止在公园放置垃圾箱。有着鹰一般尖锐眼睛的志愿者们,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随时对那些违反垃圾分类的人进行劝告。
  在这些志愿者中,60岁的谷山光晴是其中{zj1}有“责任心”的一个了。作为一家小型保险公司的老板,每天早晚他都会开着自己的车子到那些街区垃圾分类点严格检查人们是否按照规定将自家的垃圾进行准确的分类。一旦发现错误,他便会在回收站的告示栏里贴上这样的布告:“某某先生,您的垃圾分类方法是错误的,请您改正。”
  据谷山自己说:“我会对每袋垃圾进行检查,然后把不符合分类标准的垃圾根据垃圾袋上标明的地址送回到这些人的家门口。”谷山还表示,一个社区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只有这样人们才会遵守制定出来的规章制度,否则的话只会一团糟。
  (韦雯根据《xxxx》、福克斯广播、《日本时报》等报道综合编译)
【作者: 韦雯】 (责任编辑:周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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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纪念馆--走进日本      2010年 3月26日
走进日本——全新的垃圾焚烧和发电技术     成亚威
  2006年4月份,正是东瀛日本樱花盛开的时节。4月2日,中国环境新闻代表团一行6人,应日立公司邀请飞赴日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采访考察活动。这次考察活动是在日立集团中国总代表田实先生的安排下实现的。
    4月6日,代表团乘新干线电力机车奔赴京都。4月7日,又乘飞机来到位于日本西海岸的出云市,参观日立公司建设的垃圾发电厂——出云能源中心。
  出云市是个只有23万人口的小城,依山傍水,环境非常优美。出云市市长西尾先生在会见代表团时说,中日两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多交流、多合作,共同为保护地球环境做贡献。
  听到李仁臣团长赞扬出云市的环境很优美,空气很清新,西尾市长说,清新的空气也得益于出云能源中心的功效。他说,出云能源中心的垃圾焚烧和发电设施,是世界先进水平的设施,二恶英的排放水平也很低。
  出云能源中心建在城市边缘的一处山坡上,远看是一组整洁的建筑,不像处理垃圾的工厂。一根不高的烟囱,也看不出烟气冒出。进入厂区、办公楼和厂房,处处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日立公司环境本部尾见仁一本部长,向代表团介绍了出云能源中心的工艺流程。随后,xx大家参观了控制室、垃圾焚烧设备和发电机组。
  笔者在国内也参观过一些垃圾发电厂。这些垃圾发电厂多是直接燃烧垃圾,并添加煤等燃料助燃。这种焚烧垃圾的方法,由于燃烧不均匀,容易产生二恶英,排放到大气中,危害群众健康。在一些地区,群众对这样的垃圾发电厂很有意见。
  出云能源中心的垃圾发电,则采用了全新的工艺。首先,垃圾经过粉碎、干燥之后,进入瓦斯气化炉干蒸,分解出两种物质,一是瓦斯气体,二是炭化粉末。第二,把炭化粉末吹入熔融炉与瓦斯一起高温燃烧,在抑制产生二恶英的同时,利用燃烧热能把残渣熔融后变成玻璃粒子等可再利用资源。第三,利用垃圾燃烧产生的热量发电,用于设备运转。多余的电力则卖给用户。
  这套设施的{zd0}特点就是二恶英排放极少,在日本环境标准的1/10以下。第二个特点是将燃烧残渣进行玻璃化处理,便于控制利用,提高了安全性。第三个特点是不用助燃物,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这套设施的日处理垃圾能力为218吨,发电能力为3000千瓦。它的建成不仅解决了出云市可燃垃圾的处理问题,而且成为新的能量来源。因此,它被命名为能源中心。
  李仁臣团长对这一设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不仅是垃圾焚烧发电设备,而且是人类文明的展示设备。它体现了人类充分利用资源、能源和保护环境的智慧和能力,也很好地体现了日立公司“以技术贡献社会”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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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健康网  新闻首页 > 新闻 > 社会万象 > 正文     2009-11-25 
垃圾焚烧产生致癌物 勿重蹈日本覆辙
  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坦言,北京市在垃圾处理费用上的支出绝大部分确实用在了环卫作业或建设新的垃圾处理设施方面,而按照他设想垃圾管理理念,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才是垃圾处理的{zg}境界,但在目前巨大的末端垃圾处理压力下,选择焚烧实属无奈之举。
  德国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专家罗兰·韦伯告诉记者,当计划建焚烧炉时需要首先考虑,到底有多少废物是要循环利用,而哪些是不需要(可以焚烧)的,“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是罗兰·韦伯在垃圾处理问题上给中国的一句忠告。
  尽管大部分社区都放置了分类垃圾桶,但环境学者李皓认为,分类垃圾筒只是一种形式,而垃圾最终是否能被分类,关键在于每一类垃圾要与它后面的运输和处理挂钩,这正是目前国内的垃圾分类所缺乏的。
  垃圾烧出一级致癌物,德专家告诫中国不要重蹈日本焚烧污染老路
  在前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报道国内城市生活垃圾所面临的困境。面对日渐饱和的垃圾填埋场,很多城市管理者都选择了焚烧这条路。然而,有不少专家和市民,对垃圾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二噁英”等有毒物污染深表担心。面对这种两难选择,国家环保总局叫停了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可是我们无法叫停每天都在增加的垃圾。垃圾处理出路究竟在哪里?
  混合垃圾焚烧的危害
  矗立在高安屯垃圾填埋场西北方的这座银灰色建筑,就是北京市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远远望去,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座高达80多米的xx囱。陪同采访的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告诉记者,目前高安屯垃圾发电厂仍处于试运行阶段,因而不能满足我们进厂拍摄的要求。
  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它试运行以后还要经过工程验收,就按照你当初的设计图纸一项一项验收,还要经过环保验收,环境还要监测等等,现在它的设备、所有的技术参数都在调试。”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与焚烧厂车间相连的这条垃圾运输通道始终都有垃圾车进出,这说明高安屯垃圾焚烧厂此刻正在运行当中。但由于不能进入厂区内部拍摄,记者无法了解到送进焚烧炉的究竟是怎样的垃圾,不过在不远处的垃圾填埋场,记者还是找到了答案。
  在高安屯垃圾填埋场记者看到,从密闭的垃圾车上倾倒出来的垃圾可谓“五花八门”,有西瓜皮、菜渣、塑料袋、废纸、金属、玻璃、渣土等等一应俱全。而王维平也向记者证实,送进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的,同样也是这些原生态的混合垃圾。
  王维平:“目前北京市焚烧厂的设计是按照混合垃圾入炉设计的,不是说必须对原料有过多苛刻的要求,不是这样的。”
  对于这样的说法,长期关注德国、日本等国家垃圾焚烧问题的xx环境学者李皓提出了质疑。
  环境学者李皓:“我们国家现在要上一些垃圾焚烧项目,我不是xx反对,但是这个前提条件是,必须是含高能源物质才能去烧,你不能够不能烧的烧全部混在里边烧,那就出大问题,那个就是产生二噁英的一个{zd0}的一个温床。”
  李皓告诉记者,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二噁英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含有氯元素。而垃圾当中的塑料袋、泡沫饭盒等含氯塑料制品和含盐分较多的厨余垃圾,正是产生二噁英的“罪魁祸首”。因此,如果对混合垃圾直接进行焚烧处理,其后果可想而知。
  李皓:“垃圾是混着的,这么脏的垃圾烧谁都要反对,我也要反对。”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北京市生活垃圾的成分中,厨余垃圾占69.32%、塑料制品占9.78%,纸类、金属、玻璃等其它垃圾占20.9%。在李皓看来,北京市的生活垃圾中有近80%的成分是不能焚烧的。但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却不这么认为,他对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的技术设备充满了信心。
  王维平:“它有比较复杂的烟气净化系统,投资昂贵,那么主要的方法包括一些布袋、冷却、水幕,也包括通过控制炉温,来使得二噁英的排放达到0.1纳克,这0.1纳克的标准是国际上最严格的标准。”
  王维平表示,他xx理解周边居民对垃圾焚烧厂的担心,因为此前高安屯垃圾填埋场的确对周边环境造成过一定的影响,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对垃圾焚烧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维平:“它要实时地按照标准来运行,实时地向社会公布,在线监测你的数据,要接受监督的,我们也希望公众来监督,因为这个实时监测的牌子,液晶显示屏,将来时要放在大门口外面的,老百姓可以随时看到,看到以后就举报。”
  国外为解决垃圾问题开始了其它探索
  从刚才的报道里看到,即使在技术专家中间,主烧派和反烧派的观点也是针锋相对。实际上,垃圾焚烧技术确实走过一段曲折的发展过程。它起源于19世纪末的西欧和美国,但首先大规模采用这项技术的是地少人多的日本,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在全国极力推广垃圾焚烧,但由于缺乏监管,对二噁英污染认识不足,随后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
  日本对垃圾焚烧的依赖程度居全球之首,焚烧厂的数量占全球的70%,全国有60%的城市固体废弃物通过焚烧处理,这导致大气中的二噁英含量严重超标。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气中测得的二噁英水平竟然是其它工业国家的10倍。
  环境学者李皓:“日本有些学者就认为,日本产生一些污染问题,包括一个是危害人的身体,甚至可能还危害一些生物领域一些动物发育,就高度怀疑是二噁英的这些引起的。”
  在经历了“垃圾岛事件”、“琦玉县蔬菜二噁英事件”等一系列污染之后,日本政府开始制订更为严格的垃圾焚烧排放规定。1999年7月,日本颁布了《二噁英特别措施法》,大幅提高二噁英的排放标准。严格的排放标准使垃圾焚烧的成本上升,导致大量的垃圾焚烧厂关闭。据日本环境保护部统计,仅1995年至2005年间,就有500座垃圾焚烧厂被迫关闭。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化学环境研究领域长柴田康行:“为了能够达到在环保上的新的要求,我们有一个复杂的方法去xx二恶英从焚烧炉中,所以很多小型的老旧的焚烧炉被销毁了,我们建造了一些新的大的焚烧炉,所以,现在焚烧炉在数量上是减少了。”
  近些年来,国际上时不时爆发二噁英污染事件,造成的危害也呈现出上升趋势。1999年比利时的家禽和蛋类中发现了高含量二恶英,还有日本的垃圾岛污染事件等等,这些事件追根溯源绝大部分都是垃圾焚烧厂惹的祸,百密难免一疏,再先进的技术也只能是技术,不可能是保票,为此,西方国家为解决垃圾问题开始了其他的探索。
  导致日本垃圾焚烧厂关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垃圾减量法规的实施。自2000年起,日本先后颁布实施了《家电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和《包装法》等与垃圾减量相关的法律,推行“净菜进城、垃圾计量收费、限制过度包装”等多项措施,以东京为例,到2008年,全市的垃圾年产量降低到了20年前的50%,这导致东京的25座垃圾焚烧厂中有10座因无垃圾可烧被迫关闭,而日本全国的垃圾焚烧厂也由{zg}峰时期的6000多座减少到了目前的1800座。
  美国环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学安全项目总监约瑟夫·迪冈:“有人形容垃圾焚烧炉好像是一个饥饿的怪兽,需要东西吃,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废物,那使用垃圾焚烧炉就不经济实惠了,当他们建造了太多的垃圾焚烧炉,后来他们发现他们没东西可烧了,因为通过再循环等其他方式,他们就没足够的废物了。”
  德国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专家罗兰·韦伯:“当你计划建焚烧炉,你需要首先考虑,到底有多少废物是要循环利用,而哪些是你们不需要(可以焚烧)的,我认为你们会作出一个到底需要有多少焚烧炉的决定,但是你们真的需要小心,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
  “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是罗兰·韦伯在垃圾处理问题上给中国的一句忠告,然而这也正是环境学者李皓所担心的。根据对北京城市生活垃圾成分的调查,去掉厨余垃圾、塑料、金属、玻璃和可回收纸类以外,真正可用于焚烧的垃圾只有10%左右,而按照北京市的规划,如果到2015年垃圾焚烧比例要达到40%,则意味着焚烧能力可能真的会出现过剩。
  环境学者李皓:“我就特别担心你建了这么多垃圾焚烧厂没有这么多废物来焚烧的,我个人认为,到了2015年北京的垃圾量不会那么多,你建上那么多垃圾焚烧厂的话,你没有垃圾怎么办?”
  垃圾出路之一——分类减量、综合利用
  看得出来,日本等国在垃圾处理上经历的波折,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启示,xx垃圾处理难题,不单单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只有减少垃圾的产生,同时对垃圾进行分类,才能避免焚烧垃圾带来的严重污染。这些办法和措施在国内一些城市也曾经试图推行过,但是十多年过去,垃圾产量非但没有降下来,反而还在继续递增,这又是为什么呢?
  北京师范大学欧美环境史专业博士生毛达:“所有搞垃圾人其实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们搞垃圾管理他要遵循一个有一个优先次序的原则,就是老生常谈就是reduce(减量)、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环),就是应该是首先是在源头减量。”
  毛达,北京师范大学欧美环境史专业博士生,2007年曾受邀参与北京市垃圾处理工作的调研。在调研中他发现,北京市每年投在垃圾分类上的专项资金只有2000万元,可是在一个垃圾焚烧厂的投资就超过8个亿。在毛达看来,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毛达:“你既然是认为前端的减量是重要,循环利用重要的话,你就应该把这个更多的资源放到那里,才能体现出这个原则,而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没有太多的投入。”
  毛达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的认同。
  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比如说挪威和瑞典,还有哥本哈根,这些国家他们垃圾的总费用支出,据他们介绍只有三分之一用到末端处理上,收集运输处理上,其中三分之二它是用在管理和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方面。”
  王维平坦言,北京市在垃圾处理费用上的支出,绝大部分确实用在了环卫作业或建设新的垃圾处理设施方面。而按照他的设想垃圾管理理念,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才是垃圾处理的{zg}境界。但在目前巨大的末端垃圾处理压力下,选择焚烧实属无奈之举。
  王维平:“我觉得垃圾的减量化合资源化,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主要是管理问题,我对这个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推进的速度也不满意,因为这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根本的上策。”
  而早在1997年就提出垃圾分类建议并四处奔走的李皓,对今天国内的垃圾分类状况也非常失望。尽管大部分社区都放置了分类垃圾桶,但李皓认为,分类垃圾筒只是一种形式,而垃圾最终是否能被分类,关键在于每一类垃圾要与它后面的运输和处理挂钩,这正是目前国内的垃圾分类所缺乏的。
  环境学者李皓:“怪来怪去我还是怪就是环卫部门,因为老百姓说,我开始分类投放了以后,你来一辆车把所有的分类的桶里边东西混着倒,搞得大家现在,老百姓习惯也给毁了,大家没把的当成,没认真做这件事。”
  对于李皓的这种指责,曾任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的王维平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王维平:“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垃圾分类)分属若干个部门,比如说净菜进城由农口管,我们管不了,这个废品回收由发改委负责,限制包装这些都是减少垃圾的措施,限制包装由商务局负责,而我们又负责垃圾分类和末端的处理。”
  不过王维平告诉记者,为了继续推动垃圾分类减量,北京市刚刚成了一个名为“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的机构,专门协调各个相关部门的工作,以前“各自为政”的局面将彻底被打破。
  王维平:“任何一件事都不是一个部门能管的,所以要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最重要的就是加强综合协调力,你不管你是商务局你还是发改委,还是农委,总而言之大家得配合。”
  事实上,北京市六里屯的居民在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同时,也在思考生活垃圾的出路问题。在环保公益组织自然之友的帮助下,六里屯的居民正在进行垃圾分类的试点活动。
  环保志愿者张伯驹:“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包括居民包括很多的朋友包括官员说,垃圾分类可以做,做完了以后又倒到同一个车里拉走,就是大家总是会觉得这是个{zd0}问题,那么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zh1}我们达到的是去填埋场的这样一个垃圾量要比之前产生这个混杂的垃圾量要达到明显的减量,我们希望是把链条一步一步来补上。”
  而被人们看作垃圾焚烧“反对派”代表人物的环境学专家赵章元,也在全国各地奔走调研,为垃圾处理寻找新的出路。
  在陕西省西安市,记者跟随赵章元来到了阎良区的一家垃圾无害化综合处理厂。赵章元告诉记者,垃圾综合利用在国内外目前都还处于探索阶段,{zd0}的难题一是生产过程中易产生恶臭,二是制成的肥料普遍肥效偏低,导致企业生存艰难。半年多来,他已经考察过了十几家从事垃圾综合处理的企业,而在西安市阎良区,赵章元看到了一线希望。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它的有机质部分直接进入到高温,高温加催化剂,再加一些它的专利制剂,这样出来的肥料{dy}是没有味,臭味是没有,第二他再想办法把这个制剂做成高效的肥料,这是它的优势。”
  赵章元告诉记者,目前他在国内寻找垃圾综合处理{zy}方案的调研工作仍在继续。
  赵章元:“我肯定一直在寻找垃圾循环利用的这种综合,综合利用处理方法里面{zj0}的企业,因为现在我们全球性的垃圾危机谁都发愁,就是到底哪一种处理方法{zh0},除了填埋焚烧之外。”
  半小时观察:世界上本没有垃圾
  有句话很多人都听说过,世界上本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但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在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虽然,垃圾山是大家共同制造的,可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各个部门都是铁路xx各管一段,{zh1}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环卫部门,而面对混杂在一起的堆积如山的垃圾,占地少、处理效率高的焚烧方式,当然对环卫部门来说,具有很强的诱惑。
  越堆越高的垃圾山,现在不管烧还是不烧?都是个艰难的选择。从节目中所揭示的层层矛盾,我们不难理解,如果不打破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城市管理体制,不改变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利益格局,建立一套完整统一的垃圾处理综合体系,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一个xx的答案。
  现在,循环经济、绿色GDP的概念越来越受到追捧,垃圾处理可以说蕴含了巨大的商机,但只有形成了完善的市场机制和产业环境,它才能真正从一个希望变成现实,从而解除垃圾围城的警报。
(实习编辑:黄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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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垃圾焚烧有多少年历史?
15:32:16千龙网
  千龙网讯 1896年,德国汉堡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的{dy}座垃圾焚烧厂。从此,人类开始了对垃圾进行科学处理、资源化利用的新里程。
  100年来,焚烧作为一种处理垃圾的专用技术,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方式。据不xx统计,截至2006年全世界有各种类型的垃圾焚烧厂2100余座(其中有1000多座带发电装置),年焚烧生活垃圾总量达1.65亿t。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焚烧设备经过百年来全球环保界科研人员一代代的研制、创新,已从原来的落后状态发展成为运用高科技手段、机电光气一体化的新一代垃圾焚烧设备。
  垃圾焚烧是产业革命的产物
  地球上的68亿人口为了生存,每天要摄取食物和水,进行新陈代谢,就要产生生活废物。与此同时,现代工业消耗的自然资源和由此排放出来的工业废物,也在改变着地球上的物质循环格局。其结果人类在生存。生活和生产过程中“制造”出来的废物全部堆积在人类的生活圈——地球上,由废物引起的问题造成对地球生态文明的灾难性威胁!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垃圾处理出现在英国。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英国的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大量农民流入城镇并出现了城市化进程。如果说1790年农村城镇人口之比是2:1的话,到了1831年,由于采煤和炼铁工业的飞速发展,这个人口比例正好颠倒了过来。其结果就是城镇无节制地膨胀起来,市民们居住在密集的空间里,生活垃圾、污水和粪便弄脏了城市的土地、水源和空气。传染病随之而来。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政府为了改善环境卫生状况,于1848年首先制定并实施了《公共卫生法》,英格兰各地建立了公共卫生局,并开始把垃圾集中起来之后送到离居住地较远的地方堆放或填埋。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垃圾填埋处理。
  城市里的生活垃圾、粪便、污水与饮用水供应系统往往形成环状联接,因而填埋方法不当可能引发传染病的蔓延。1890年以后,以法国xx学家巴斯德和德国xx学家郭霍的研究为基础的xx学的诞生,让人们陆续弄清了欧洲许多传染病的病原、传播途径及其防治办法,由此推动了垃圾焚烧法的出现。1896—1898年在德国汉堡和法国巴黎先后建起了世界上最早的垃圾焚烧处理厂。可以说,垃圾焚烧是产业革命的产物,也是垃圾处理现代化的开始。
  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一直到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垃圾处理一直处于填埋、焚烧、堆肥三足鼎立的格局。到了70年代以后,对垃圾处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任何一种垃圾处理方式都要担负起防治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地污染的功能,垃圾处理厂逐步上升为一种环境保护设施。20世纪90年代,人们面对全球性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重新审视人类经济方式,举起“可持续发展”的大旗。从此,以德国(从1994年10月开始实施《循环经济的促进和废物处理法》)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吧垃圾定位为资源,并用法律形式确定了循环经济的优先顺序,即:①减少废物的产生;②资源回收利用及焚烧;③最终处置。这也说明当代经济发达国家垃圾焚烧处理的定位和作用。
  垃圾焚烧方式解决了传统的垃圾“收集——运输——填埋”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并把其工艺流程变成垃圾“收集——运输——焚烧(中间处理)——填埋”方式。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在餐厨日常生活消费垃圾中含有农药、兽药、人工食品添加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及其他有害物质,如果这些物质不经任何处理直接进入填埋场,后患无穷。另,把垃圾当做资源利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很多国家已把垃圾定为“新能源”,通过垃圾焚烧发电或回收热解,不仅回收能源,而且它属于生物质能源。总之,焚烧方式是实现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最彻底的处理方式。
  焚烧技术发展经过三个阶段
  焚烧技术作为一种以高温燃烧为手段的固体废物处置方法的应用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早期。古人类在雷电引起的森林大火中学会了熟食和把燃烧后的植物灰作肥料,这种刀耕火种时期的烧荒即可视为焚烧应用的一例。
  《xx》里有古代以色列人焚烧处理垃圾的记载。根据霍利·比尔介绍,约在公元前1000年,耶路撒冷的垃圾运送到基德隆河焚烧,烧完的灰烬撒在附近的墓地上或撒放在伯利恒地区。但焚烧作为一种处理生活垃圾的专用技术,其发展历史和其他垃圾处理方法相比短得多,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
  萌芽阶段是从19世纪80年xx始到20世纪初。1874年和1885年,英国诺丁汉和美国纽约先后建造了处理生活垃圾的焚烧炉。1896年和1898年,德国汉堡和法国巴黎先后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开始了生活垃圾焚烧技术的工程应用。其中汉堡垃圾焚烧厂被誉为世界上{dy}座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厂,由于技术原始和垃圾中可燃物的比例低,在焚烧过程中产生的浓烟和臭味对环境的二次污染相当严重,直到20世纪60年代垃圾焚烧并没有成为主要的垃圾处理方法。
  但在此期间,垃圾焚烧技术得到了相当的改变,其炉排、炉膛等方面的技术逐渐有了现在的形式。德国威斯巴登市于1902年建造了{dy}座立式焚烧炉,此后在欧洲各国又出现各种改进型的立式焚烧炉。与此同时,随着燃煤技术的发展,焚烧炉从固定炉排到机械炉排,从自然通风到机械通风,人们先后开发和应用了阶梯式炉排、倾斜炉排和链条炉排以及回转式垃圾焚烧炉。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末,生活垃圾焚烧技术进入发展阶段。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城市生活垃圾产量也快速递增,原来的垃圾填埋场已经饱和,垃圾焚烧减量化水平高的优势重新得到了高度重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烟气处理技术和焚烧设备高新技术的发展,促进垃圾焚烧技术进入成熟阶段,能源危机引起人们对垃圾能量的兴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中可燃物、易燃物的含量大幅度增长,这就提高了生活垃圾的热值,为这些国家应用和发展生活垃圾焚烧技术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一时期垃圾焚烧技术主要以炉排炉、流化床和旋转窑式焚烧炉为代表。
  焚烧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方式。在资源相对紧张的日本、瑞士、卢森堡和新加坡等国焚烧的比例都已经超过了填埋。
  德国施万多夫垃圾焚烧厂
  垃圾焚烧技术的发展也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由落后向先进演化的。焚烧炉技术发展到现阶段,炉型已从单一炉向多样化方向发展,炉型种类繁多,如机械炉排式焚烧炉已从过去的固定式焚烧炉发展成为移动式焚烧炉,移动方向多种多样,有逆动式、往复式、滚动式等。燃烧时间也由间歇式发展成为半连续式及全连续式运转。{zd0}炉的处理能力为1200t/d。原始的焚烧炉不配备防治二次污染设备,现代化垃圾焚烧设备防治二次污染的能力大大提高,技术已经很完善,如采用干、湿式净烟设备,脱硫设备,袋式除尘设备及残渣的固化设备等,有效防治了二次污染的发生。近年来,有害气体中呋喃、二噁英等的防治技术也有了新的突破。焚烧设备的运行管理也从过去的人工方式、半机械化方式发展成为机械化方式、全自动化方式,以及目前的全电脑化控制方式,整个焚烧过程包括进料、燃烧、除尘、排渣、测试等工序全部由微机自动控制。焚烧设施也由过去的公益性设施发展为具有发电、供热、区域性供暖制冷等能力的效益型设施。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焚烧设备经过一代代的创新,已从原来的落后状态发展成为运用高科技手段的新一代垃圾焚烧设备。
  垃圾焚烧应用现状
  焚烧法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已有100多年历史,但出现有控制的焚烧(烟气处理、余热利用等)只是近几十年的事。目前,研究方向主要是提高垃圾焚烧发电效率。垃圾焚烧产生大量潜在的能源,回收发电是其资源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发达国家利用垃圾焚烧发电的比例逐步提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的不断提高,各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都以焚烧为主。其中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处于{lx1}地位。
  美国经济发达,生活水平高,垃圾数量大,垃圾成分中可再生利用比例极高。美国已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从填埋转向焚烧,甚至花费重金将填埋场垃圾挖出重新处理。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政府投资70亿美元,兴建了90座焚烧厂,年总处理能力3000万t。目前{zd0}的垃圾发电厂已经在底特律市建造,日处理垃圾量4000t,发电量65MW。34个州的地方政府从1985年起,在15年内投资150亿美元兴建城市垃圾能源化工厂,并可望从中收益40亿美元。目前,美国已建大中型垃圾焚烧制能厂402座。
  丹麦垃圾焚烧厂
  日本产生的垃圾数量很大,1994年达5000万t,人均日产生垃圾1.1kg以上。目前日本是世界上拥有垃圾焚烧厂最多的国家,至1996年全国有垃圾焚烧厂1854座,大城市的垃圾焚烧厂规模都在600t/d以上,并带有发电设备,全国垃圾焚烧处理总量为5.2万t,占垃圾总量的73%。如东京都市有13座垃圾焚烧厂,1984年共发电3亿多度,收入11亿日元以上,同时还为小区供热及居民福利设施提供热水。
  德国每年产生垃圾近3000万t,垃圾问题很突出。德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垃圾焚烧技术研究开发的国家。目前已有50余套从垃圾提取能量的装置及10多家垃圾发电厂,并且用于热电联产,有效地对城市进行供暖或提供工业用蒸汽。1965年xx德国垃圾焚烧炉只有7台,年处理垃圾71.8万t,可供总人口14%的居民用电,至1985年,焚烧炉已增至46台,年处理垃圾800万t以上,占垃圾总数的30%,可供总人口34%的居民用电。柏林、汉堡、慕尼黑等大型城市中,民用电的10%--17%来自垃圾焚烧。1995年德国垃圾焚烧炉达67台,受益人口的比例增加到50%。
  到1996年,法国共有垃圾焚烧炉约300台,可处理城市垃圾的40%以上。巴黎有4座垃圾焚烧厂,年处理量170万t,占全市垃圾总量的90%,回收的能量相当于20万t石油,供蒸汽量占巴黎市供热公司总量的1/3。
编辑:鹿港 来源: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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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人-祈福新村业主论坛 - 『垃圾焚烧&辐照中心』 - 世界各地垃圾焚烧之现状 
       
楼主 发表于: 2009-11-03 
       国际环保机构有关人士指出:“亚洲各发展中国家都收到各种兴建垃圾焚化炉的建议书。西方国家的环保意识强,迫使焚化炉公司转移到亚洲市场,售卖过时的科技产品。焚化炉公司的推销员会列出哪些先进国家也用焚化炉,其实许多国家正把它们逐渐关闭。”
   2007年,欧盟立法者以罕见的一致否决了欧盟委员会企图将垃圾焚烧划分为“能源再生”产业的决定。欧盟立法者规定,到2020年,欧盟国 家50%的生活垃圾和70%的建筑垃圾都应该得到回收再利用,而不是填埋和焚烧。
   自2007年至今,德、英、丹、荷、挪等国终于相继作出了新决策,不再新建可燃废物与城市垃圾填埋场和焚烧炉厂;
   美国垃圾历史专家马丁-麦乐西(Martin Melosi)在一篇论文中给出了关于焚烧历史的三点结论:
  一、焚烧厂始终无法达到环保要求;
  二、焚烧厂提供的服务只能满足特定的需要;
  三、总的来说,焚烧产生的副产品始终无法和它们的副作用相比。
  一篇有关日本垃圾焚烧引发灾难的报道.内容是在垃圾焚烧地区的癌症人群比以前爆增...政府一时找不到原因,最终在日常生活中的大米,蔬菜,水果中找到了至癌物质....最终结果是垃圾焚烧后的粉尘通过烟囱排放,.然后垃圾燃烧后的粉尘附着在土壤中,土壤培植的农作物因此携带至癌物.如此给食用的人群带来灾难......
   早在1985年美国就有超过137座垃圾焚烧炉兴建计划被取消;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区52个焚化炉结束运作;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了《焚烧炉禁建令》;日本到2000年7月已有4600座垃圾焚烧设施被停止使用;垃圾问题极为严重的菲律宾,也于1999年通过《净化空气法则》禁止建设垃圾焚烧设施。
  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说我们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弯路了。
  赵章元认为,这样的信息在国内则被许多人忽略了。他回忆2007年11月北京市政府环保局主持召开的“国内知名专家学术研讨会”上对垃圾焚烧问题的讨论:“阵线分明,表演十分形象化。利益集团(包括一些院校研究者)宁可把垃圾焚烧说成‘无任何污染’,当地居民是‘瞎捣乱’。”
  这位老专家认为:中国正在接受一个夕阳产业的兜售,却把它拿来作为自己的朝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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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生活垃圾焚烧认识存在的四大误区(图)2010年01月06日 13:16   来源:千龙网  
    “垃圾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一个单一的技术都不可能xx解决一个城市垃圾问题,而且垃圾处理技术也没有{zh0},只有是不是最适合。”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院长徐文龙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公众对生活垃圾焚烧认识存在四大误区。
    “一个城市的垃圾处理应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多种技术进行集成优化,这才是发展方向。”徐文龙说,目前北京垃圾处理还是单一模式,占用大量的土地,而且总体看是不可持续的,所以选择新的技术是一个必由之路。到底是焚烧还是其他更好的技术?目前来看,焚烧还是公认的世界上{zh0}的技术,我想不排除新技术的出现,但是目前,北京应该要走多种技术合理集成的发展模式。
    误区之一:国外的垃圾焚烧厂很多都关闭了
    回答:不是   
    统计欧洲主要国家垃圾情况来看,整个欧洲有423座焚烧厂,人均焚烧量约为0.25千克/日。从这几年来看,欧洲垃圾焚烧处理量是在不断增加,当然焚烧厂也在增加,但是因为欧洲人口相对比较稳定,垃圾量的产生相对稳定,基本保持增长。
    美国的情况相对特殊一点,因为美国土地广阔一点,垃圾处理目前是以填埋为主,焚烧在全国也保持了14%的处理率。美国并不是在关闭焚烧厂,而是通过更高的环保标准来改造旧的焚烧厂,并保持了焚烧处理比例。美国有87座焚烧处理场,分别在26个州。2007年,焚烧炉共220台,总规模93943吨/日。美国的焚烧处理能力是中国的2倍,集中在东北部经济发达地区。
    就日本情况来看,日本是全世界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发展比较快的,日本全国垃圾焚烧率保持在75%的水平,垃圾基本上首先焚烧,不能处理的垃圾再进入填埋场,这已经?有十几年的发展历史。从东京来看,大东京地区有23座垃圾焚烧厂,东京最漂亮的烟囱都是垃圾焚烧厂。目前只有一座焚烧场(世田谷法清扫工场)因为有30年历史正在进行维护改造,其他的都在正常运营。
     误区之二:中国的焚烧技术落后
    回答:不是
    我们国家垃圾焚烧技术是万国牌的技术,目前全世界{zxj}垃圾焚烧技术都已经?进入中国。就焚烧炉的情况看,德国马丁和日本三菱合作开发的技术最早进入中国,目前有相当多的实践,如深圳、广州;日本田熊公司开发的SN型的焚烧炉,在国内也有相当多的应用,如北京、天津;欧洲西格斯焚烧技术也进入中国,应用在苏州、深圳;日本的日立造船焚烧炉应用在成都;日本JFE焚烧炉应用在青岛等等。应该说全世界各类焚烧技术在中国几乎都有应用。目前阿尔斯通Sity2000型焚烧技术的已实现国产化,应用在重庆、福州等地。同时,我们国内也自己研发了一些国产化的焚烧技术,如二段式焚烧技术等。
    误区之三:生活垃圾焚烧中二噁英是不可控的
    回答:不是  
    关于垃圾烟气处理,特别是二噁英的问题,实际上在中国二噁英已经被妖魔化。在全社会二噁英排放里面,垃圾焚烧厂占的总量非常低,如德国的总量是0.5克,是非常有限的,不是二噁英排放物的主要因素。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根据2007年的统计,我国焚烧厂二噁英占全社会排放量的比例只有3.3%,大量产生源不是在垃圾焚烧厂。当然,垃圾焚烧厂确实能够产生二噁英,但是所有国外先进烟气处理技术已经?进入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我国垃圾焚烧厂水平和国际是接轨的,即使产生了二噁英,从处理技术说,是可以xx或者控制在足够低水平的。目前国内包括北京市都在执行0.1纳克的标准,这是世界上{zxj}的二噁英控制标准。这个标准是根据人体耐受能力,对人体没有危害情况下反推出来的。1988年,WTO根据所取得的{zx1}毒理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对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毒性效应研究成果,规定二噁英的每日TED耐受量(TDI)1-4pg/(kg.d)。
    误区之四:国内对二噁英监测水平无法达到
    回答:能够达到   
    二噁英是可以检测的,目前采取实验室检测的方法,北京市已有两个有资质的二噁英实验室。
    通常是通过在线监测焚烧温度,一氧化碳浓度,烟气停留时间,活性碳喷射量等参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来判定二噁英是否达标排放。根据研究,一氧化碳的浓度可以作为二噁英产生的间接指标,烟气中一氧化碳浓度与二噁英的生成量有较大的相关性,当烟气中一氧化碳浓度超过一定浓度(100ppm)时,二噁英产生量会大幅度提高。所以可以通过监测一氧化碳浓度来间接监测二噁英的产生。
    为规范和提高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运行和管理水平,北京市将采用二噁英在线取样系统,以加强对二噁英排放量的控制。
(责任编辑:徐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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